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与调结构”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根本性指导思想，有别于前面几个五年计划的设计。但是“转模式、调结构”并不是当下才提出的，可以说已经喊了很多年，但实际上并没有变化多少，除了少数的样本项目，绝大多数地方的项目依旧是传统轨道上跑的车。例如，在当下钢铁产能过剩，国际钢材价格低迷，悲观情绪弥漫的环境下，湛江市因拿到钢铁项目的批文而欣喜不已。这多少感觉有些讽刺。
        一个经济体无法从原本熟悉的经济增长模式上迅速转换轨道，跑到另一种模式去，这需要一个过程，对此各方毫无争议。但问题在于，我们的驱动力在哪里，以及提“多高的要求”。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的发展道路，18世纪中后期，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中叶，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三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在这高速发展的大潮流中，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衰落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强盛了？
        Nathan Rosenberg和Luther Birdzell,Jr. 在1986年出版的《西方是怎样致富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转型》一书中，就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技术创新与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积累，都是经济增长的表象，但不能解释经济增长。保证西方经济增长的是其制度建设和对政治干预的排除。具体而言，确保私人产权，自由从事商业活动，根据市场安排确定价格，企业成为经营主体和创新主体等等，这些都是保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特色。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越西欧强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方面，跟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在扮演跟踪和学习的角色。David Mowery和Nathan Rosenberg在1998年出版的《创新之路：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迁》一书中，总结了美国在上一世纪技术变迁的原因与结果，描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在这个期间，美国无论在科学研究上还是在技术发明上，与欧洲相比，还是个跟随者、学习者和借鉴者的角色。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才得以确立。借鉴、学习、跟踪和改进技术的过程，也是美国寻求并确立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的过程。Chalmers Ashby Johnson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一书中通过通产省成立的历史、人员构成、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角度，描绘了一个经济起步较晚、资源相对贫乏的日本何以能够从一个农业岛国飞跃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的原因。“倾斜生产方式”的制度建设，是日本从战败到经济复苏的重要制度建设。战败后第三年1948年日本即出现了初步的经济好转迹象。
        欧盟、美国、日本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转型与调整结构，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尤其是美国的发展历程与制度建设。当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跟踪和学习的地位。那么主要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建设与机制设计上。因此，我想为完成“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转模式与调结构这一目标，最根本的驱动力应该是制度建设问题。对于具体的制度建设问题，在随后的随笔中，我会以个案的形式做一些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