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之我见
　　特色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范围的界定
　　别中求和——我看中国古代“和”的哲学
　　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之我见
　　王辉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员的先进性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员先进性的内容和要求，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从总体上说，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最根本的就是做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模范，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一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最主要的内容。但是，仅有这个根本性的内容还不够，要把这个根本内容具体化，形成与广大党员的工作生活相结合的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使广大党员易于理解掌握，就显得十分必要。我认为，对于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靠得住；二是站得出；三是看得见；四是干得好；五是行得正；六是吃得亏。
　　一、靠得住
　　所谓靠得住，就是指政治坚定、可靠，思想觉悟高。党员先进性的第一要义就是政治坚定，其核心内涵就是要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在当前社会深刻变化、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的忠诚，在信念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组织纪律上对党的服从，在工作上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乃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表现。可以说，政治上的可靠与否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是否先进的首要标准。近年来，一些党员之所以会丧失先进性，甚至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关键的一条，就是在政治信念上发生动摇，丧失了政治坚定性。
　　共产党员政治上靠得住，最主要的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员的政治坚定性和立场的稳定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要通过勤奋学习和刻苦磨炼才能形成的。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通过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对党的认识和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真正从心灵深处坚定政治信念。在学习问题上，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要特别注意克服学用脱节的现象，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正提高政治鉴别能力和政治敏锐性，在改造主观世界上作出表率。
　　二、站得出
　　所谓站得出，就是指共产党员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在紧急关头、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下，在最能考验人的时候，果断地挺身而出。共产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实现者，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是党员先进性的生动体现。在这种时刻，一个党员如果缩手缩脚、畏惧害怕甚至拔腿后撤，那么，不仅是党员的先进性无从谈起，而且丧失了为人的良知。可以说，在一切困难和危险面前能否站得出来，是对一个党员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最直接考验。诚然，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没有战争年代那种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血与火的考验，但是，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一些能考验党员的困难和危险，如重大的突发性事件、自然灾害、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等等。在这些困难和危险的面前，共产党员能站得出来，是他的先进性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就会自然地从他身上真切地看到党的先进性。
　　应该说，在一切困难和危险面前，在最考验人的时候，共产党员能站得出来，是一个党员综合素质和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如果平时不严格自律，党性不强，没有随时随地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准备，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他是绝对不可能站出来的。离开了平时的先进性积淀，是不会凭空产生这样勇敢的举动的。所以，党员要培养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的品质，就必须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地加强党性锻炼。
　　三、看得见
　　所谓看得见，就是指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在与广大人民群众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共产党员都充分体现出应有的先进性，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果说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最能考验共产党员的话，那么，日复一日的平常工作和生活，则最能磨炼党员的意志和操守。虽然说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平凡的日子、平常的生活才是最真实最长久的。能从平常之中见到不平常，从平凡之中显示出不平凡，在平时处处体现先进性，那才是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判断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先进性，往往就是从平常的一点一滴的具体事情上来观察和评价的。他们就是从平常工作生活上看党员是怎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如果一个党员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表现平平，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甚至混同于普通群众的话，那么，党员的先进性也就丧失掉了。所以，一个党员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定要时刻注意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看看是否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真正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四、干得好
