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到2012年，我国决策者逐步建立了一个经济体系，以确保市场力量主要服务于国家的发展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决策者仔细研究了韩国和日本的大型本土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发展，这些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这些经验支持了战略性产业的补贴政策。在北京召开的政策讨论提到了国家在韩国和日本大企业的培育作用（Thun，1994）。正如时任副总理吴邦国1998年所说：“实际上，国际经济对抗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公司或集团，就可以保证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地位。例如，美国依靠通用汽车，波音，杜邦和其他一些跨国集团，日本依赖六大企业集团，韩国依赖十大商业集团。现在和下个世纪，我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将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国家的大型企业和集团的地位（引自Nolan，2001）”。韩国决策者也参加了北京的研讨，解释了韩国政府如何促进大公司的发展（见机械部，1994）。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结论是，通过对目标企业支持低利率贷款、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对进口设备的关税免税，它们可以提升国家在新经济秩序的利益（Thun，2004）。
    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使我国企业失去许多客户时，补贴也是当时重要的政策工具（Bremmer，2010）。2008年11月，中央政府采用5860亿美元资金来补贴出口企业的生存，防止工厂倒闭，并尽量减少失业农民工引发骚乱的风险（Komesaroff，2009），2009年中央政府再增加190亿美元用于补贴出口和工厂。尽管有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Krugman，2010），政府当时还是压低了人货币的价值以刺激出口，以及增加用来在全球进行收购的外汇储备。其中许多收购都用于获得政府补贴所需要长期用到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和其他商品的长期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