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通信学校

 

□赵志安 王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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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是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创建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红军从半部电台开始，建立了无线电队，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使红军的通信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以及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电台的增多，以无线电训练班的形式培养无线电人员已赶不上部队的需要。1932年春，训练班转移到江西瑞金的洋溪，改为军委无线电学校。不久，学校又迁到坪山岗，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曾三任政委。至此，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通信学校光荣地诞生了。

坪山岗离瑞金城20多华里，是山区的一个小村，交通不便，较为偏僻。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由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战斗频繁，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是红军战士是难不倒的。学员大都是连队的优秀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他们和教员一起，始终以高涨的革命热情，战胜种种困难，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红军通校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校舍，就动员群众让出一些房子，东一间、西一间地住着教员和学员。没有床，就用石块和砖头垒起来当床“腿”，上边搁两块木板。有的学员干脆把稻草铺在楼板上睡地铺。没有棉被，每人只有一条布“毯子”，通常是两个人共用一床，以便垫一条，盖一条。夏天的夜晚，山村的蚊子很多，咬得大家睡不成觉。于是，学员们就到地里采来艾蒿一类的野草，烧烟驱赶蚊子。到了冬天，山风呼呼地吹着，从门、窗的缝隙里灌进来，冻得人直打颤。学员们就找一些稻草取暖。实在睡不成，有的学员就起来在院子里跑步，或者背电码。尽管这样，第二天还是照样抖擞精神上课。

那时，学员的伙食也是比较差的。粮食限量，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菜金（包括油盐）两分。由于缺油少盐，常常是白水煮南瓜，里边放一点盐巴。到了1934年，粮食供应更加困难，不少同志吃不饱，就采取分配包干的办法，每人用一片小蒲草包蒸米饭，包上挂上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还十分注意节约。月底分得1角或几分“伙食尾子”的时候，党团员们总是立即交两枚铜元的党费、团费，再交一枚铜元的“互济会”会费，剩下的就买牙粉、牙刷和针线，有的则买二两麻搓绳子打草鞋。

最困难的还是教学用品的缺乏。没有纸张，就用当地产的竹子自己造毛边纸用。油印教材缺少蜡纸，校长刘光甫想了个好办法，把毛边纸放到大米汤里过一下，晾干后当蜡纸用，还真解决了大问题，每张“土蜡纸”能印不少份。抄报用的铅笔，是最基本的学习用品，但当时很难搞到。每个班都专门开会讨论，研究削铅笔和用铅笔的办法。一支铅笔用到只剩下二三公分还舍不得扔掉，用两片竹片夹着铅笔头，用线绳拴牢继续使用。每个学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支较好的铅笔。大家从书上看到外国人从前把雁翎削成笔尖，蘸墨水写字。就学着用竹片或鹅翎削尖了做钢笔。如果有谁分到一个钢笔尖，那就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用完了就赶紧擦一擦，不让它生锈，用坏了以后还舍不得扔掉，磨一磨再用。

建校初期，学校里只有一个电码练习器。练习器用的干电池没电了，又买不来，大家便用铁钉在电池底部打上几个小眼，把它装在灌有盐水的竹筒里泡着使用，一直到电池的锌皮完全被腐蚀掉为止。缺少电键，学员们便用自己的左手拇指当电键，练习发报。大家还克服了文化程度低等困难，顽强地坚持学习。

通信学校的生活是相当紧张的。每天要坚持8小时正课，早晨1小时早操，晚上两小时自习，都是集体活动。仅仅在饭后有一点儿自由活动时间。曾三政委每星期都要给学员们上政治课，讲红军的性质、任务、马列主义基础等革命道理，使大家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和肩上的责任。全校人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教员和学员们一起打篮球、乒乓球等。学校开晚会时，大家唱歌、猜迷语、讲故事，有时来个捉迷藏。每逢春节，学员就同驻地群众一道，敲锣打鼓，跳跳唱唱，热闹几天。那时候，参加学习的红军战士一心要学好本领打反动派，对于这样的文娱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学员们毕业后，都坚决服从分配，愉快地走上战斗岗位，有的上前线，有的留后方，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斗。第2期毕业的李白同志，在参加长征后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但他坚贞不屈，直到被反动派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根据李白事迹改编的。李白同志不愧是通信战士的光辉代表，也是红军通校的光荣。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通信学校的代号是红星第三大队。行军途中虽然十分疲劳，但每到宿营地，大家都抓紧时间练习收发报。在长征路上，身上连一片纸屑也没有，学员们就随着蜂鸣器发出的电码声用树枝在地上划，练习抄收。有时用口模仿蜂鸣器拍发电码，其他同志练习抄报。有的同志还互相测验英文和学过的功课。刘光甫校长和曾三政委见大家学习热情这样高，曾表扬说，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我们红军的创举。

1934年12月间，正当大家紧张而愉快地学习电台技术的时候，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来到学员身边，看见大家在地上划着的阿拉伯数码，很感兴趣地停步观察。周副主席得知大家是通信学校的学员后，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无线电技术，真不简单哪！朱总司令和悦地看着大家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临走时，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鼓励大家要刻苦学习，还说红军要发展壮大，每师每团都要有电台，大家不仅要担负无线电通信工作，还要当老师培养新的技术人员。

当部队挺进贵州瓮安附近的猴场时，第9期训练班的8名学员毕业了。这是红军通信学校在长征路上毕业的唯一的一批学员。他们很快地充实到红军各部队的电台去工作。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8月，红星第三大队同四方面军报务训练班合并，又恢复为通信学校。

当时，除中央红军通信学校外，红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也都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和红军通信学校一样，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通信骨干，为人民军队不断壮大通信队伍，发展和使用多种通信工具和通信手段，适应作战指挥和协同需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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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电波从这里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