　　所谓干得好，就是指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在具体工作能力上体现出来，要争取做到业务上出色出众，成绩突出。一个党员，如果工作上一塌糊涂，能力低下，成绩平平，是不可能保持先进性的。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努力成为各行各业、具体工作中的业务尖子和技术骨干，以过硬的业务能力体现先锋模范作用，以令人佩服的娴熟技能反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如果是党政机关中的党员，那就应该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下功夫，努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水平。如果是国企中的党员，就要刻苦学习业务技能，大力推进企业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在不断提升国企竞争力中建功立业。如果是农村党员，那就应该争取成为种植、养殖等方面的能手，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如果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员，那也要爱岗敬业，克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个人利益的观念，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并努力增长适应不同职位的能力，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才智。
　　当然，人的能力有大小，我们提倡党员要干得好，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衡量党员干得好不好，除了看能力高低、成绩大小之外，还要看工作态度。如果具有端正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事事都尽心尽力，处处表现出奋力拼搏的劲头，即使工作成绩不是一流的，也仍然可以说是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和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五、行得正
　　所谓行得正，就是共产党员要一身正气，以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品行体现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位思想家说得好：道德品行能弥补才能的不足，但才能永远弥补不了道德品行的缺陷。共产党员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就必须脱离低级趣味，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良好的品行，要一身正气，用模范的行为影响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操守和品行表现上的缺陷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一个致命伤。它不但会伤害党员自己，也会损害党的形象。所以，不断加强品德修养，乃是衡量新时期共产党员是否体现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标尺。
　　新时期共产党员要做到行得正，应当突出做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作风和形象，用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使自己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要一身正气，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干事；三是要经得住各种“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时刻注意养成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以良好的道德行为展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四是要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强化艰苦奋斗意识，使艰苦奋斗成为我们永远不变的政治本色。
　　六、吃得亏
　　所谓吃得亏，就是共产党员要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始终不渝地实践党的宗旨，不与人民群众争利，不占便宜，甘愿吃亏。我们所说的吃亏，不是要求党员在应该享有的工作生活权益方面过分谦让，连最起码的生存发展基础都不要，而是强调党员不能与人民群众争利益。我们提倡吃得亏，讲的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时刻牢记并践行党的宗旨，在对待物质利益和各种名誉好处面前，要做到不捞、不争、不抢，尤其是不能与民争利，必须淡化名利思想。要清醒地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更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我们党80多年来之所以能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坚定地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党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一大批共产党员在困难和危险面前，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在各种物质利益和名誉面前，首先想到群众，不与民争利，只为民谋福，默默奉献，甘当孺子牛，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向心力才不断增强。为此，新时期的共产党员，要保持和体现先进性，就必须摆正党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万事民为先，要让群众首先受益，得到实惠。让利于民，为民吃亏，是共产党员的本分。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枣庄市委讲师团，《党建研究》2005年第8期）
　　特色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徐辉　杨天平
