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决定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及建议
　　建设科技平台 会聚学科力量 提高研究型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
　　以国家目标为己任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挂上跑鞋出发——读《谁动了我的奶酪？》有感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决定
　　孟二冬同志，男，现年48岁，中共党员，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树立人生理想，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高尚人格的楷模，被北京大学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教师标兵”荣誉称号。孟二冬同志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出版了多部重要论著。他历时七年，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2004年，他还荣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2004年3月，孟二冬同志主动要求参加了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教学工作。他非常珍惜支教的时间，努力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奉献给石河子大学的师生们。在到石河子大学的第二周，他就出现严重的嗓子喑哑症状，尽管每天打针、吃药，他仍坚持上课。随着声音越来越微弱，他不得不在课堂上用起麦克风。校领导和老师们多次劝他休息，但他都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在师生们的再三要求下，他来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根据病情作出了“禁声”的医嘱，但他第二天又强忍病痛站在了讲台上。2004年4月26日，他在剧烈的咳嗽声中，在同学们的掌声和感动中，坚持讲完《唐代文学》最后一节课，倒在讲台上，随后经医院诊断，他已患食管恶性肿瘤。
　　孟二冬同志在石河子大学期间，除坚持为中文系2002级四个班130余名学生每周讲授10学时的必修课外，同时还为中文系教师开设了《唐代科考》选修课，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主动与中文系教师座谈，交流教学工作经验，为中文系学科建设出谋划策，圆满完成了北京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双方协议计划的支教任务。近一年来，孟二冬同志在北京接受了三次大手术，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坦然面对病痛折磨，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积极筹备让自己的研究生去石河子大学为本科生开设讲座。
　　孟二冬同志的先进模范事迹，充分体现出他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教师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堪称“为人师表、品德高尚”的典范。他的先进模范事迹，已在北京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师生中产生强烈反响，得到高度评价。为进一步彰显孟二冬同志的先进模范事迹，提高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平，教育部党组决定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活动，号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孟二冬同志学习。学习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标准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为教书育人恪尽职守、呕心沥血的精神；学习他甘于寂寞、严谨治学，为追求学术锲而不舍、求真务实的精神，学习他珍爱生活、自强不息，为克服困难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神。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孟二冬同志为榜样，自觉肩负起为中华民族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责任，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做让人民满意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组织开展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活动，要把学习孟二冬同志的先进事迹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教书育人能力，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
　　 中共教育部党组
　　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及建议
　　
　　侯光明
　　
　　[摘要] 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在政府的计划、调控管理之下的进程，因而公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规模和速度问题、质量政策问题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公共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基本上是自发的，政府干预较少；而中国的大众化进程是在政府的计划、调控管理之下的进程，因而公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将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几个主要的政策性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制度背景下，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能够产生共生效应的基本条件，一是市场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二是政府成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共生的助推装置；三是高等学校的自我规范成为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共生的重要条件。基于这三个基本条件，笔者认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高教公共政策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三方面：
