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德国质量”已经成为享誉全世界的制造品牌，“德国制造”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现代工业的“标杆”。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建设质量强国”，“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等一系列决断。那么，如何形成如同“德国质量”水平的“中国质量”成为关键，因此分析“德国质量”形成的原因对于我国提升发展质量水平与弘扬“工匠精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德国，对产品或服务质量追求的意识是从小建立起来的，并通过新教“天职观”的劳动价值理念与法律制度来支撑消费者的质量主张。著名管理学家Michael E. Porter在其名著《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曾提到，一国的产品是否有竞争力，消费者是关键因素之一，越挑剔的消费者，其产品质量越高，越容易在全世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比如，德国的消费者一看到报纸油墨沾手，马上就打电话投诉，因此反过来促成德国的印刷机全球质量最好。

    （一）“天职观”的劳动价值理念

    在德国，一个不劳动而拿社会保障的人是会受到邻里间的鄙视的。这种劳动价值观的形成与德国新教的“天职观”密切相关。公元1517—1546 年，马丁·路德提出的“天职”概念改变了 传统教义对于劳动价值与工作伦理的认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又称《新教伦理》）一书中也明确阐释了这种观点：天主教徒表现出对现实利益的禁欲苦行和无动于衷，对物质欲望及劳动观念有“睡得安稳”以求临终前的“幸福天堂”的意思。新教将日常世俗劳动视为上天赋予人们个人道德活动的最高形式，等同于救赎般的无比光荣的神圣使命。劳动者将自己的职业视为“天职”，不仅是为了赚钱，还是自我实现救赎以对上帝最好的侍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鼓励世人用虔诚的心将世俗工作视为神圣并做到最好；第二，不计较工作形式与分工，重视合作；第三，安心本职工作，以职业精神回报“天职”。这种“天职”观念不仅将劳动视为谋得个人生存的法宝，更是人们归属与爱的需要，是维系社会和壮大民族的唯一方式。所以，天职观的重大宗教伦理体系，客观上促进了德国“工匠精神”的诞生。

    （二）渗透式的质量教育

    在“天职观”的劳动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德国人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德国人认为“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孩子是德国的未来，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随时随地对孩子进行教育”。而德国教育部门将质量知识与对质量追求的教育渗透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使得德国人对质量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比如，在德国最为流行的杂志是《test》，普及率达到80%以上，该杂志是由德国检验基金会主办的，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比较产品的质量，帮助德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而德国中小学经常组织学生到德国检验基金会进行现场教学，教育学生必要的质量知识与质量常识，告诉比较试验的具体方法与意义，甚至指导学生参与产品的检验，使得德国人从小就建立了依靠质量知识或质量工具进行理性消费。而《test》几乎成为德国人的质量教科书。在这种渗透式的质量教育成长起来的德国人，在工作岗位会自然而然地追求高质量。这种教育方式从生产与消费两个方向激励德国人对产品质量不得不精益求精，也会在客观上促进“工匠精神”的产生。这就是为什么普鲁士元帅说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三）完备的法律保障

    德国的法律体系健全，制度完备，许多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保护诚信、严惩失信，使诚实守信在德国不仅是道德层面的个人修养，还是社会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同时德国法律体系涉及内容广泛，大到总统选举，小到个人租房、配钥匙、扔垃圾，可以说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步都有相应严密而细致的法律法规约束。《德国民法典》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备的藏书，德国人遇到涉及法律的问题，就像查词典一样，在这本法典中总能找到解决方案。德国法律体系也非常讲究逻辑体系的严密性、概念的科学性和用语的精确性，所以德国的法律很少有漏洞。那些企图钻法律漏洞造假、欺诈的行为自然就难以得逞。如德国现行《食品法》包罗万象，对人们生活所涉及的各种食品都有详细的规定，涵盖了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的所有食品产业链环节，甚至对食品生产厂家的生产设备、地面和周围环境的卫生都做出了严格的要求，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加上《吹哨人法案》的有效实施激励每个公民都会自动行使监督权。举例来说，若在德国买到一根有质量问题的火腿肠，经过严密的司法程序，维权者可能会得到几万甚至上百万欧元的赔偿。这样，基本上杜绝了非法生产和经营活动。而在我国，付出极大的成本后可能得到仅是10根同样的火腿肠，这就是我国消费者为什么很少维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