　　特色，其最基本的含义是与众不同、特别出色。大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优良的办学和管理思想、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以及服务社会等方面特征的总和。本文认为，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应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最近这些年，为了规范和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全面提高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教育部组织了对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估，其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就是对学校办学特色的评估。然而，有些学校的兴奋点却集中于评估工作本身，为“特”而“特”、“做”特色，而对教育部设置特色项目及其评估本旨缺乏深刻的领会，对作为总概念的大学特色与作为下位概念的学校的办学特色、管理特色、教育特色、教学特色、学科特色、专业特色、课程特色以及行业特色、区域特色、人才培养特色等概念缺乏必要的理论研究和清晰的认识定位；把大学总的特色与单个的项目特色混在一起；把学校本科教学总体的特色项目与单项的特色学科、专业或课程等混为一谈；有的甚至把学校的历史、概况、做法、成绩与特色等同而视。尤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一些已通过评估、其特色项目已得到认可的学校，其对特色的思考与实践，也还大多集中于具体的操作层次，鲜见有真正与所在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自觉而理性地在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特色方面下功夫，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特色方面花力气，将其作为学校发展的价值导向，进而形成富有本校内质的特色化营建策略。
　　高等教育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其内涵就是要坚持特色立校，特色兴校，特色强校。
　　特色立校，就是将特色化发展之道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基础战略。各高校应以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为背景，以国家和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动力，以国家科技和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为依据，以推进本校与国家和区域经济建设及科技创新紧密结合、与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等为旨归，实事求是，因校制宜，找准发展定位，明确提出学校的特色化发展战略，勾勒学校未来的发展蓝图，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应从办学指导思想、教育教学理念、校风学风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方面入手，对学校的目标定位、层次定位、类型定位、功能定位等作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看看学校是否有一个科学而清晰的特色化发展战略，学校的使命描述和发展战略是否反映了特色以及是如何反映学校特色的，学校与兄弟院校的相对位置是如何分析确定的，等等；应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总揽全局，突出重点，着眼未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与时俱进的理念和改革创新的精神，以非均衡和非常规的战略思维，制定切合学校实际的特色化发展战略，科学阐述学校特色化发展的使命和目标，并付诸切实的行动，以全面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
　　特色兴校，就是将特色化发展之道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核心战略。各高校应认真盘一盘本校的家底，从办学规模、总体实力、学术资源和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以及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校园建设、实验室建设、图书馆建设等方面入手，看看本校有多少存量，与国外同行同类学校相比，与国内省内兄弟院校相比，哪些是别人没有自己有的，哪些是别人有自己也有但比别人强的，哪些是别人强自己更强特别出色的，强在什么地方、弱在什么地方，居于什么地位，发展空间与前景、趋势如何，等等。而后，以特色的营造为突破口，进行充分必要的研究和论证，看看还有哪些空白或空间，通过挖掘或整合现有的力量或适度引进资源、增加投入，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上马和见效的；哪些方面可以保住优势和特色；哪些方面进行纵比可以提升特色化建设水平、使之上升几个台阶；哪些方面经过努力可以打造精品、形成特色品牌、进而赶超国内或国际一流，等等，从而真正制定出既符合本校实际又开拓进取、积极可行的特色化发展战略，以全面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特色强校，就是将特色化发展之道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重点战略。各高校应根据自己与国内外和省内外竞争者的情况，突出自身优势，充分发掘潜力。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注意抓重点、抓亮点、创特色，既要注重抓大放小，又要注重实施重点突破；要从国家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可以或可能支配或影响全局的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研究项目和领域作为增长极，集中优势人财物力，加以重点建设和发展；要善于直面挑战，抢抓机遇，追求卓越，乘势而上，实施倾斜政策，花大力气整合现有学科与专业等资源，加强跨学科、跨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有重点地培育若干门优势学科和拳头专业，打造所在学校的特色品牌，创构独到而杰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独特的办学治校风格和科学人文优势，进一步把品牌做强、做特，以全面提升学校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影响力。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光明日报》2005年11月7日）
　　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范围的界定
　　程雁雷
　　学生惩戒与司法救济在高教界与司法界看来一直是个敏感而颇有争议的问题。司法在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时也一直是犹豫徘徊。近几年来，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其中学生诉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件在全国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简称《规定》）。虽然《规定》第60条规定了学生的申诉权，但是，作为部门规章，《规定》并未涉及也不可能解决学生惩戒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各地法院对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一直持不同的态度。即使在已受理的案件中，发生截然相反裁判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现象，出现了在一国司法空间内对学生诉权保护极不平衡的局面。这将有损于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既不利于保护公民受教育权，也不利于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推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就法律技术层面而言，如何界定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范围是最高人民法院着手起草的《关于审理教育行政诉讼的若干问题规定》（征求意见稿）这一司法解释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和难点所在。
