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工人的主要精神
华工的发展进程中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学校发展史的精髓是什么？有哪些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需要传承和发扬？这不仅是从事校史研究者的任务，更应该是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责任，特别是健在的老教师、老同志要把自己经历的创业史记录下去，不能动笔的可以口述历史。对于什么是华工精神？由于各人的经历和体会不同，可能有不同的侧重，但是作为华工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它的主要内涵应该是一致的。下面，我将华工精神分为三个方面谈我的见解，供大家参考。那就是团结进取、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主要反映了华工培育的“团结、求实、严谨、进取”的优良校风。
第一，团结进取——团结，建校以来始终是华工人高举的一面旗帜。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组建的华中工学院，师生员工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建设工业大学这个共同目标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大家庭，在一起共同学习和工作。要是每个人心中始终想着你是广西的，他是江西的，谁是湖南、湖北的，那怎么能万众一心，共同奋斗？因此，几所学校的师生合并后，很快地融合在一起，共同奋斗。团结是创业的客观需要。我在华工听的第一次大型党课，全院党员参加，在西边老体育馆，由朱九思同志主讲，主题就讲团结。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但是九思强调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目标走在了一起，团结奋斗是我们创建新型工业大学的必由之路，却始终刻印在我心中。我认为团结不仅仅是动员的口号，它在创业进程中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一是高度的目标认可度。学校每个阶段、每年确定工作重点、重大举措都能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群众来、到群众去，广泛征求意见，讲清楚决策的意图，把工作做深做细，取得真正的共识。回想1956年学校制定了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当时的副教务长洪德铭同志就到机一系教职工中宣讲，我们听了很受鼓舞。当时关山地区还是一片农田，南大门外仅一条通汽车的土石路，远景规划中要修建一条数十米宽的柏油马路。特别是文革结束后，重大的改革举措九思同志都在干部会或群众大会上把目标、指导思想、具体措施讲清楚，有时还将奋斗目标、指导思想溶在令人鼓舞的口号之中。改革开放后华工人的干劲为什么那么足？我们认为相当重要的是上下一致，对奋斗目标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
二是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这种关系在文革以前显得特别好。许多高校都一样，我到华师去负责联系“三讲”时，华师的老教授还对我讲，他十分怀念过去的干群关系。他说：“华师的党委书记是位老干部，我那时住在校外，他事先未通知就来家访，未见着，留下便条，又二次来家访，征求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使我至今难忘。”我个人的感受也是这样。当时我作为一名青年助教，由于社会工作与党委副书记黄礼、副教务长洪德铭有较多联系，他们两位的夫人先后担任过机一系的总支书记。我们几位住在教三舍的助教，经常周末到他们家里去打牌，请他们讲述战争年代和从事地下工作的斗争故事。洪德铭同志到云南前，每逢较长时间离开武汉，都要打电话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返汉，以免我去时他不在家。后来他们调离学校，这种关系一直保持着。调到外地的老领导，只要有机会出差，我们都会去看望。1965年，我和杨叔子去西安交大开会，还专门去看望担任市委书记的彭天琦同志，见面后他不断询问学校发生的变化。
三是互帮互学，和谐共事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基层教研组、教学小组、科研小组，由于经常在一起研究教学法，讨论新教材重要章节，组织教师试讲，互相听课，经常接触，互相了解，相互交流，老、中、青的关系保持得比较好。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教师们还在东三楼的草坪教研室为四十岁的中年教师举办生日晚会。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都十分爱护中青年教师。八十年代初，杨叔子留美归来，当时博导要国家学位办批，路亚衡将自己招的博士生交给杨叔子，要杨叔子按他的研究方向选题独立指导，这使得杨叔子的科研很快有一支青年队伍迅速开展。由于那个时候大环境是为了共同事业，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很少有为了一已私利，不顾大局，明争暗斗，争名夺利，压制优秀人才成长的现象。
