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所成立4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在文汇楼C段217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南京大学文学院武秀成教授作了题为“文理文例与古籍校勘”的专题讲座。学院王雪玲教授、郭海文教授、张宗品副教授、吕东超副教授、翁彪老师与我院文献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周晓薇教授主持。

武秀成教授在唐宋文献整理与研究及古籍校勘领域颇有建树，出版有《〈旧唐书〉辨正》《玉海艺文校证》等研究成果，这次他以“文理文例与古籍校勘”为题，选取典型的校勘案例，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腻解析，展示了在古籍校勘工作中如何巧妙利用文理和文例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武秀成教授以陈垣的“校法四例”为出发点，重审四种校勘方法——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在具体校勘实践中的核心要点和各自的独特地位。他特别强调了“理校法”的内涵，指出通过梳理文章脉络与文本条例进行推理校勘是理校法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武秀成教授对六个案例展开详细分析。这六个案例依次出于《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孝经类序》、《汉纪》卷三《高祖皇帝纪》、韩愈《送陈彤秀才序》、《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汉书》卷八八《儒林·梁丘贺传》与《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常见的文献，武教授却能发现新的问题，并予以妥善解决。最后，武教授由这些案例总结出三条校勘经验：

其一，校勘成败，在于资料。讲座中《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这个例子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哥舒翰引古人言“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一句，与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并不连贯。武秀成教授排比史料，梳理史源，基于文献学和民俗学的缜密考证，指出这里当如《安禄山事迹》所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也”为是。

其二，寻绎文理与文例，利于发疑决疑。这一点可以从《隋志·孝经类序》的例子得到体现。今、古文《孝经》的篇目差异一直是经学史上的重要议题，历代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隋志·孝经类序》“长孙有《闺门》一章”这一句的理解。武教授从文章脉络出发，提出这段文字前叙今文，后叙古文，这里不应夹入今文经的叙述，因此推断“孙”是衍文。这一推断在大量语料中得到了证实，这一时期的文献中“长”确实有“多余”的含义，“长有”即为“多有”、“别有”，使得原本滞涩的文本立刻变得通畅起来。又如韩愈《送陈秀才彤序》“如是，而又问焉以质其学，策焉以考其文，则何不信之有”一句，方崧卿与朱熹提出了不同的校勘意见。武秀成教授梳理文章脉络，指出方崧卿的校勘不合文理之处，认可朱熹“必去此字，然后一篇首尾始复贯通”的意见。又如《汉书》卷八八《儒林·梁丘贺传》与《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两例，武秀成教授发现《汉书》“传”与“授”两字使用有别，《新唐书》“罢为”的用法有特定的语境，这些都是基于大量文例的梳理，发现原文的校勘问题，并做出了有说服力的案断。

其三，推寻讹误痕迹，校勘方成定谳。武秀成教授强调，如未理清致误之由，则不应轻改古书。如《汉纪》卷三《高祖皇帝纪》中的一段话：“（卢绾）后以将军从击项羽有功，故立为代王。丞相张苍从击臧荼有功，封北平侯。”这里以卢绾被封为代王，不符史实，因此点校本将“代”改为“燕”。武教授认为，难以看出“代”错为“燕”的致误缘由。基于《汉书》存在国名加相的表达定式，他对这段话重新作了校点，将“代”与“王”相易，以“代”字属下读，歧义因而冰释，同时也避免了妄改古书。

武秀成教授这次展示了六条理校案例，主要是从行文逻辑、文章条例入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而准确把握文献的行文逻辑与文章条理，需要深厚的学养。陈垣先生曾指出，理校法高妙而危险，当由“通识者为之”。在这次讲座中，武教授向古籍所师生展现了通识者校勘的精湛境界，令人陶醉、赞叹。

在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同学们就讲座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向武秀成教授请教，武秀成教授都给予了切中肯綮的回应。张宗品老师也动情回忆起读书时代的见闻。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