　　一、对以内外部行政行为作为受案范围划分标准的检讨
　　（一）内外部行政行为划分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局限
　　在我国，法院能受理哪些行政案件是行政诉讼的前提。它既关系到原告能否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救济，也决定着某个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和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按照我国行政法救济制度设计，高校是特别权力关系作用的领域，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所以，我国长期以来没有高校行政诉讼之事。1999年“田永案”和“刘燕文案”判决后，大学自治已不再能成为拒绝司法审查介入的理由。
　　尽管这种司法审查的介入应当是有限的，但是，教育界对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反应至今仍很是敏感，其持以最有力的理由就是高校管理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在这种张力下，内外部行政行为划分仍然是法院决定是否受理高校行政诉讼案件恪守的标准，从而成为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最大障碍。以学生诉学校勒令退学处分决定案为例，其解决大致存有几种不同的情形：第一，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如2003年1月重庆某大学一女生因谈恋爱怀孕被学校勒令退学案，被重庆市南岸区法院以学校的勒令退学决定属于高校内部管理行为为由而裁定驳回起诉。第二，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如，2002年5月北京某大学经管学院女学生严某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勒令退学，严某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严某因对学校做出勒令其退学的处分决定不服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直接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故裁定不予受理。第三，法院裁定中止审理或者裁定停止执行勒令退学的决定。如，2004年8月成都某大学两男女大学生因其在教室接吻拥抱被学校勒令退学，两学生不服诉诸法院。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后，先裁定中止诉讼，再裁定停止执行勒令退学的决定。原告的命运似乎有所转机，但毕竟还是悬而未决，审理该案的法官还在等待最高法院的答复。如果答复说学校的行为可诉，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反之，法院只好裁定驳回起诉，而使停止执行勒令退学的裁决成为一纸空文。可见，内外部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局限性，已使法院在受理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问题上陷入困境和尴尬。
　　（二）司法实践对内外部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突破
　　“田永案”开高校行政诉讼之先河，被最高法院首肯作为司法先例公告，从实践上突破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禁区，并推动了行政法学界从理论上解决高校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难题。但从受案范围上看，“田永案”没有直接触及退学决定的可诉性问题。因为田永是诉学校拒不履行颁布发毕业证、学位证和派遣证的法定职责，而不是直接诉学校的退学决定。即使法院实际上是运用正当程序性原则审查并否定了学校退学决定的效力，但由于在没有建立判例制度背景下的司法先例示范作用的有限，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纠纷的实践仍然是步履维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各地法院在受案范围问题上的反反复复和随波逐流，折射出法官的无奈和行政诉讼的困境。在司法权威未立的情况下，现实厉害的计算压倒了法律理性的思辨，个案的扩张很难成为被遵循的先例。”（何海波）然而，而学生维权的诉求不断地对司法救济寄予期望时，终究还是有了新的进展。再以学生诉学校勒令退学处分决定案为例，截止目前，笔者所知从受案范围上突破高校学生处分行为不可诉禁区的已有两例。第一例是2000年3月天津市河西区法院受理的天津轻工业学院学生刘兵诉学校勒令退学案（简称“刘兵案”）。该案开庭审理后，学校取消了对刘兵勒令退学的处分，允许刘兵回校继续完成学业。2000年12月7日法院作出裁定准许原告刘兵撤回起诉。第二例是2003年7月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郑文滔诉学校勒令退学案（简称“郑文滔案”），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受理后于2003年8月20日作出判决，撤销学校作出的勒令退学处分决定。审理此案的法官们没有囿于对内外部行政行为划分标准，在判决书的执判理由中也未论及勒令退学行为是否可诉（如果能对勒令退学行为的可诉性进行说理当然更好），也许在他们看来勒令退学行为的可诉性已不成问题。“刘兵案”和“郑文滔案”受关注的程度虽然不及“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但是对司法直接评判高校内部管理行为合法性的实践而言，前二者与后二者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资料还表明，近两年学生因受学校处分未获毕业证或学位证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中，学生胜诉的已不在少数，法官在审查学校拒绝颁布发毕业证或学位证行为的合法性时，无一例外地要审查学校拒绝颁布发毕业证或学位证行为的事实依据，即学校作出处分决定的合法性（实体与程序）。可见，司法实践对内外部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挑战，亟特理论上作出回应，如果不突破这种划分标准的限制，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高校管理行为的可诉性问题。