　　（一）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市场、政府和高等学校密切配合、相互制衡和共同促进的一种体制。虽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改革，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总体来看，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讨论中，由于过分地夸大了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有的甚至把市场经济规律与高等教育规律对立起来，因此大大地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向市场化方向的发展，也阻碍了对高等教育如何在更深层次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探索。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人事制度（聘任制）和分配制度（多种分配）改革不能深化，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积极回应等等，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绊脚石，也成为了影响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可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体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界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在今天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就是继续建构和不断完善能够有益于市场经济长足发展的高等教育体制。而构建和完善这个体制的关键在于保持高等教育对市场的积极回应，在于保持和提高高等教育体制的弹性与活力，在于有效动员和利用一切高等教育资源。为此，建立高效率、分层次和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多渠道和多形式的筹资体制以及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自主自律型管理体制，不失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双赢”的高等教育政策的明智选择。
　　（二）改良高等教育过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进高等教育效率。
　　高等教育公平不仅体现于能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更体现于接受何种高等教育、如何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后有何用的问题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从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能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可望得到逐步解决。这样，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阵地就会从校外转为校内，从强调起点公平或机会公平转向重视过程公平、活动公平以及结果公平。针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这种转向，就要求高等教育政策把关注的重点摆在改良高等教育过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进高等教育效率等方面。政府不仅要关心高等学校招生规划和招生行为的公平，更要关心进入大学校园后的学生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公平问题。也就是要关心他们每个人在大学中是否受到了合适的教育，他们的人格和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学业及其他行为是否得到了公平的评价，以及他们是否公平地分享了学校的教育资源等等。这些高等学校校园中的公平，是广泛存在并且只要教育者想为就一定可为的。它不仅不会影响高等教育效率，相反会有助于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因为它能迅速转变为学生的学习动力，强化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这些不依靠外力就可以充分实现的高等教育公平，却是过去人们容易忽略的这种高校校园内的教育公平，是今后高教政策应关注的重点。
　　（三）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建立有效补偿机制、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既然差别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就必然会产生那些因各种不同原因而暂时居于不利位置的弱势利益群体，如经济特困生、少数民族学生、生理残疾学生、“学业特困生”以及其他“心理特困生”和行为障碍生。对于这些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大学生，国家、社会和学校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高教公共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区分不同的弱势群体的状况制定相应的补偿措施，从而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提高。例如针对经济特困生可以通过建立经济补偿机制，解决其求学期间的经济困难；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和生理残疾学生制定相应的使其免受歧视的政策措施；对于学业成绩特差的学生制定相应的个别化辅导补救办法；针对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的学生则通过心理辅导和行为脱敏等方法与措施帮助其克服。总之，通过对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的积极关注，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就能够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公平的水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共生。从宏观层面看，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还包括那些生活在经济落后区域的人群。这些地区通常也是高等教育甚至基础教育薄弱的地区。由于经济落后，使他们失去了分享良好基础教育资源的机会。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自然也不可能分享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因此，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在宏观上还应包括建立完善科学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扶持经济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的办法。只要这样，才能促成日益广泛的高等教育公平，也才能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率。
　　二、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问题
