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今年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青春电影似乎是永远能够饱赚泪水和票房的最佳题材。因为这类电影能让人感到美好、向上，为青春后悔唏嘘满足了人们对自己的美好想象，同时这样的向上与道德感不需要自己努力去实现所以轻松无比。九把刀说，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回头再淋它一次。但如果试想大家的集体缅怀感伤要当真作数，一眨眼回到n年前，重新经历那些追悔莫及的事，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意识的改变，结果会不会一样？真当如此，应该很多人就不会盼望重头再淋一回青春的大雨了吧。
    与青春电影所带来的集体回忆一样，会带来美好、向上与轻松感觉的，还有指责他人这件事。这种指责可以是指责别人投毒，也可以是指责别人没见义勇为，还可以是指责质量差。这种指责既能尽享事后诸葛亮的信息全面之便，又能站上道德的高地，还能为自己的责任开脱。所以人人趋之若鹜，看看微博上对各类负面事件义愤填膺的转发就可知一二。古斯塔夫•勒庞说这是乌合之众，是个人融入群体后个性湮没、被群体思想所统治。但我们试想，这极端且情绪化的群体思想是从哪来？其实是来源于清醒且自私的个体，为转移责任、获得道德上的胜利感的所作所为，之后在传播、演化中才形成了乌合之众。
    就如同网民翻到旧闻，发现婴幼儿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罪魁祸首”三鹿集团居然在2008年事件未曝光前以三聚氰胺相关的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就开始指责评奖单位，指责政府官员，好似给“毒奶粉”评奖是一个“天大的阴谋”。姑且不论这件事孰是孰非，单就一个新发现的添加物因其优点被评奖，但应用过程中逐渐发现其重大隐患而被取缔本身就是人类对事物认识的一般过程，但因为这涉及质量的底线——安全，而且是婴幼儿这本该精心呵护的一代，所以人们的负面情绪被激发，抛却理性后忘记了认识事物过程本该循序渐进的常识。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食品最广泛运用的添加剂——味精的“前世今生”有没有印象。对于味精，大众似乎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虽然它也是在发明之后被广泛推崇，因增添了鲜美的口感而被称道，到现在也是在实践与科学研究中逐渐发现味精对人体健康损害而慢慢退出大家的餐桌。质量安全风险是条人类永远在无穷尽的发现、确认、排查的路程，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每天都有新发明时代，新的风险也会永远层出不穷。当然，这里不是危言耸听说什么都会有质量风险，而是说如同我们不是生活在无菌环境中一样我们也不是生活在一个质量安全风险“真空”的世界。
    其实这种流行指责的“非理性”，不止在质量领域，存在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且更可怕的是，在民主的大旗下，非理性的声音不仅占据了主流媒体，而且被认为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赋权。现在有很多声音，说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民粹主义泛滥之地。也有很多言论，说目前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有人解释为回归后，港人在身份认知方面的失落。也有人解释为03年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06年开始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弹丸之地的香港在全球化挑战后，本地人的边缘化导致陆港矛盾。这样的矛盾无论是赴港孕妇问题，还是赴港购买奶粉问题，都不能单纯地去指责内地游客是要去“抢”香港宝宝的奶粉，还是香港政府要剥夺游客购买产品的权利，因为单方面的指责对双方都会造成损失。因为无论是指望民众从香港买到质量放心的奶粉还是指望无游客光临却稳坐经济自由港的双方来说，长期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曾在网络上看一个对这样的非理性指责的比喻，很是形象——“这种行为虽然恶心，但不难理解，就好像一个青春期少女要求家人买LV包包，不肯买就离家出走。毕竟她没有真的很想离家出走，只是想透过恐吓得到包包。”
    责人易，非己难。让自己陷入怨恨、指责的泥淖的借口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指责要比努力容易。指责别人产的的质量差、管的质量差，比自己坚持不买便宜的仿制品，不下载免费电影，要容易得多。可大家的“容易”的积累下，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容易”。
    在人类社会坐上这辆“非理性”的疯狂列车前，在我们的理性完全消逝之前，可否每个人都少一些戾气多一点思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告诉自己一声：责人易，非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