　　二、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范围划分标准的重新确定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扬弃为划分标准的重新确定提供了借鉴。随着宪政理论、人权保障和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在大陆法系国家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和挑战，特别权力关系逐渐地弱化或部分消亡，内外部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虽然各国和地区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扬弃程度不尽相同，但是都呈现出两个特点：特别权力关系领域的保留范围日渐缩小，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特别权力事项日渐增加；司法审查与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后者仍然享有合理的自治空间和自治权限。这对我们划分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范围标准的重新确立具有借鉴意义。
　　在改变讨论高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必先作内外部行政行为划分的思维定势，从域外行政法领域以及我国司法实践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突破中得到启示的同时，还应结合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及现阶段高校对学生管理的特点，来确定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接受司法审查的判断标准。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入讼是法治进程中的必然，其受案范围是一个变数，在动态的发展过程逐渐呈现其开放和扩大的趋势。因此，在确定其划分标准时，既要考虑恰当地保留大学自治的空间，又要符合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既要考虑现实的可行性，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笔者认为可以确定以下三个标准，法院依据其中的一个标准就可以判断某一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第一，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足以改变学生的在学身份。学生入学后就与高校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即在学法律关系，学生因此而获得学籍，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当学生在学业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或违背学校纪律情节严重时，可能会受到学校最严厉的处理，这种处理足以引起在学法律关系的消灭，使学生丧失其在学身份。如取消学籍、退学、勒食退学、开除学籍等。第二，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这种外部性主要有两种情况：影响公民受教育机会的实现，或者涉及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完整性而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前者如专转本、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考录管理，入学资格审查等；后者如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对不献血者不发学位证、取消保研资格等。第三，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对学生的公民基本权益有重大影响。高校学生管理行为中有的既不改变学生的在学身份，也不具有外部性，但该行为的作出将影响学生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留级、降级决定虽不致使学生丧失学生身份，但学生会因此而多缴纳更多的学费；有的学校对违纪学生作出行政处分的同时，相应削减或取消奖学金、贷学金或降低贷学金等次；有的高校对考试作弊或者对违禁使用电器学生处以罚款。
　　三、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主要具体事项范围
　　在确立了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可诉的三项划分标准后，对何种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可以纳入受案范围就有了判断依据。从立法技术上说，人们期待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从根本上解决包括高校管理纠纷在内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的受案范围问题。但由于行政诉讼的修改还有待时日，面对日益增多的学生诉学校管理行为的案件，最高法院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回应是务实之举。否则，法院将难以走出受理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困境，已经受理的一些案件也将不会有重大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然而，最高法院作相同司法解释的本身，就更使得司法审查与大学自治之间的适度平衡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适度的平衡主要是通过厘定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入讼的具体事项范围来实现的。
　　考虑到现阶段的司法解释一般习惯采用列举方式加兜底条款作具体明示，笔者认为，该受案范围的列举事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违纪处分类行为。这里是指使学生丧失学籍的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的处分行为。高法《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学生不服“取消学籍等处分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笔者以为，“取消学籍等处分的”的表述是不严谨的，它把取消学籍视为处分的一种形式来对待了，混淆了取消学籍和处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取消学籍不是处分，而是学籍管理的一种形式。应当将“取消学籍等处分的”表述改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使其丧失学籍的处分”。第二，学籍处理类行为。这里又可细分为二类：一类是指取消学籍和退学；一类是留级和降级。前者使学生改变在学身份，后者虽保留在学身份，但可能影响学生的公民基本权利。根据现行《规定》取消学籍适用于两种情形：一是新生入学后，发现有徇私舞弊查实的；二是保留学籍期满不办理复学手续者。退学不是对学生的一种处分，它不同于上述的勒令退学，二者在起因和后果上是不同的：前者是由于学业或身体的原因，对退学学生发给退学证明并根据学习年限发给肄业证书。后者多是由于操行的原因，对勒令退学的学生发给学历证明。第三，学业证书管理类行为。此类行为应包括不作为。主要是指不予颁布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在我国，学业证书管理和学位管理是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高校对学业证书的管理是其法定职权，而对学位证书的管理则由法律授权。我国的学业证书包括学历证书、其他学业证书和结业证书。第四，学位管理类行为。此类行为也应包括不作为。前者包括取消申请行为资格、撤消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授予学位、不予颁布发学位证书。第五，招生考录类行为。这里指高校的招生考录管理行为，不含政府在招生考录中的管理行为。包括取消入学资格、限制研究生报考资格、拒查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21期）
