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今年十月星巴克很火。前有《第一财经日报》的连续炮轰，后有央视的高声讨伐，星巴克“暴利门”一时迅速跃居十月最热门的新闻事件之一。将事件推向高潮的是在10月20日，央视在名为“星巴克咖啡中国市场高价”的18分钟的专题报道中，记者对比了北京、伦敦、纽约、孟买的星巴克同款拿铁咖啡的价格后，得出北京的星巴克在全球的定价最贵，甚至比物价高企的伦敦还贵，星巴克通过价格歧视中国人。
    这似乎有些悲凉，来华赚个钵满盆满的美国公司，居然连普普通通一小杯咖啡上，都要对中国设置价格歧视。更为悲哀的是，央视这样苦口婆心，甚至出动全球记者站的资源，所换来的报道，人们似乎也不领情，不仅认为央视对星巴克价格的报道有些“无聊”，不如谈谈其他刚需产品的高价。最悲情的是，不仅中国其他媒体，还是外国媒体，纷纷指责这样的报道既没有经济学常识，而且选择性报道，失去了新闻媒体的诚信底线，甚至被嘲弄为“China’s silly war on Starbucks”。
    顺着央视的话往下说，星巴克有这个权利这么贵吗？其实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除了企业本身，政府和媒体都不能擅自干涉其商品定价的高低，企业也都没有任何理由，随意得将其产品价格定得过高或过低，因为消费者会根据价格对对应的质量进行自由选择是否消费该价格水平的商品。所以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一意孤行的卖高价，罔顾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价格和质量的认可。如果星巴克不顾消费者的认可，将价格定到高得离谱，中国的消费者都觉得价格贵了，不去星巴克消费，那么损失的还是星巴克自己。除了星巴克，中国还有其他咖啡馆，如果相对星巴克咖啡价格，其质量差得离谱，那么也不会有消费者非要持续地去那里消费。所以企业有企业定价的自由，消费者也有消费者选择的自由，要实现高价必须要有高质作支撑。
    在媒体对星巴克价格口诛笔伐的，除了价格高之外，还有利润高（所以推导出“暴利”，就表现在星巴克2013年第二财季报告上，星巴克中国/亚太地区营业利润率为32%，而美洲区为21.1%，欧洲等地为1.9%。实际上，这只能说明，星巴克在中国/亚太地区的品牌形象建设的更好，在在中国/亚太地区市场相较于同类产品质量更好。这很容易了解，在遍地咖啡馆的欧美，人们不仅不把星巴克当成一种特殊饮品来消费，而且当成一种快速没有多大文化沉淀的连锁品牌来消费。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在街上很难找到大量明亮宽敞，口味有点保障的咖啡馆，所以星巴克能在中国受到更多追捧，作为一种带点小资情调的品牌被认可。所以，即使投入同样的咖啡豆，能推高星巴克利润的背后，是全球不同区域市场上所表现的质量竞争力。
    而且，难道价格只能大致相等才不是双重标准不是歧视性定价？如果非要如此坚持，那么大家只能回到计划经济国家定价的老路。这样对消费者而言是件好事吗？如果大家都需要凭着咖啡券消费咖啡，每月限量一杯，如果想多喝一杯，得从其他物资上压缩，用粮票、肉票换取，答案不言而喻。计划经济看似实现了分配的公正，实际上所形成的是用统一的价值观进行调配资源，个人不能选择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企业也没法选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实际上在剥夺了个人自由，如果个人没法根据自己劳动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获得报酬，而是根据认真程度、努力程度或者动机，请问谁能知道A咖啡馆好好做咖啡的动机是否高于B咖啡馆，所以计划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就在于此。
    更进一步说，星巴克能在同等投入下，获得更大的销量与利润，是企业的增长更有质量的表现。卡马耶夫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中提出“只从增加产量的观点来评价生产的发展是不够的。极为重要的是…算出用什么样的代价取得这一增加额…它有多少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满足了社会需要”。如果企业能在同样要素投入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且满足了社会需要，这不就是有质量的增长吗？当然这是企业的增长质量。但如果将这样的企业增长模式复制，全中国有更多的企业能减少投入或维持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质量的产出，乃至获得更大的市场认可，那么从宏观上而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也会相应大幅提升。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在关心脚下的事时，我们还需要适时抬头仰望星空进行思考，这样才能将谣言止于人民有知。来星巴克，我们一起仰望星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