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中国质量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那就是一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偏离了优质价的质量选择机制。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年来人们对于洋奶粉的热捧，即使恒天然事件发生后对于洋奶粉的质量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消费者的注意，但是对于洋奶粉的热度仍然没有降低多少，大部分人愿意去花高价格购买，但事实表明花费了高价格却并不一定购买到好的商品。同时，也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认为我国的消费者中存在着一种心理就是又希望获得好的质量却不愿意付出高价格，即希望“优质低价”，这主要是对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而言。与国外的消费者相比，我国的消费者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上问题，但是是否就可以简单地认为我国消费者是不理性的呢？
    通过对一些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我认为“中国消费者不理性”的结论是不够客观的。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当然希望花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到尽可能高的主观满足，也就是实现尽可能高的质量，这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不管收入水平是高还是低，人们都会在自己可选择的预算约束内购买最高的质量满足。但是又怎么解释社会中频繁出现的高价得到低质，或者低价求高质的行为或者心理呢？任何的行为选择都是基于一定的环境约束。我们看到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非常挑剔，不仅对质量的要求很高，而且总是希望在一定的质量水平下花费最低的价格。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并不是他们天生的更聪明，或者有更高的质量意识，而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他们有很多的手段去发现这些质量信息。例如德国的商品检验基金会发行的一本测试杂志，几乎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知道，而像这样的杂志在德国有100多家，这些杂志提供的就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之下不同品牌产品的质量体验性如何。美国更是如此，类似于《消费者报告》这样的商品比较杂志向消费者提供了非常丰富各类品牌的质量信息。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获得较丰富的商品质量信息，当然可以对商品百般挑剔。我国目前来说，这方面的信息还非常缺乏，质量的信息供给主体比较单一，真正由市场的和社会主体所提供的专业化质量信息少得可怜，政府所提供的质量信息主要是基于国家标准的检验结果，这一类信息一方面是提供的数量不可能很多，另一方面单一的安全性检验根本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质量需求。在这样的质量信息环境下，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质量识别往往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盲目地相信洋品牌，对价格几乎没有敏感性；另一个就是盲目地追求低价格，对产品的质量缺乏基本的信任。
    试想，如果我们的国产奶粉和洋奶粉品牌也能够像德国商品检验基金会这样严肃的商品比较实验结果，让消费者知道每一个产品的客观属性指标以及消费者的评价指标，以及价格水平等信息，我想对于洋品牌的这种几近盲目的追求也就会下降。
    另据最新的最新质量观测数据显示，消费者在对自己的质量素质评价中，对质量意识的评价非常高，已经接近了70分，而对于自己的质量知识与质量行为能力的评价仅刚刚超出60分，可以说人们对于质量有很高的需求和意识，但是对于实现这样一种质量要求的手段和能力却非常贫乏。这也证明了，我国的消费者并不是不理性的，更不能说中国的消费者不注重质量，真正制约人们消费者行为的是社会的质量信息的传递。价格真正地发挥对质量的信号功能，是以质量的信息比较充分为前提的。如果一味地指责消费者不理性或者素质不高，往往是对问题不负责任的，我们的调查恰恰表明，消费者的质量意识与支撑质量意识的行为之间的鸿沟，需要更的社会建设，特别是质量信息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