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r（1990）曾提出，通过长期、持续的的投资，政府能够塑造一个行业在传统优势（人力资本、固定资产和货币资本资源）之外的比较优势。通过在基础设施和核心经济部门精确计算与计划过的投资，政府可以提升这些领域的自然禀赋并将其发展，针对资本市场和教育的政策能够影响要素市场状况，还能通过规制和大规模采购影响买方的需求和生产商的战略，因而政府能够改善和引导国家优势。

Porter的分析是建立在公司战略的独特视角上，同时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公司（而不是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根据Porter的理论，国际上成功的企业会将其每一个业务配置到最能提升其绩效的国家，即使所有的生产线都在同一个国家，这一企业也会享受该国产业集聚的红利。尽管企业能获得短期的收益，政府补贴还是会损害真实的竞争优势（Porter，1990）。补贴推迟了行业调整与创新，多数补贴还伴随着明确或隐性的约束，比如工厂选址、雇工等。持续的补贴使激励措施变得迟钝并形成依赖态度，企业经理们会专注于不断获取补贴而不是创造企业真实的竞争优势，被补贴的行业也会宣传它们的非竞争性而使得其他企业也来寻求补贴。

Porter认为税收比补贴更能用于产业升级，因为税收激励迫使企业寻找能获得经济收益的项目。当补贴金额只占企业成本的较小部分，且政府用补贴作为企业行为的信号时，直接补贴同样可能提供更多的经济收益。

除了更高水平的产出，国家可以通过高工资行业的低产出来获得居民更高的生活水平，有些经济学家提出鼓励对高增加值产品或高收入行业进行补贴，因为这些产品的增长会引致资源（包括劳动力）从低工资行业向高工资行业转移（Katz and Summers，1989）。这一论述的前提是，在开放经济中，被补贴的高工资、高增加值产品的国际价格越高，补贴的边际福利越大。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业化国家不能与墨西哥、中国和印度在低工资产品的领域竞争，更具有战略性的行业政策应当将补贴从低收入行业转向更具有竞争力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