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实施意见》以来，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不少技术机构被合并，部分“国家队”要转为企业，实现国有检测认证机构市场化。
    在整合过程中，人们还是对“国家队”恋恋不舍，以至于将检测相关的乌龙事件归咎于“国家队”或者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不少国内外食品检测机构，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导致检测结果失真，使企业甚至行业受到重创。据报道，2012年7月，河南三门峡市疾控中心的检测结果指称今麦郎方便面的酸价超标，但随后该中心又自认“资质不全”，收回检测报告并向企业公开道歉。同年，湖南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检测中心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对美赞臣等奶粉“香兰素超标”的检测结果无效。检测机构本应该给社会提供稳定、可信任的结果，这些检测乌龙事件是政府监管缺位导致的吗？或者说，国家设立的“国家队”更值得信任吗？
    为了要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目光从检测认证领域，投放到其他领域。比如，更广为认知的国家队，各类体育竞赛的国家队。众所周知，中国的竞技体育机制一直是围绕着奥运战略和金牌模式布局和运行，国家统一培养运动员，以金牌数来衡量中国体育的成功。在这种举国体制下，政府是体育教育的“大家长”，是体育成功的创造主体。
    在这一体制下，当然也有“叛逃者”，比如武汉姑娘李娜。她的职业网球生涯，验证了市场化或者说职业化，远优于举国体制。从1999年加入国家队，到2008年单飞，在运动员最黄金的十年里她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是世界排名第33名。然而，在离开国家队，私人专业团队帮助下，技术进步神速，2009年成为第一位打进美网8强的中国选手，2010年她世界排名首次进入前10，2014年2月达到世界排名第2，2014年成为亚洲第一位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得主。
    李娜从一个国家运动员，转变为一个职业网球手，最大的变化就是比赛成绩更能与市场激励直接挂钩了。体制内的运动员，由于国家包干了从日常生活费、聘请教练到比赛住宿机票方方面面的花费，因此网球比赛奖金60%都需上交。李娜单飞后，除交给体育总局8%比赛奖金和12%的广告代言（这也是体育总局放飞李娜的条件）之外，能从比赛中获得巨额的奖金激励（如澳网夺冠时李娜就获得了约合231万美元、人民币1400万的冠军支票）。在市场有力的激励下，李娜自己就成了成功的创造主体。
    那么此时，国家或者政府的利益受到损害了吗？李娜夺冠没有实现“为国争光”吗？当然不是，李娜创造了成功，政府不花一文（甚至还从中获得了刚才所说的8%比赛奖金和12%的广告代言）共享了这一成功。虽然李娜主观上是为个人职业的成功而付出的努力，但客观上来说，的确传达了中国人在国际网坛的声音。
    从体育的“国家队”，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质量的“国家队”，我们可以发现，道理是相通的。政府完全可以不做一个耕耘者，辛苦地创造成功。只要发挥好了市场的力量，照样可以共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