　　有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需不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卖方市场”特征，需求强烈而供给不足。供求平衡的规律强烈要求激活高等教育市场，加快扩大供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其次，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看，扩大内需和拉动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而高等教育是重要的投资和消费领域。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国家有效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减轻就业压力、利于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最后，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必须迅速扩大高层次人才资本存量。而实际情况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人口比例较低。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由“稳步发展”转变为“加快发展”必然成为主导性政策取向。
　　在发展速度的问题上，已有稳步发展、控制发展、适度发展、积极发展、加快发展等多种提法。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遵循“适度超前发展”的基调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所以必须适度，这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又因为教育的周期较长，所以培养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超前量。1998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而在1999年之后又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如果现在依然坚持继续高速增长的政策，就违反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规律。因此，目前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及时出台政策，合理地调整增长速度，但又不应停止大众化的进程。
　　扩招政策与本节所探讨的大众化规模速度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事实上，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为研究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高等教育政策提供了宝贵案例。如果说双重制度安排（体制）是导致扩招政策（制度创新）在运行方式上“出偏”（产生多种矛看）的主要因素，那么这意味着在今后的转轨过程中，制度创新始终会面临双重制度安排的制约，从而使决策的两难选择加大，改革阻力加大，变革成本上升。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由国家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实施以及组织成本方面处于优势的观点，由政府提供并组织实施的制度安排的收益，从理论上讲应该大于成本。但从扩招案例来分析，这一由政府提供的制度创新过程在运作中却面临改革效率递减、变革成本增加的可能。张曙光教授认为，我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与发达国家不同。他们有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制度，在执行政策和分析时可以假定制度条件不变。而我国处于市场化进程中，双轨制使得体制往往与政策连动。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政策上扩张制度上收缩。在双重体制下，由于各参与主体间利益冲突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和制度预期不确定造成效率损失，或由于推行的制度安排与现有制度环境（双轨制）的矛盾造成摩擦成本提高，导致这种由政府供给的制度安排引起变革成本加大，这是扩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种种矛盾的重要原因。
　　针对交易成本上升的问题，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首要任力是界定清楚各参与主体的“游戏规则”（给定约束条件）。政府还应充分运用其宏观调控能力和进一步制度创新的决定权，面对发生利益冲突或因规则问题导致的困境，一方面需要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保持改革过程的可控性；另一方面要对放松约束后的权威性予以重新认识和调整。例如，在扩招之后对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的担保制度的重新修订，重申不得高收费；把专科招生与审批权力放给省级政府；鼓励并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和利用银行贷款扩建学校教学设施等。尽管这可能意味着“沟通成本”和“谈判成本”的上升，但仍有因降低“履约成本”而避免总的交易成本上升的可能。针对信息不对称造成效率损失以及制度矛盾导致变革成本加大的问题，政府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发布人才需求预测信息，在转向主要依靠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同时实施宏观调控，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供给规模应依据劳动力市场对未来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在人力预测基础上提出国家或区域的教育发展规划，并最终由办学主体依法自主实现。
　　三、高等教育质量政策问题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中的突出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规划结构，制定相应的质量政策，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人才质量工程。高等教育结构与高等教育分类是密切相关的。在我国，现在还没有明确的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分类标准，高教法只规定“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统计分类上将高等职业院校与专科合并在一起，统称“高职高专”以别于本科院校。在整合高等教育结构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加强分类指导，树立示范典型，鼓励各类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并进而制定出符合各类型学校的质量政策：对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应该制定科学研究质量政策；对于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应该制定教学研究型质量政策；对职业性、技能型的高职院校，应该制定面向市场的职业型质量政策。在制定分类质量政策的基础上，必须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人才质量工程。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专业与学科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壁垒，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学校与学校的互动，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从而形成合力，真正培养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