　　别中求和——我看中国古代“和”的哲学
　　骞叔
　　和，是一种秩序。宇宙万物，都由多种成分所构成。多种不同的成分协调共处，相成相济，构成一事物，就是和。所以，和是以存在差异为前提的。不同的成分之间有差异，也就有矛盾，有冲突。正确处理差异、矛盾和冲突，使矛盾、冲突不致破坏共处关系，导致分裂，才能达到和保持和谐。人与自然同处一个地球，为了生存，人要克服恶劣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灾难，要利用自然为人服务，与自然之间就有矛盾冲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才有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相处，每一个人都处于多种不同的关系中。中国古代讲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就是几种基本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才有社会的和谐。在处理差异、矛盾和冲突中来达到和保持和谐，这就叫做别中求和。
　　时下流行讲平等，一些人常常笼统要求“平等”，用抽象的平等，掩盖或抹煞了具体的人伦关系。比如，把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统统归结为只是朋友关系，于是儿子对父亲、学生对老师，都直呼其名，甚至称为哥儿们；学校对学生行为、举止，如服饰、发式等作某些规定，也被质问：为什么对成年人不作限制而对学生要做这些规定？认为是不平等。在现代社会，公民在人格和基本人权上都是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提倡平等，提倡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以朋友的态度相处，反对等级制的残余影响，是对的。然而朋友关系不是一切，提倡平等不能抹煞人际关系中的差别。既不能否定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之间的不同，也不能否定在这些关系中父与子、师与生、上级与下级所处地位的不同。不同的关系需要有不同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处在同一关系中不同地位上的人们，也有不同的相处之道。为父有父道，为子有子道；为师有师道，为生有生道。如古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同为朋友，上下级之间的朋友与父子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朋友，是有差别的；上级与下级、父与子、师与生互为朋友，双方应遵守的规范也是有差别的。未成年人知识、经验不足，生理、心理不成熟，学校和社会对其行为举止作某些规定或限制，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也不可谓不平等。不对这些差别作具体分析，笼统地用一个“平等”或“朋友关系”去处理一切，是不可能达到和谐的。
　　求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别，和谐的达到也并非消除差别。有一种认识，认为和谐意味着我看中国古代的哲学绝对平等，和而不同是“平等”的思想。事实上，和谐是以差别为前提的，而差别就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不同成分和而不同，构成一事物，其中总有主次。中药方剂多种药物相成相济而又有君臣之分；乐曲多种乐器、音调相配合而又有主旋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人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把人与自然，甚至把宠物与人等同相待，并非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而不同不是不同成分之间的平等，只是承认各个成分应有的地位，使它们各得其所，协调相处。我们处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不平衡，不是也不可能把这些差别拉平，而只能是使它们能各得其所，协调发展。在国际社会各种问题上我们提倡和而不同，主张平等协商，也只能是在争取各方的权利都得到尊重，不由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意义上的平等。通过协商谈判可能达到某种“双赢”的局面。但“双赢”不等于平等。它只是在事实上不平等的条件下达到的某种利益的平衡，而不可能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
　　总之，差别的存在是和谐的前提。要求得和谐，首先要承认差别；和谐的求得，并不消除差别，而只是正确处理差别，使各方都能各得其所，协调共处和发展。这就是别中求和。
　　《中国政协报》2005年10月17日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
　　编者按　11月16日至18日，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北京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副主题是“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来自全世界41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学者从经济、历史、哲学、大众文化、国际关系以及公共卫生等方面进一步将亚洲问题放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了研讨。
　　关注东亚制造业重组后的影响
　　——访经济分论坛负责人姚洋
　　经济分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条件下东亚制造业的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分论坛负责人姚洋认为：
　　近些年来，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的制造业有一个围绕中国的重组过程，中国现在成了东亚经济的火车头，成为了生产基地。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力素质相对来说比较高，土地相对比较便宜。过去七八年有一个制造业和商业的重组，对东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此次经济分论坛讨论的正是东亚制造业融合重组过程对东亚各个国家的影响。
　　虽然经济分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条件下东亚制造业的发展，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从东亚制造业谈开去，比如中国贸易的急剧增长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大量的资源消耗对东南亚环境的影响。我们国家现在提倡建设节能型社会，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原材料消耗较大，对周边国家是有影响的。这不仅是国内问题，也可能是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
