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事件触动了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一位叫刘红卫的农民工在郑州市一个天桥下露宿二十天忍受病痛和饥饿,最后离开人世。一时间舆论哗然,对政府无为的谴责,对社会冷漠的义愤,接踵而来,可是这一切似乎都来得有点晚,如果社会对刘红卫的关注能够在他生前到来,也许惨剧就不会发生。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社会没有向他伸出援手,最终只能选择在贫病中死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弱者,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发展就是要让弱者也能得到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对任何人在他面临困难的时候不加区分地对他进行帮助。如果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其结果必然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保障的就是弱者的权利。
在我国当今社会中,最大的弱者群体就是农民,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得到的仅仅是微薄的报酬,他们没有城市人所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没有医疗保障,子女不能在正规的城市学校就读。因此,当他们没有钱吃饭时,只能选择挨饿,当他们交不起学费时只能让子女辍学,当他们没有地方住时只能选择露宿,当他们没有钱治病时只能选择等死……如此种种,无不让人扼腕叹息,难道这是社会不应正视这些问题吗?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要看最好的有多好,还要看最差的有多差,只有发展的底线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才能真正的进步。而保障底线的发展需要弱者情怀,因为保障底线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所谓弱者情怀,就是要在社会的公共投入中主要向弱者倾斜,把关注的焦点更多地转向社会的弱者。
由此我联想到我国的质量工作,同样也需要弱者情怀,那就是要把更多的投入向弱者倾斜。质量本身具有很强的市场属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较高的价格能够代表较高的质量水平,厂商也以更高的价格作为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的激励,一个完善的市场可以用价格信号来对质量进行区分。但是由于消费者进入市场时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以买得起高质量产品,有的仅能买最低质量产品,那么最低质量的产品如果不加监管就有可能是一些对人造成伤害的产品。含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其在农村市场上的价格仅仅是18元,据统计如果按正常原料加工生产连成本都不够,但仍有大量低收入的农村家庭购买这一产品,原因很简单,他们买不起价格更高的高质量的奶粉。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没钱就应该受伤害吗?这正是我们的质量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问题。
质量安全就是维护社会的最底线,任何一个产品不应对人造成伤害,因此质量安全工作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社会保障的意义,也同样需要弱者情怀,因为在大多数时候,购买对人造成伤害的产品往往是那些收入低下的社会弱者。这些社会的弱者,往往没有地方发表他们的声音,在受到伤害时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表面上看,农民购买低质奶粉是一种自愿的市场选择行为,是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但是他们在进入市场时就是不平等的,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对弱者极不公平的市场交易结果,市场公平交易的一个前提是消费者有选择权。因为他们的禀赋太差而只能选择价格较低的产品,此时如果没有任何外在的屏障来保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成本以在极低的价格中谋取利润。所以弱者需要特别的保护,政府就是要通过公共投入来尽可能地减少弱者所遭受的质量安全风险,而这一投入的成本是不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的。试想,如果政府能够早日地将三鹿奶粉可能造成婴儿肾结石的信息公之于众,我想农民再穷也不会拿孩子的生命来冒险;如果政府能较早地对三鹿奶粉进行查处,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患儿受影响。可是这一切都是如果,在这一事件中仅政府统计的患儿就达1329之多,有两婴儿因此而失去生命,他们大多数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企业为此设立的赔偿基金高达10亿元,最后不管是谁都承担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可见当弱者缺乏救济的时候,也往往是悲剧发生的时候。
如果说质量安全是一种保护弱者权利的行为,其就具有了极强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那么它就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买单,将其当成面向全社会所有公民——不论贫富——所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因为社会的弱者面对低质的甚至可能造成其人身伤害的产品,没有选择的空间,而当他没有选择时就只能选择冒险。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伦理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自由的扩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享有健康的身体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证社会底层的人们所购买的商品的质量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他们健康权的剥夺。当他们面对所有商品,只能选择价格最低的那一类时,社会有义务保证它是安全的。我们的农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已经处于极端悲惨的境地,我们再没有理由任由低劣的产品来伤害他们的生命。我们的监管者和企业能否在看到一个不全法产品流入市场时,就会想到有多少已经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将受到伤害,有多少鲜活的、本应平等地享有健康的生灵将受到侵蚀?我们能否真正拥有这样一种弱者情怀呢?
质量的发展确实需要市场化的竞争,而质量安全的维护则更需要的是社会的弱者情怀,我们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同时更需要安全的产品。对于任何社会的弱者,当他为了生存却买不起时,需要有政府的最低保障来提供;当他买得起时,社会同样要保障它至少必须是安全的。质量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对弱者进行反哺的一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