　　（2）以市场为导向构建新的质量评估体系，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是，还没有建立建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市场约束机制，还没有把发展的自主、约束权还给学校，交给市场。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要重点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是质量评估市场化的问题。从美国的经验看，其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由市场主导而不是由政府或行政力量主导的，政府在制定质量评估政策时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由市场来检验学校的办学水平，约束学校的办学质量；其二，是评估主体多样化问题。在我国，评估主体单一化的格局虽然被逐渐打破，但目前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改革：①转变、规范政府高等教育质量督导职能。政府要切实由微观的、直接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质量管理，转变为宏观的，以拨款、评估和信息服务等手段为主的间接质量调控。②切实推进高校自我评估体系建设。在大众化阶段，高校自我评估是进行动态质量管理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保证。它可以作为教育质量的监控器，推进高等教育质量、办学水平的自律；它可以激励高校及其子系统成为一种“学习型组织”，富有生机活力，充满发展势头。③培育专业性社会评估机制。首先要制定政策、法规确认社会评估机构的合法地位；其次是要加强社会评估机构的各种软硬件建设，使之合法化、科学化、规范化。
　　（本文作者：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理论前沿》2005年第21期）
　　建设科技平台 会聚学科力量
　　提高研究型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
　　赵沁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必由之路。
　　一、自主创新能力的要素
　　自主创新能力有三大要素，创新人才、创新体系和创新文化。创新人才是自主创新能力的主体，创新体系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条件，而有利于创新和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可以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灵魂。
　　一个国家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创新型国家，一个地区或行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创新型区域，都必须考虑这三个要素。一所大学，特别是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型大学，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加强建设。
　　学科是大学的基础和基本构成单元，大学的科技创新成果从学科产生，创新人才从学科走出，学科自然就成为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载体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体现。大学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要从三个要素入手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学科。
　　二、学科划分与新学科的形成
　　1． 学科划分
　　学科起源于科学研究，即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或对象属性，对自然、工程、社会、人文等进行的一种划分。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也不断分解，派生出新的学科。
　　科学研究产生知识，有了知识也就有了知识传授。由于学科的划分和社会的分工，也就有了按学科的知识传授。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授是学科的两大内涵，也是学科存在的两大基础。
　　学科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着眼点。一是面向科学研究，其发展形成取决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进程中所面临对象的不断扩大、变化和所用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面向科学研究的学科需要保持先进性、前瞻性和灵活性，学科划分和分级可以很细，变化也可以较快。二是面向人才培养。这类学科划分（目录）应当具有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宽口径的特点，其学科人才要有明确的适用领域，同时社会对该学科人才还要有一定的需求量。此外，还有各种着眼于其他行业应用的学科划分。
　　学科划分应当是发展的、动态的，同时又应当是相对稳定的。由于自然、社会的复杂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任何一种划分也都是相对的、软性的。人类主观划分的学科永远存在交叉问题，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培养机制改革来解决。
　　2． 新学科的形成
　　新学科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解派生，即在已有学科的基础上分解派生出新的学科。就如核裂变，一个重原子核分裂为多个较轻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能量一样，一个学科分解派生出新的学科将会对相关的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早期新学科的形成主要是这一途径，现在仍然不断有新学科在分解派生。
　　第二种是会聚融合，包括学科会聚和学科融合两种模式。学科会聚是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会集在一起，共同解决一些复杂、重大的科学和工程问题。学科会聚并不一定形成新的学科；学科融合指的是不同学科在某些层面、某些方向上融会结合成新的交叉学科。就如同核聚变，几个较轻的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能量，学科的会聚融合对科学技术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能量。学科的分解、派生是学科在新的层面会聚、融合的基础。现代许多新学科是通过会聚融合产生的，例如生物医学工程、环境科学等。
　　3． 几点建议
　　研究型大学要有意识地针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两种不同目标，根据分解派生和会聚融合两种不同的新学科形成途径，采取不同的模式、机制和组织管理形式来设置、建设、发展自己的学科。
　　要结合自己的特色优势，科学、合理地运用在已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中自行设置二级学科的自主权，发展交叉、新兴学科。改革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录取、培养办法，以利于交叉学科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同时也要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研究论证新的人才培养一级学科，并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
　　三、高水平学科的建设与科技平台
　　1．高水平学科的建设