　　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发言；目前最有成就的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从共赢的角度谈了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本次论坛产生了一批有很高质量的论文和发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题为《产品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约翰·布坎南教授题为《技能和一个转型制造业的可持续性》；澳大利亚金属和工程业的经验1980—1995》的报告、台湾大学经济学系许振明教授就1991—2002年台湾的制造业结构调整与企业资金来源之变动作所作的分析，都很精辟。（张蕾）
　　探索全球化、本土化下的亚洲大众文化
　　——访大众文化分论坛负责人王建副教授
　　“我们的最大特色就是‘杂’。”作为2005年‘北京论坛“大众文化分论坛的负责人，北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建副教授为大众文化分论坛作了这样的概括。
　　参加大众文化分论坛的学者超过70人，国籍几乎覆盖了亚洲所有的国家。菲律宾、孟加位等国家派出了文化教育部门的官员、大学校长等教育界高层管理者专程来参加论坛。大众文化分论坛的主题为：“大众文化在亚洲：全球化、区域化和本土化”，旨在探讨亚洲背景下大众文化的起源、形式、结构、功能和定位。论坛将着重讨论亚洲大众文化与外来影响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区域化浪潮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本土化浪潮下不同文化对传统和创新的态度及对策。
　　“‘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很宽泛，所以我们的讨论范围也很宽泛。”王建介绍说，这次论坛既涉及大众文化基本概念等一般性问题，也会详细讨论具体国家的本土化生存和宗教问题的个案，还会从学理角度对大众文化在文学艺术和影视剧作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体现进行分析。大众文化分论坛有许多围绕文化“热点”问题的主题演讲。（贾子建）
　　利用全球智慧帮助中国和平发展
　　——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
　　“论坛的意义在于交流，而又不仅限于交流。更重要的是，我们掌握了主动。以往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交流活动，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讨论的也大多是欧美强国所关注的问题。而本次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真正由被动变为主动，以我为主，提出我们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然后利用世界各国学者精英的真知灼见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利用全球的智力资源来帮助中国和平发展。”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教授在谈到本次国际关系分论坛的意义时如是说。
　　11月15日至18日，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以“全球化中的东亚与美国”为主题，针对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相互关系、亚洲开放性经济合作，以及地区安全秩序等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作为本次国际关系论坛的会议主持人，贾庆国教授认为，本次论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韩国前外交部部长、现任韩国驻联合国大使韩晟舟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外交官，也是一位对国际关系现实分析颇有见地的学者。在中国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在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顶级学者几乎悉数到齐。
　　从本次分论坛的主题上看，鲜明地体现关注中国、关注亚洲的特点。对于亚洲来说，世界上新崛起的两个大国都在亚洲，国际政治的焦点问题与热点问题也大多在亚洲，亚洲已经成为民办关注的重点。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了。目前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如果说亚洲是焦点，那么中国则是焦点中的焦点。相信各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都已经意识到，通过报章、杂志等新闻媒体了解中国是一回事，而亲自到中国来，分享其他国家学者的“中国印象”，面对面倾听中国学者的坦率声音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本次论坛上，中外学者的坦诚交流不仅会使各国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概况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术研究有更加具体的了解，更能够让中国利用世界各国知识精英的智慧来为中国关注的问题出谋划策。
　　在谈到论坛的发展趋势时贾庆国教授认为，随着全球范围内和世界视角中“中国热”的升温，北京论坛作为中国文化领域与学术领域的最高水平国际盛会，将会与上海论坛的经济作用、博鳌论坛的政治作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姚佳威）
　　东西文明的对话
　　——访哲学分论坛负责人赵敦华教授
　　2005北京论坛哲学分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哲学对话”，据分论坛负责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介绍，本届论坛的议题不仅局限于哲学问题，它还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世界文明的领域。所以，哲学分论坛的主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东西方文明的对话”。
　　相比于去年，本届哲学分论坛的议题不仅在范围上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充实，更具有现实意义。赵敦华说：“分论坛关注的不是一般人听不懂的、不感兴趣的狭义哲学，我们所指的哲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广义的哲学与现实问题绝不是脱节的，它是文明的基础、文化的核心。参加本届论坛的学者从哲学思维和自己的观念出发，围绕世界热点问题，讨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哲学基础，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探索不同文明如何共存、如何对话。”
　　赵敦华说：“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认识到，世界上一些根深蒂固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必须运用哲学思维，深入到文化层次中，才能寻求到彻底解决的途径。所以，参与本届哲学论坛的学者已不仅仅是哲学专家了。”
