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上厘清山区与贫困的关系,是我国山区发展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山区是否必然等于贫困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内外都有很多的经典研究,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有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世界各国文明兴衰的讨论,在国内是经济学者1999年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贵州与瑞士的比较分析。他们的研究都证明了地理环境并不是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决定性条件,自然条件差的地区也可以发展成为非常发达的地区,而一些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也可能由盛而衰。
但是,在我国的贫困人口中山区占到了52.9%,占到了绝大部分,尤其是随着我国新一轮扶贫政策转向以山区为主的连片开发,因而容易让人习惯地认为山区就天然是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我国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中都习惯性将贫困山区放在一起。随着院里山区经济发展质量课题组研讨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愈发觉得,正是对于山区与贫困的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决定了我国扶贫总体质量不高的现实问题。
我们首先可以实证性地看一下世界各国山区的发展状况。在最新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前10位的是:挪威、澳大利亚、美国、荷兰、德国、新西兰、爱尔兰、瑞典、瑞士、日本。在这些国家中,挪威、德国、瑞士、日本等国都有大量的山区,尤其是瑞士60%以上的国土面积在高耸的阿尔卑斯山上,再加上西北部的侏罗山区,国土大部分面积是在高山上的,如果在瑞士做火车就可以有明显的感受,瑞士的火车很多是小火车,并且需要在铁路中央加铁链,就是为了爬坡用的。日本国土面积约70%为山地,并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可耕地少。德国的南部也是处于阿尔卑斯山上,但南部地区却是德国最发达的地区,巴伐利亚州,汇聚了奔驰、宝马等世界知名企业。可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发展最好的国家中有不少都是山区,山区与落后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相关的案例。最为典型的就是温州,温州被称为“七山二水一分田”也就是说70%以上的面积是山地,并没有类似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大面积平原地区,也没有大的港口,在交通区位上更没有优势,没有国家大规模的外部投入,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温州却成为我国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产品行销全世界,“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不管是谁也不会把温州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使在我国同样制度环境下,山区也不一定就是贫困的。
从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现实来看,也许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故事,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山区并不一定等于贫困,或者可以进一步地说,山区由于具有平原地区也不具备的禀赋优势,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是十分富裕的。但我国对于山区发展的政策取向是,大量地对其进行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投入,但是我国扶贫开发近三十年以来,我国的山区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现在仍然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一事实并不是说明了山区不能够发展,而恰恰是说明了我国的扶贫质量存在着内在的缺陷。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能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其在经济发展的具体行为上进行干预是无效率的。但是我国几十年来的扶贫政策不管是产业扶贫,还是整村推进,还是最近提出来的“精准扶贫”,虽然形式变了,但其实质都是希望通过政府的外部干预来让贫困地区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掌握了资金的使用流向,可以决定在哪里修建公路,在发展什么产业,甚至于使用哪一种技术,购买哪一类品种的种子等微观的事务都由政府来决定,由于政府在信息上的劣势,必然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山区形成一种依赖于外部投入的发展思路,在大多数的扶贫工作会议中几乎可以无一例外地听到这样声音——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政府加大对于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是必需的,但是我国的扶贫投入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扶贫开发投入,即政府要通过产业发展的直接投入来扶贫,而大部分山区经过几十年的扶贫,却依然没有持续和发展的自生能力。看到这样的现状,我都会有一个疑问:我国的山区扶贫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发达国家山区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要让人们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能力。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放手让人们去发展,在19世纪末,瑞士的因特拉肯地区绝不是像现在那样风景优美,交通便捷,早期是大量的躲避战乱、流浪者来到这里,他们身无分文,也没有劳动技能,而当时一帮银行家看中了这里的旅游开发潜力,购买了山区的开发权,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修建铁路,进行旅游开发,其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每年吸引数千万游客来这里滑雪、观光,创造了数亿欧元的旅游收入。因此,我国的扶贫质量最大问题在于政府过于自信,把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在此模式下,山区逐渐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不管是民间还是地方政府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投入越多越好。而真正让山区的人们具有发展能力的,就是让他们具有将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的权利。以恩施为例,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优质生态的需求日益增长,包括清新的空气、无污染的食品、凉爽的气候都是极其宝贵的潜在市场资源,如果给当地人民以正常的渠道加以转化,也许不需要政府投入太多的扶贫资金就能够让大家富起来。随着扶贫开发投入的增长,山区的路越来越通达,项目也越来越多,但是如果农民没有相应的财产权利,山区所蕴藏着的巨大财富就无法变成每一个老百姓真实的财富,他们也没有动力去发展。我们的扶贫政策明确地意识到扶贫开发要变“输血”为“造血”,而造血功能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永远只能停留于输血的层面。
说到底,山区可以发展成为很富裕的地区,但需要有能够保障发展主体发展意愿的制度建设,山区的扶贫质量,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市场如何被形塑。要提高扶贫的质量,就必须要时刻对市场保持敬畏之心,而破坏民间创新的市场机制,其努力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