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曾说“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同样地，要了解中国的质量也必须要了解中国农村的质量。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质量安全问题不断爆发，而农村质量问题又尤其面临挑战，其不仅表现为产品质量普遍较低，而且在环境质量也面临日益恶化的趋势。近几年来，在已经发生的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中，受到伤害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区域。

最较早前的山西朔州毒酒案，通报的死亡三十几人中，几乎全部为当地贫困农民；几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中，不管是死亡还是受伤的患儿中，大部分都是农村患儿；而今年被媒体所曝光的“毒胶囊”，其生产和流通都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地区；近些年来，我国推行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政策使得农村家电和汽车消费大量增长，但是下乡产品多次被曝光质量低下，其中不乏一些大的品牌。农村基本生产资料诸如农药、化肥、种子等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经常让一些农民处于破产的境地。

在我们的农村中，山青水绿的田园景象已经在渐渐消失，随着工业布局从城市向农村地区的扩散和转移，农村环境日益受到侵蚀，据环保部《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村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的村庄占18.1%；农村地表水为轻度污染；农村土壤样品超标率为21.5%。

从以上事实都可以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实际上暴露在更大的质量安全风险之下，而得到的质量监管与质量公共服务却处于边缘。农村公共服务比城市要差是我国的一个历史性问题，但基础教育、道路、医疗等公共服务至少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之下，而农村质量公共服务几乎是空白的，却很少有关注农村质量的声音。农民在质量安全问题上既缺少关注更缺少话语权，媒体的聚光灯很少地为农村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挖掘与报道；既缺乏基本的质量安全方面的知识，又没有能力为质量问题进行自身的维权。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宏观质量管理的体制中，随着质量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总体上加强了对质量安全领域的监管与控制，但是仍然不断有新的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与我们实际上缺乏对农村地区质量问题的控制是有关的。质量安全的治理无非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的共同治理，在我国城市地区，信息较为发达、产品市场日益形成，一些不良产品一旦出现在市场上很快可以得到市场的反应，较晚形成质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较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而在农村地区，信息较为闭塞，市场不完善，在政府日益加强的生产许可和监管的背景下，很多不法企业——有的为了规避政府的管制，有的纯粹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而造假，正在向农村地区转移，随之质量安全风险也在向农村地区转移。因此，为了改变我国质量安全现状，应该重视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差异，在城市地区可以更多地重视构建市场竞争的机制，减少政府规制，而在农村地区应更多地加强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和服务。我国在农村发展中的历史欠账太多，而质量的公共服务是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部分，事关农民生存与基本生活的质量安全问题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当然，提高农民收入，以改善农民对质量的选择权是改善农村质量的一个基本路径，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期内，能够为我国农村质量提升的政策措施，就是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质量公共投入，例如质量行政和服务机构的下移，对农民的质量知识宣传与教育、对农民的质量权益救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