　　高水平学科的建设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汇聚、培育学术队伍；凝练、引领学科方向；构筑科技平台与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环境。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技术追赶也相当快。但是在新科学新技术的首创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大学缺少深厚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将另文论述。本文主要谈科技平台的建设。
　　2．会聚型科技平台
　　科技平台的概念来源于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工具环境，狭义理解指的是科学研究的设备设施，广义上理解就是科技创新的综合环境。科学平台从所支持的学科角度出发，分为单学科型科技平台和学科会聚型科技平台；从平台功能出发则可分为研究与开发平台、工程化与成果转化平台和科技公共服务与支撑平台。不同类型的科技平台需要不同的建设模式和组织管理体制。对学科会聚有直接凝聚作用，同时又极具有挑战性和体制创新空间的就是学科会聚型科技平台。
　　3．学科会聚的四种类型和四种聚合力
　　学科会聚一般来说有四种类型。学科交叉成长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为了共同的科学目标主动会聚在一起，研究解决共同的科学问题；工程任务拉动型：围绕国家指令性任务会聚在一起进行攻关，如清华大学的核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无人机等；新型技术推动型：新兴综合性技术的发展，例如虚拟现实技术等可以推动不同学科的会聚；科技平台吸引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长期依托同一大型科学设备，例如加速器等开展研究，导致一些学科的会聚。
　　学科会聚需要有强大的持久的凝聚力，否则无论从何开始建设，到头来都会退化到原先分散或貌合神离的状态，这方面我们已有不少经验教训。学科会聚的聚合力大体说来有四种，即重大科技设施或者成龙配套的设备；重大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任务或重大科技工程；高水平高素质学科带头人；以及有利于学科会聚和自主创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文化环境。目前特别需要学校下决心、大力气的是会聚型科技平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四、对学科会聚型科技平台建设的几点建议
　　 1．学校要根据不同会聚学科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学科会聚型科技平台建设的模式、方案、路线和策略。要因校制宜、因学科制宜，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建设模式：一种是集中规划、集中管理、集中建设，现在已经批准筹建的几个国家实验室都是这种模式；一种是集中规划、集中管理、分别建设；还有一些是集中规划、分别管理、分别建设。后一种过于分散，很难保证高水平实现其集中规划的目标。
　　2．创新科技管理体制，特别是校级科研管理体制。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有利于激励创新，包括激励个人自由研究和激励创新团队的不同机制，有利于汇聚人才，有利于会聚学科、整合资源，有利于对新方向、新机遇的快速决策反应。我感觉目前我国大学科技管理能力有一些重要缺失，比如对国家和大学自身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科技发展机遇的快速反应与自主投入预先研究、自由研究，以及资源整合等。校级科技管理体制外可以借鉴中国科学院，内可以借鉴大学研究生院的模式。
　　3．学科会聚型科技平台的管理体制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四种会聚力量。可以考虑建立与不同会聚和建设模式相适应的，独立的、半独立的，专门的、半专门的，集中的、集中分布结合的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总之，要组织得力、管理有效，能够确保科技平台的建设和学科会聚目标的实现。
　　4．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选择适应的检查时间点。国家在科技平台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们一定要珍惜、要用好。科技平台作为一个建设项目，要有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同时在建设期间学校也应制定相应的建设评价指标和合理的检查时间点。
　　（作者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23期）
　　以国家目标为己任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顾冠群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使自主创新更加成为科技界、教育界最为热门的话题。高等学校，尤其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应着重思考如何以国家目标为己任，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国家需求为目标，探寻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的方向
　　我们认为，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的方向选择上，高等学校应主动服务于国家目标，在诸如安全、能源、资源、人口与健康、重大疾病防治等重要领域加强自主创新。综观世界科技发展历史，通过关键领域的突破，实现技术跨越，一直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方式，更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的法宝。因此，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作出了“重点跨越”的战略选择，就是要发挥有限财力、物力和人力解决关键问题，重点支持关乎国家安全、对全局具有重大基础带动性的系统、选择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具有较强引领作用的重点领域、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关键环节，加强力量展开科技攻关，进而取得突破。显然，要实现重点跨越，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既要为长远竞争储备实力而加强原始创新，又要为重点跨越选择重点开展高技术创新研究。大学作为原始性创新和基础性研究的主力军，在现阶段应该将基础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寻求若干领域的战略高技术研究中出现的基础研究的新方向上，集中创新力量，选择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实现重点跨越的关键基础理论问题，形成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已在很多高技术领域形成了对我国的技术壁垒，例如这些发达国家已拥有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专利的98%，拥有技术标准的99.8%。因此，高校的基础研究不能“我行我素”、“以我为中心”，必须服务于重点跨越这一战略选择，才能有所作为。
