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切的期望难忘的教诲
□王诤
【作者简介】王诤，江苏武进县人。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央苏区红军总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长兼无线电训练班负责人、一方面军通信主任、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委三局局长、政委兼通信学校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委三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电信总局局长。建国后，历任军委三局局长、兼邮电部副部长、军委通信部部长、通信兵部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二院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第四总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1978年病逝。
1931年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总部见到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把毛委员的话加以发挥，他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听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实现了。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1930年除夕，红军在江西苏区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环了，只留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敌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来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是极其简陋的，林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时有一千余人，包括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照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们，他常把同志送给他的、当时极为难得的纸烟转赠给电台人员。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着重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像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的心田里。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当时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表明他对革命前途具有多么坚定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1931年2月命令何应钦率领20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军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40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20多天中，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月15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敌师部电台说：“我们现在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问：“去哪里？”敌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照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束，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但是扪心自问，我们与在第一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年6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还组建了5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为100W的电台，1931年秋天，江西苏区中央局得以同上海党中央建立了无线电通信。
选自《难忘的战争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