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民：古籍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趋势

7月11日下午，2017年“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第四讲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孙继民教授主讲，题目为《古籍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趋势》。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薛平拴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秉忠，教授黄寿成等也出席了此次讲座。

此次孙继民教授的讲座分四部分进行。

讲座第一部分为古籍纸背文献学的概念。孙继民教授指出，古籍纸背文献学的核心概念即是对公文纸本古籍纸背原生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专门学问。所谓公文纸本古籍，在版本学界和目录学界通常称为公文纸印本，也称公牍纸本、文牍纸本、官册纸本等，是古籍刻印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宋元明时期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纸背刷印的古籍，亦即古人利用公私废旧纸张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现存公文纸本最早出现在宋代，以明代最多，清代以后逐渐消失。同时，孙继民教授强调，公文纸本古籍除了用官府公文、档册、账簿等纸背印刷之外，还存在用私人书信纸背印刷刊刻的古籍，也可纳入公文纸本古籍范围之内。

第二部分为公文纸本古籍传世数量。最先关注公文纸本古籍的是版本目录学界：

如周广学先生《古代的公牍纸印书》一文所列有16种；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汉籍纸背文书研究》一文曾就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在内的所见所知做过统计，共计35种，其中，宋代9种，元代9种，明代17种；瞿冕良先生《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中更是罗列出各代公文纸印本81种，另外还列出公文纸抄本15种，总计96种。但以上各位先生的统计，互相之间即有重合，也有不同，且均有遗漏，例如沈津先生《明代公文纸抄本二种》和《公文纸印本〈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两文介绍的公文纸印本《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和公文纸抄本《明文记类》、《观象玩占》等三种公文纸本古籍即均未被上述几文涵盖。据估算，公文纸本总数应超过100种无疑。而根据朝代划分，公文纸本古籍传世的数量，大致宋代11种，元代21种，明代60种，清代4种。

第三部分为古籍纸背文献学整理研究现状。孙继民教授结合自身做文献整理时的亲身感受，指出国内学者对公文纸本文献的认知尚且不足，整理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发展。孙教授近些年从《宋人佚简》研究出发，与所带领的团队合作，对上海图书馆所藏古籍纸背文献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孙继民教授介绍到，目前国内已有7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加上其他项目共9项），孙教授本人也申请了国家重大课题从事对于《洪氏集验方》的整理与研究。目前的研究进展，上古时期的纸背文献整理已基本完备，但仍存在大量的纸背文献亟待发掘整理。

第四部分为古籍纸背文献学整理研究新趋势。孙继民教授通过文献图片展示，介绍了国图藏《魏书》纸背元代收养孤老文书；海图书馆藏《劝忍百箴考注》纸背明代清军册；上海图书馆藏《毅蓭奏议》纸背明代官员考语册；上海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明洪武小黄册；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明水军饷银册等珍贵的古籍纸背文献。公文纸本文献是我国传世典籍中一座极具珍贵价值、富于开发意义的文献资源富矿。周广学先生曾呼吁：“现在存世的公牍纸书已为数不多，公牍纸书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孙教授也指出，希望古籍纸背文献的新发现可以为历史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应有的贡献。

薛平栓教授在最后的总结陈词种高度评价了孙继民教授的精彩讲座，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指出新文献、新史料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讲座最后，在座学员积极举手提问，孙继民教授耐心细致地为学员们答疑解惑，讲座在热烈地氛围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