　　经过多年的探索，东南大学已深刻认识到了高校要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的定位的重要性。“九五”期间针对即将出现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新技术，学校开展了探索性的前沿技术研究，使得承担的“十五”863项目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在系统和接受等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制造出了自己的芯片，但是由于我们在基本原理等基础研究起步较晚，最终没能在技术标准中完全避开国外公司的技术壁垒。在后三代（B3G）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中，学校加强了原理性基础研究，选择了完全自主的技术路线，已经拥有了一批专利，并向国际电信联合会递交了相关提案，有望在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中真正拥有我国自己的技术标准，实现移动通信产业的重点跨越。
　　二、大力鼓励和支持优势学科开展原创性、突破性技术创新
　　目前，即使在研究型大学中具有比较强研究实力的优势学科，仍有不少教授热衷于围绕一些小的技术研发项目开展研究。这种研究难度较小，风险不高，责任不大，收益速度反而较快，个人收益较高。然而，这与研究型大学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应该承担的使命是不相吻合的。
　　因此，近几年学校在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科技创新文化氛围营造、科技创新奖励措施实施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优势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立足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树立远大目标，开展原创性研究，力争在重大技术创新上形成突破，并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学校电子工程系在国际上已经有完整的等离子体显示技术（Plasma Display Panel,PDP）的情况下，考虑到我国PDP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及显示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和发展对国家的战略意义，仍然坚持自主创新，下大决心研究自己的PDP技术。他们于1998年独创性地提出了荫罩型PDP专利技术方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解决了整机制备问题，完成了34＂全彩色荫罩式PDP样机两台，25＂高分辨率（800×600）样机已研制成功。完成专利申请21项，授权发明专利7项，其中一项美国专利。这一技术在结构、驱动和制备上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整体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当，在低成本生产技术上，优于国外先进水平。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该项目重大的突破性技术的产业化工作。该项目完成之后，将建立具有我国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彩色PDP产业技术体系，这既能为打破我国在显示技术这一领域长期被动落后的现状创造有利的条件，又能为我国利用现有巨大的CRT生产线、节约大量国家投资提供新的发展方向，还能为我国在显示器件这一重大领域占领国内市场乃至国外市场创造技术基础。
　　三、深化产学研合作，主动服务于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自主创新表现在产学研合作上，就是要全面构建以企业为需求主体、投资主体、风险承担主体、收益主体的新型产学研合作架构。在未来的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将由企业确定总体计划、提出项目需求，高校以强势学科和基地去承担其中的部分项目，再由企业进行总体整合，生产出技术含量高、市场需求旺的产品。
　　高校科技创新应及时调整战略与策略，适应这一变化，改变目前“以我为主”、“闭门造车”的状态，不再局限于把实验室中获得的成果推介到社会这一种模式，而应俯下身子，甘当配角，倾听企业的需求，以企业为主，为企业服务。为此，学校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
　　一是“科技成果大江南北行”和“产学研合作高层论坛”，以此形成政府、学校、企业的互动机制。从2000年12月开始，学校历时3年，由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带队，组织教授、博导、长江学者、院士等科研人员500多人次，以“科技成果大江南北行”为主题，举办科技成果展示暨合作洽谈会，让专家教授与企业家们面对面地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相继与江苏省13个地级市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将学校科技创新活动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进一步深化学校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合作，为参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平台，2004年11月27日至28日，举办了“东南大学首届产学研合作高层论坛”，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出席论坛并致辞，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厅局领导，13个省辖市的市委书记、市长或副市长到会并参加“市长论坛”，一批知名企业家齐聚，共商如何进一步深化官产学研合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采取这种新的形式，有助于高校将最新的实用科技成果、科技信息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资讯及时地向地方和企业推介，对打破高校的人才状况、高新科技和技术成果长期束之高阁，常年“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着手组建战略联盟。这样一来，企业家可通过与高校专家直接对接和洽谈，真正了解专家们正在做什么项目，能做什么项目，想做什么项目以及国际和国内的最新的科技动态，从而选择对企业最合适的科技成要进行转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企业。与此同时，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高校可以以任务为牵引，发挥学科集成的优势，避免“孤岛化”，与企业建立一支既稳定又动态的产学研合作队伍：即队伍是稳定的，人员是动态的，以任务为中心随时补充与调整人员队伍，充分地将高校融入到企业创新和发展的体系当中。目前，学校与江苏省13个省辖市正式建立了科技信息联络员制度，与无锡市政府、国电南自、江苏中电、省电力设计院、江苏徐工、南京红太阳集团等签署了共建产学研基地的合作协议。
