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自WTO签订之后，这一类研究的热度似乎降到了冰点，国内学术界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度也是如此。然而，这种状况已经在发生逆转了，因而给该领域的学者也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机遇。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传统盟友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频繁地挥舞贸易政策的大棒，对贸易政策和世界经济的环境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几次三番针对中国的产品，甚至对中国特定企业威胁要动用贸易制裁的手段，最近更是出尔反尔，几乎单方面撕毁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和框架性协议，运用策略性的声明威胁动用贸易政策手段，试图在双边贸易中获得最大化的不当利益，或者达到美国其他的战略性政治目标。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面临着新型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严重挑战。

研究者的目光可以回溯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时的中美贸易就常常受到不确定性的挑战。每年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商贸和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交锋就是，围绕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谈判。那些年份当中，虽然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国依然可以在对美贸易中享有最惠国待遇，但是美国的这种要挟，还是获得了较多的超额收益。中国在购买美国的相关产品上每每都会做出重大的让步，在贸易的内部政策上做出相应的改善承诺。除此之外，中美两国在这种讨价还价中消耗的政治资源，以及两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企业每年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额的，这体现在企业生产资源的时间配置，研发创新的选择，甚至是出口与否的选择等微观层面，并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福利效应。现在，消停了十多年之后，中国的出口企业，以及中国在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环境又开始受到这种不利影响的冲击了。

当然，世易时移，虽然贸易政策和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冲击卷土重来，但这次是以新的面目出现了。其产生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大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动。美国虽然依然是世界的头号强国，但一二十年前那种遗世独立，傲视群雄的特出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美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已经远非当时那么大了。另外，在多边贸易协商机制酝酿、形成和盛行这么多年之后，世界各国对于美国这种无理的单边贸易主张的反感和反应也相对大了许多。此外，美国与各个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在面对经济利益的现实选择时，在今时今日也比多年以前脆弱了许多。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与其他经济强国在更紧密的多边贸易架构下，抵消美国这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态势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中国不再是国际贸易总量中微不足道或者不太重要的参与者，而是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关键成员，是有“市场力量”的决定性力量。在庞大的总量之外，中国在国际经济的贸易和生产环节已经从过去的彻头彻尾的跟随者，成长为具有自生能力的同时具备竞争和合作能力的一员，而且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在迎头赶上。当然，这种发展势头一方面成为美国对中国施加这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动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在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时的自身稳定性，可以用于谈判的筹码等方面，都使得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上了。

有更强的底气面对美国的这种间歇性发作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是在战略上要重视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于此前，中国的锦囊中可供选择的工具比以前丰富了许多。由于美国这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打击对象范围如此之大，波及世界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国可以利用相互的贸易协商，甚至是其它的多边贸易协商和安排来对冲这种负面冲击，而不用像过往一样担忧其它国家会跟随美国的先例，对中国也实施同样的贸易壁垒。WTO这种多边贸易机制的安排，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特朗普这种单边贸易政策的冲动打击之下，其贸易磋商的功能大大削弱了，但是，依然可以加以利用的是其争端解决的机制，以及仲裁机制。运用得当，可以用国际法来对美国的不确定性的行为选择和内在动机进行适当的约束，至少能够换取这种组织的其他成员对这种贸易行为的警惕和声讨，凝聚限制贸易壁垒的共识。毫无疑问的是，归根结底，要应对这种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自身实力的不断提升。回到自身的经济基础，还是要靠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输出的产品的质量。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中国要更加强化自身的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实力，掌握核心技术，更少在关键性技术领域和生产环节避免被这种贸易政策壁垒扼住咽喉，被这种不确定性一击致命。另一方面，中国产品的质量也需不断升级，简言之，就是更难以被竞争性的出口国提供的产品所替代，成为各国生产和消费中的必需品。这样，美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也会多些顾及，中国出口的产品也会“东边不亮，西边亮”，维持出口对象的广度来抵消单一出口国不确定的负面效应，甚至以国内市场扩张替代外部市场的萎缩。以微观产品的升级为基石，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也需要不断调整，争取更快地跻身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中美贸易之间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不是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担任美国总统的随性为之，完全是由商人的逐利本性驱动，而是美国这个国家对其自身地位受到不断侵蚀的内在忧虑的外在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门槛，也是实现我们目标必须超越的障碍，苦练产品质量的“内功”是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