　　本届哲学论坛包含4个主题：东西方哲学的对话；儒教和基督教的对话；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藏》编纂的世界意义。赵敦华说：“其中尤其突出现实意义的是第二个和第三个主题。”儒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当前政治环境中最值得关注的三大文明，因为它们是当今世界很多问题的焦点所在。本届哲学论坛的重心也正是探讨这三大文明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本届哲学论坛特别邀请了来自伊朗、埃及、阿曼、以色列等国的学者，他们与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的学者共同讨论了如何加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李响）
　　公共卫生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访公共卫生分论坛负责人胡永华教授
　　2004年、2005年“两会”代表和老百姓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中，有白色污染，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医疗卫生和食品安全。可见，公共卫生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胡永华介绍说，公共卫生是整个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事业。今天公共卫生的意义已超出了医学科学的范畴，具有极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人类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健康发展，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和寿命不断延长，而这主要是通过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的。公共卫生的指标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公共卫生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这次分论坛的主题为“公共卫生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有3个主题会场，分别是：新发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环境与健康。这二个问题都是比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裂谷热、疯牛病等新发传染病的流行，使公共卫生工作者们再次清醒地认识到，传染病依然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我国乙型肝炎病感染率达10％，有的地区高达20％；全国已有4亿人感染了结核菌，其中10％的人将发生结核病；艾滋病在我国局部地区和特定人群中已出现高流行趋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日益成为威胁群众生命的主要“杀手”。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居高不下，已造成我国疾病负担、医疗费用过度上涨和威胁劳动力人口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较明显的伤害。最新资料显示：我国1／5的城市人群受到污染。我国目前环境问题凸现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空气污染中以汽车尾气污染最为突出。北京生活垃圾连年递增，足可以形成一座占地500亩、高40米的垃圾山。如此庞大的“污染源”对环境的危害可想而知。专家指出，焚烧垃圾污染空气环境，且成本极高。填埋垃圾不但大量侵占土地，同时污染地下水，后患无穷，只有做好垃圾分类，减少垃圾总量，实现资源的再利用，才是上策。
　　这次北京论坛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公共卫生论坛请到了世界各地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公共卫生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太地区公共卫生科学理事会、中国卫生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中国环保局的官员分别在3个分会场报告了最新研究进展。学者在大会发言的内容有：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现状、2002年中国营养调查、艾滋病与社会行为、环境与健康、中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体系的现状等。（周小平）
　　以最新学术视野审视文明进程
　　——访历史分论坛负责人牛大勇教授
　　“历史论坛分论坛将为世界与亚洲文明的发展贡献一份厚礼，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位学者云集一堂，通过认真的学术切磋，将传递给我们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历史分论坛负责人、北大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说。
　　他认为，今年历史论坛的首要特点是主题立意高远，学术性强。以“历史变化：实际的、被表现的和想象的”为主题，含意深刻。人类智慧的最新成果表明，世界文明的进程实际上是人类不断在千变万化的历史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结果。当人们和历史学家在回眸发展道路、探寻“历史真相”时，“史实”的构建往往是从主观认知通向客观实际的某种反映、构想，甚至想象的求证过程。所谓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个人与集体，被持续地复原、重建、表现和想象出来，并由人类已有的智慧与实践加以验证和总结的。
　　第二个特点是议题集中，针对性强。和去年全面讨论世界史进程不同，今年历史分论坛集中讨论了全球化视角下的亚洲，特别是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机遇与发展经验，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亚洲文明进程的独特现象。历史分论坛3个组的研讨主题分别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亚洲与世界文明史，近代亚洲社会的转型与重构——表征与实质兼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对话，东亚古代文明与中古史的再探讨。
　　第三个特点是准备认真，研讨深入。所有参加者都提交了专题论文并在会上做学术报告，受邀的学者们为此进行了长期认真的准备。这些论文都提前发给本论坛的全体成员。
　　第四个特点是成果多、题义深、研究精、思想新、现实感强。例如，根据分论坛的主题，韩国著名学者李瑞行以历史经验来阐发“东亚文化圈的和谐与繁荣”；针对全球化在亚洲与世界引发的问题，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进行了实例剖析，论证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针对亚洲民族主义问题，北大王晓秋教授分析比较了19世纪东亚各国的对外意识。牛大勇认为历史分论坛还有一个特色，即这次邀请的学者中不仅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还有一批实力强劲的中青年学者。（马慧敏）
　　《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