　　三是瞄准创业热土和创新前沿，建立产学研合作桥头堡，强化区域合作。今年10月，东南大学与苏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同时成立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这是学校产学研合作新的发展方向，旨在贴近基层、贴近企业，了解企业所需，集成力量为企业攻关，解决重大问题，并把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送到第一线。确实，高校的专家、教授除了从事教学、科研外，还必须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正确意识。面向市场、企业、第一线，了解外界的实实在在的需求，调整科研方向，既能使科技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又能使社会的动态状况及时地反馈到高校，从而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通过高水平的国际化科技合作，带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应该承认，由于基础和条件等多种原因的制约，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自主创新的能力显得更为薄弱。相应地，我国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目前也无法与世界著名大学、公司抗衡。因此，我们认为，加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一方面既需要增强我们自身的热情和信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需要客观地认识到所处的竞争地位，虚心向国外学习，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来带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聘请世界冠军作为教练进行指导，才有可能更早地获得世界冠军。我国乒乓球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崛起并持续繁荣的例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科技的国际合作方面，我们认为，与国际著名大学、公司、著名科学家团队进行科技合作，可能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路径。因此，2002年5月，学校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签署协议，参加由他领衔、全世界16个国家地区著名大学、科学家参与的以探索宇宙空间暗物质、反物质为科学目标的AMS（02）项目，成为大陆第一家全面参与该项目研究的大学。几年来，学校在该项目中发挥了较为有力的作用，取得了令丁肇中教授和合作者满意的成果，也在相关学科领域养了一支队伍，有效地锻炼和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科技管理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在学校内部，要以文化和制度建设为抓手，在校园文化、体制机制以及具体的政策制度上大胆创新，营造鼓励创新、促进创新的校园文化氛围，提升广大教师、学生自主创新的强大内驱力。在校园文化上，要高举创新旗帜，大力弘扬自主创新的时代精神，形成以创新为乐，以创新为荣，以创新为己任的校园文化。在体制机制上，要以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为导向，积极探索，大胆改革，建立适应创新形势的科学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组织架构。当前，由于大学目标、任务和服务地域的多元化、多层化，高等学校应积极探索以长期、固定任务为主线，以临时任务为辅线，适应产学研合作和为区域服务的多维阵列式管理模式，形成若干支优秀的创新科研团队和创新服务团队。在具体的政策、制度层面，高等学校要顺应自主创新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优秀人才、团队的吸引，优秀人才、成果的考核、激励、评价等相关制度，消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引导师生开展创新活动。
　　（作者系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23期）
　　挂上跑鞋出发
　　——读《谁动了我的奶酪？》有感
　　唐爱莲
　　暑假，最留恋的地方是书城，闲暇时徜徉其中，遨游书海，不亦悦乎。
　　一个有点郁闷的午后，天色阴郁，心扉不开。又一次走进熟悉的书城，一进门，就看到一抹闪亮的黄色，走过去，不由笑了，原来是一本新版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以前读过，但时间已久。突然有种久违的冲动，于是拿起它，再次认真地读了一遍，竟发现比上一次读它时有更多的感悟和触动。
　　它是个可爱的寓言故事，配有富童趣的主人翁滑稽可爱、个性鲜明的漫画形象，故事的分节处特意剔出富含哲理的句子，引人深思。这看似属于少儿读物的小书却曾在欧美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它是美国知名的思想先锋斯宾塞·约翰逊博士的作品，自1998年9月出版以来，迅速成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
　　 书中4个主人翁———两只小老鼠“嗅嗅”“匆匆”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唧唧”，他们生活在一个迷宫里，奶酪是他们生存的追求。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储量丰富的奶酪仓库，便在旁边过起了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哼哼”和“唧唧”认为一生大局已定，把追寻的鞋子丢在了一边，而“嗅嗅”和“匆匆”却始终把鞋子挂在脖子上。很久之后的一天，奶酪突然不见了！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的生活急剧变化：嗅嗅、匆匆立刻穿上挂在脖子上的鞋子，走出仓库去寻找，并很快就发现了更新鲜更丰富的奶酪；两个小矮人哼哼和唧唧面对变化却犹豫不决，烦恼丛生，始终固守在已经消失的美好幻觉中追忆和抱怨，无法接受奶酪已经消失的残酷现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唧唧终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穿上久置不用的跑鞋，重新进入漆黑的迷宫，并最终找到了更多更好的奶酪，而哼哼却仍在对苍天的追问中郁郁寡欢……
　　其实，这“奶酪”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想追寻想得到的东西呀，它可能是一份工作，也可能是金钱、爱情、幸福、健康或心灵的安宁等等。而迷宫就像我们所处的纷纭的社会、变幻的环境。
　　在这样一个快速、多变、危机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境遇，人们时常会感到自己的“奶酪”在变化。各种外在的强烈变化和内心的冲突相互作用，使人们常常会在各种变化中茫然无措，先是追问——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怎么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最终，有人像“嗅嗅”和“匆匆”那样，迅速地对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改变，去寻找新的奶酪；有人像“唧唧”那样在一段时间的迷惘后，重新开始了探索，还有人却像“哼哼”那样仍然对新的生存环境无所适从，不能正确应对，陷入深沉的困惑之中难以自拔。
　　我们的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教育课程改革就像一只大手，动了教育者面前的“奶酪”。如果你在突如其来的变化中，痛苦、无奈、迷惘、停步不前……就给自身设定了一种成长的障碍，就会在课改的大河中被冲涮，直至淘汰出局。
　　生活的迷宫很大，“奶酪”很多，如果你不思改变，一味滞留，安身立命乃至埋怨，就会“懒得变动”，或者是“没有勇气和激情”再去变动和追寻。这恰恰是现代人生活的最大敌人！
　　世事变化本无常，《谁动了我的奶酪？》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应对方法，那就是无论何时，都要把跑鞋挂在脖子上，时刻准备穿上它，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奔跑追寻。
　　是的，我懂了。突然觉得天气也不再郁闷，拥有清澈的心灵，阴霾总会消散，无论世界如何变幻，我都会将“读书”“学习”这双跑鞋挂于颈前，时刻期待、准备起跑，用“改变”去迎接崭新的明天。
　　《中国教师报》2005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