最近，《人民日报》一篇“《大长今》比《甄嬛传》价值观正确”引起了各方关注。这篇文章指出“以坏抗坏”主题的《甄嬛传》，不如“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的《大长今》，是因为“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然而，文艺作品从来就不是道德的高地。无论是是卡夫卡、基耶斯洛夫斯基，还是近年国际上诺贝尔文学奖的V.S.奈保尔、赫塔•米勒，还是国际三大电影节上获奖的金基德、达内兄弟、迈克尔•哈内克，他们的作品备受世界赞誉同时，却没有几个能称得上“三观正确”。

近来国内外火爆，堪称“白宫甄嬛传”的美剧《纸牌屋》也是如此。这是在曾被英国电影学院收录进“100部最佳英国电视剧”的BBC迷你同名剧《纸牌屋》的基础上，由大卫•芬奇所翻拍的美国政治剧。剧中凯文•斯派西饰演的美国国会议员Francis Underwood由于遭“新总统的背叛”，于是通过各种冷血手段和政治伎俩对新任总统以及相关党羽进行打击报复，最终成功上位副总统。正如凯文•斯派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到的，“了解一个总统如何运用政治资本来谋取选举成功的过程是很有趣，我们这部剧就是围绕着一种道德的两难境地展开的：主角内心邪恶、手段残忍，但是这一切都行之有效，他成功了。”

最有意思的在于，这部剧完全是一部面向市场，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作品。制片方——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影视网站Netflix，在其2700万名订阅用户每天400万个评分、300万次搜索请求的“大数据”的分析上，发现了点击率非常高的是鬼才导演大卫·芬奇、男演员凯文·斯派西，而最受欢迎的电影类型是“政治惊悚”。因此将这三个最受市场欢迎的三个元素加以组合的《纸牌屋》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美国及其他40多个国家播出频率最高的电视内容，即使评论家也毫不吝啬地给予它赞美之词，称之为“是一部艾美奖水准的电视剧”。

《甄嬛传》与《纸牌屋》，同样是主角通过以恶制恶的方法获得权力，同样备受观众的欢迎，为何一个是错误价值观的示范，一个却是艾美奖水准的作品？除了主创水平的差异之外，判断二者高下的标准为何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实际上，这反映的是两个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市场开放程度上的不同。一个是严于审查，一个是更倾向于市场选择。因而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一个是基于政府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一个是基于市场需求。

虽然上面所说的评价标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但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同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标准产生机制，一个更倚重政府，一个更依靠市场。中国除了企业标准外，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到地方标准，均由政府主导制定。而美国的标准制定主要交由市场、社会，有超过600个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约5万项自愿性标准¹，标准化组织之间彼此竞争，其中20家制定了全美90％的标准²。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制定方式，其效果也千差万别：中国在对21575项现行全国标准进行全面复审时，只有少部分标准可以继续使用，而其中有近六成（56%，12049项）的标准是急需修订或应予废止的。而美国无论是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自愿性标准，还是国家标准，均很少存在不适用的问题。这是因为大量标准由需要使用标准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自愿提出，通过协商一致同意而制定后，这样反映自身利益的标准当然会得到很好的实行。而且由于政府将这样普遍适用的自愿性标准引入国家标准，因而国家标准也能够即时更新与有效执行。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用于何种行业、产业的标准，首先是要满足“标准”本质的含义要求。根据世贸组织的定义，标准是“由公认机构批准的、非强制性的，为了通用或反复使用的目的，为产品或相关加工和生产方法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殊文件”³。我们可以发现，标准制定最为重要的是要围绕“使用”，因为标准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如果不考虑使用，标准则无法实施，更无法被广泛推行。

而谁最清楚使用者的需要？什么是标准的使用者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标准的使用者自身。因此通盘都由政府把关的标准，永远无法服务于“使用”，而最能反映“使用”所需的标准是由标准的使用者，即市场来制定。标准要服务于市场，必须首先源于市场。

市场知道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企业或团体，可以从市场竞争中了解行业与技术的变化，自主发起制定标准——虽然可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但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后，更好、更适用的标准会脱颖而出。政府也知道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标准制定，仅在安全、健康、环保、通用等基础领域，维护公共利益。市场和政府最好的选择下，标准也是从现实通向最好选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