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我国政府确定改革开放的大战略，随后通过盘活土地、资本以及人口三大经济要素而驱动中国经济实现了近3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其本质就是发挥了中国劳动力人口多与劳动力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与地位，也就是“人口红利”。但根据边际递减规律可知，中国“人口红利”最终必然不断递减趋向于零。虽然，2015年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经过比较研究得到结论，如果把美国的制造业综合成本设定为100分的话，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为96分，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依然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中国的“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对内而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不断的升级，从模仿型、排浪型的消费转向了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这一点从中国的耐用品市场完全区域饱和就可以看出。同时中国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在不断的升级，这一点从中国海外高端消费的市场表现就可以看出，从2010年的54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2150亿美元。每到中国的节假日新闻媒体不断爆出国人在外爆买的新闻。根本原因就是消费者不满足于基本的需求，希望有更高级的体验！这些体验来自于，更加便捷，更加有质感的产品。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不在期待低价，反而敏感于有特点，有差异的产品。消费升级不是单纯的涨价，而是一种服务和产品的全面提高。所以，为了将国人的购买了固定在我国内部，那就必须进行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变革。质量变革并不是通常我们认为的产品固有性能的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符合要求性。举例而言，目前我国的程控电话生产能力与生产技术都是全世界排在首位的，但是国内的需求几乎为零，这完全属于高端的无效供给。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质量升级就是把原来产品的固有性能做的更好，而应该是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适应性的提升。对外而言，中国面临着美国、德国等老牌工业化话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的压力，同时还承受了南美、东南亚州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冲击的压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技术的成熟，未来发达国家工厂中充斥着高端的智能设备。到那时其综合制造业成本将远低于现在的综合成本，加上其本身的质量能力，中国想在这种背景下继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必须转向“质量创新”，发挥“质量红利”才能维持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

    对于创新而言，相较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质量创新更为简单。对于质量的理解，我们必须实现跨越，不能依然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即不断地提升产品固有性能，如果我们坚持这个思路工作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政策、标准、体制机制都围绕这个思路展开，那就完成不了质量创新。对于质量的认识必须进入的第二个阶段，那就符合性的匹配度更高才好。这不仅仅包含固有性能问题，更包含了符合性问题。例如，中国95后已经成为我国消费的主力军，但是他本身并不是政策、标准与体制机制等质量工具建设的主力军。就导致质量工具建设的主力军与消费主力军的错位事实，而质量工具建设的主力军如果仍然沿袭以往对质量的认知的话，就会忽略消费主力军的需求，必然导致质量创新的错位。因此要发挥创新要素的潜力，必须对质量的认知实现跨越，才能迎来质量红利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