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在中国和境外其他地区待过，就会深深感受到一个巨大差异：那就是在中国要办一件事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无论是获得一张驾照，还是买一瓶放心又高品质的牛奶，大家一开始要花费大量的信息搜索成本，确定大致目标后，往往还难以验证自己的选择与自己搜索的信息是否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仅活得很累，而且怨气很大，怨企业没有诚信，怨政府不作为。
    企业和政府其实也很冤屈。
    企业明明是按照政府规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的生产、采购、销售的，无不违法。为了获得更高销量，企业在政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消费者需求，生产较高品质的产品。并把这些鲜明特色优势，印在包装上或写进宣传语里。
    政府也可谓尽了最大努力。除了每年花费大量经费，组织全国各行业专家制定一系列政府标准。而且设立各级检测机构，对监督抽查的样品进行检测，希望以此提高标准的执行效率。而且随着消费者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断修改更新标准。
    既然企业和政府这么很努力，消费者认可吗？
    答案是否定的。今年夏天，在和不同年龄段、职业的消费者一对一的访谈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消费者现在也很苦恼。要选择更高品质的商品，但难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依据。几乎我采访的所有消费者都告诉我，自己选择买什么根本没法依据标准，主要是靠品牌以及亲朋好友的推荐。其中一位普通消费者一句话，清醒地概况了消费者的困境：“什么是高标准的产品？现在中国都是按政府的标准生产，不存在高标准的产品。”
    这种困境，不仅发生在消费时，而且也发生在出现质量问题要维权时。没有反映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的真实状况的明确标识，消费者无法依据此维权。这也是为何中国消费者维权如此之难，如此少人愿意维权的原因所在。
    企业、政府、消费者三者之所以陷在这种困局中，是因为缺乏好的制度安排。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消费者追求更高品质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政府现在的做法是提高政府标准，但同时面临的是由于经济效率不高，导致标准难以执行。比如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标准，小型车辆驾驶员培训按照规模分为一、二、三级，规模最小的三级驾校教练场地面积最低都要求达到1万平方米，单车道总长度最低要达到1公里，教练车至少要达到20台。这两项在今年年底前需要执行的标准，对于绝大多数驾校而言，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进行场地设施的提升。同时，各地根据物价局的最高限价，学车费用不得超过一定金额。在这两方面作用下，滋生了更大的“隐性收费”空间，无论是标准还是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可想而知。
    我们可以看到，由政府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是难以实现的，而且有悖社会公平。然而，企业追求创造更高品质，但没有一定依据，又会陷入不诚信和虚假宣传的陷阱之中。所以，改变政府监管“追求无限”的目标，由企业根据消费者需求创造高于政府标准的产品服务，同时通过易于识别的标识，以及第三方机构可靠的认证，实现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者的共赢。
    政府在监管上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对基本通用的领域进行规范。除此之外的领域，交给市场。由企业去考虑需要多少成本，追求的高品质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承认在一定时间限制内，追求更好的空间是受到现实条件的局限的，才会为消费者创造安全、满意又愿意支付价格的产品，从而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秩序。
    承认事物的局限性，一定程度地向现实条件妥协，这说起来好像很丧气，但这才是理性的开始，走向更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