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到底有什么核心的内容和创新？能够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什么裨益和支撑吗？能够成为一以贯之的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吗？这是一些需要学者解答、大众需要了解其答案的重要问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崛起，愈发显得紧要。

前人的经济思想常常成为人们面对难题诉诸的求助对象

    研究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或者其它一些分支的学者，在遇到理论和现实难以调和，或者基于理论做出的预测与现实情况差距明显，以及基于理论提出的政策措施无法弥合这种裂缝的时候，常常会诉诸于从经济思想或者理论的先驱那里找到养分和灵感。例如，发展经济学会寻求回到斯密寻找新的理论源泉，在遇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政策的操盘手和经济学家在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取舍上，也反复提到是否要回归凯恩斯主义的方向。总而言之，尽管现代经济学似乎构建了比较精密的理论体系，完备的实证工具和多种政策手段，但是当人们在理论思路枯竭、遇到难以突破的政策瓶颈问题时，往往想到的是求助于这些经济学的先贤，往往还都能够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支撑。

    然而，如果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难题，需要新的理论和政策工具来解决面对的棘手问题之时，我们能否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和学者那里寻找灵感呢？答案是理论上可以，但却很困难。之所以可能，是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实践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探索，已然留下了丰富的经济论述，历史上的多次变法也为后人提供了财政和税赋等方面的思想和措施。之所以很困难，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后世的学者还没有充分地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表述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话语体系吻合起来，而这是从长时间段的历史视角，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几千年来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连成一个一致的链条的前提。但是，就这一点而言，除了个别学者所做出的努力之外，无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界内部，还是只希望看到通俗易懂论述的大众，都还难以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核心观点和当前现实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相互对应起来。虽然胡寄窗等前一代学者做出卓绝努力，甚至以其著作影响到西方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视，但仍显不足。而在这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学者们所做的国学普及工作则是一个榜样。他们将中国传统典籍进行通俗化解读，与当代中国人思想和生活情境映射在一起，同时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的大量宣传工作，无疑使得国人的现代生活和精神焦虑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抚慰。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及其与客体的关系来看，在中国大地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有着先天的不足，又肩负着与其自身发展程度不匹配的时代迫切性。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经济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体现出与世界其它地方不同的特征。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延续的时间久远，商品经济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阶段短暂而又不完整。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长期局限在较为原始的生产方式，对现代经济规律的提炼多有不足。从而与现代的发展实践之间的“离差”显得更为显著。在没有充分发掘其深刻含义的状况下，用它来对照当前经济实践和现实，无疑显得捉襟见肘。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并非封闭和断裂的体系

    纵然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何时何地，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会希望追踪其本源，人们都希望倚靠前代思想巨人的伟岸臂膀，衬托出自己理论的坚实而有力，或者为自己答疑解惑。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早已经被域外学者视为重要的思想源泉，有些是假托它来壮大声威，但有些古代和近代的思想甚至确实直接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经济生活的实践（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调节法案》，参见邹进文的分析）。较为著名的就是，很多研究成果都已经证实，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渊源里面也有着中国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参考谈敏在这方面的专著）¹。甚至欧洲的魁奈等重农学派学者在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之时，还要假托自己的书籍是在北京出版，他本人也著有《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尽管个中内容有很大的片面之处、甚至是误解及曲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社会的本质特征，但无疑也显现了当时这些域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浓厚兴趣。域外人士尚且如此，那么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自然似乎也应当从古代寻找思想的源泉。如邹进文先生所言，“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主要经济思想领先于西方，西方欧洲国家学习中国”。但是，到了“近代工商业文明时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所以思想文明的交流路线也发生了逆转，由原来的‘中学西渐’变成‘西学东渐’”。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一发展趋势，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追寻中国经济学自己的思想渊源，就至少需要回溯到184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当中去。

    几乎每一本西方学者所写的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都会或多或少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但是这些著作对中国的情况几乎毫无涉及，尽管中国古代独立发展出伟大的文化思想体系。按照胡寄窗等学者的观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古希腊或古罗马时期的思想有共同之处，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从而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了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义利取舍思想（如与西塞罗以义利的行为选择来区分责任）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等，不一而足。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很大。正是这种分歧性，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独特价值，可能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实践的特出性质有着潜在的重要关联。

古为今用实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内在价值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不应与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经济思想之间构成隔绝的断层，学者们应该做出一定的工作，将这些不同阶段的经济思想链接起来。所能采用的方式，除了上述哲学领域的做法之外，一些学者所研究的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也是一种途径。政治学领域当中，清华大学的阎学通等人研究的就是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国际问题结合起来，主要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分析立论的基础就是，在秦朝大一统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列国并立，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贸易、战争、人员往来）比较频繁，这一点可能可以与1648年以来的近现代国际体系精心类别。同时，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中，不管是作为当时“合纵连横”的谋略活动的设计者，还是遗世独立的观察者，他们对于“国与国”之间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交往当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行为的分析，以及由此对国与国之间带来的利益，对民众带来的利益的解读，似乎对于处理有着近似本质的、当前世界环境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乃至于其它社会经济关系都不无裨益。在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当中，就有一些学者将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同样视为一个重要的阶段，难道不能从中找到一些类似的关于贸易、人员流动、民众福利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经济思想吗？采用同样的范式，找到类似的重要发现也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虽然不好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对古代经济思想进行一对一的转译，但我们可以将其归结到更大的经济维度当中。例如，可能不能说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拥有机会成本、理性人等基本概念和假设，但也有重要的生产分类，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分野。同时，由于那时的学者都是思想家而非理论家，他们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观点并非是系统和完整的，有时甚至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要做的是将他们的思想尽量系统化、理论化。再者，如果说美国192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解决，都能够从中国古代对于粮食生产和分配的治理中获得经验和政策的话，我们也无需只从斯密及其后世的西方学者那里为自己的理论和政策找依据。

    大时代的实践让人们对思想和理论自然生发出迫切需求。古代虽然看似与我们相距遥远，但作为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连贯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个人的经济行为难以明确与传统的伦理、哲学和思维绝缘，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政治的过程并非没有悠久的历史因子传承，那么又如何否认现代的经济思维与古代的经济思想之间有着深浅不一、明显或者隐含的联系呢？无论是学术研究本身，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来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都毫无疑问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文献：

1.巫宝三：“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

2.程霖、陈旭东和张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工作论文，2013；

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歧见”，《学术月刊》，1986年3月；

4.邹进文：“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414/15301168_0.shtml

5.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¹如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