第二，开拓创新——要建设一所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大学就应该在若干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占据制高点。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就必须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创造新成果。特别是当一些高新技术的研究尚未形成强手如林的激烈竞争局面的时候，更应该抓住机遇，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抢占先机，形成相对优势。这种科学研究的战略思想十分重要。七十年代中期我校的激光、计算机外部设备、优化设计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工程和图像识别都是抓住机遇发展壮大的。因此，一所大学的科技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术思想和学科发展方向的创新。机一系七十年代开展优化设计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文革结束后，国家科委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规划会议。优化、可靠性、计算机辅助设计是机械学科列入规划的课题。路亚衡教授参加了规划会，我作为他的助手，成为机械组的秘书，对有关课题自然有所了解。由于机一系研究重点是综合自动化、数控技术和精密工艺，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优化方面。国家科委的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在北京召开了各部委的科技工作会议。我和贺经平同志代表学校参加一机部的会议。科技司的负责人在会议上宣布，优化方面的任务建议华中工学院承担，我虽没有思想准备，但也马上站起来表示同意。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与老贺立即赶到保定向参加教育部科技工作会议的九思汇报。我讲这是很有意义、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但是机一系承担困难很大，主要是教师的数学基础不够。九思听后，狠狠地批评我，他说：“你们教师就喜欢驾轻就熟，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选题不是首先我会干什么？而是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根据科技发展趋势我想干什么？既然这个研究方向很重要，缺什么补什么，边干边学，再难啃的‘硬骨头’也要啃。赶快回去组织研究班子，首先请数学教研室的老师和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为教师补数学。”我们按照九思的指示，组成了以余俊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中、青骨干教师和部分研究生的科研组，从补数学开始，查阅文献资料，自编教材，承担一机部下达的任务，几年之内，就形成了几十人的科研队伍，完成了一批国家下达的研究任务，在国内高校中占据了领先地位。
二是组织创新。华工在七十年代开拓新兴学科的研究，不是由下向上自发展开，而是由上向下有组织地实施。例如：激光计算机外设都是学校要求机一系组织一些中青年教师成立科研组，探索发展途径，然后根据需要，从电机系、计算机系抽调专业教师，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队伍，逐步形成气候之后，将他们从机一系独立出来，更有利于多学科的融合，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组织创新也体现在数控技术的发展壮大之中，七十年代在与自控系长期合作完成了两台加工中心的研制之后，认识到机电一体化将是机一系发展的主要趋势，学校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决定抽调自控系的中年骨干到机一系，同时将电机系的电工学教研室调到机一系，这种做法在全国高校少见，他不仅为数控技术的发展提供新动力，更为率先创立机电一体化的本科专业打下了基础。
三是可持续创新。一个学科要在国内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与时俱进，紧跟世界科技的新发展，探索本学科的新领域，登上新的高度。华工数控发展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五十年代研制电子管式数控车床起步，先后与上海工厂合作研制了数控八角头机床，与孝感机床厂合作研制了数控曲轴磨床，校内独立研制了立式、卧式两种数控自动换刀机床，逐步从单机发展到自动化生产单元、柔性自动化系统、无人化生产车间；从专用芯片的数控系统到硬件和通用软件组成的数控系统，从多座标软件的研制到数控系统的产业化，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取得华工数控今天的地位。在可持续创新中提出新的学术思想的科研路线特别重要。例如七十年代我国数控机床研究普遍采用是日本富士通的方案，将数控程序固化在专用芯片之中。当时计算机的速度不够快，应用不够普及。华工向国家科委、一机部机床局申请了采用计算机硬件和通用数控软件的方案研制新的数控系统，当时申请的经费是国家科委20万元，一机部机床局5万元。我和廖效果、林奕鸿先后三次到国家科委汇报，最后科委一局表示华中工学院与清华大学要捆绑在一起，你们把方案拿去给清华机制专业看看，他们同意就共同申报。我们只好照办，清华大学看了之后，完全同意，最后两家各得20万。其实清华大学只与北京一厂研制了一台数控铣床，数控技术没有作为清华大学的长期方向，当时主要是北京机床所，作为数控的重要研究力量。事实证实，华工在激烈竞争中要是没有绝对的领先地位，就很容易被挤下台。
第三，求真务实——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多干少说，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这是一所学校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学校师生员工的综合素质，“实干”也成为了社会对华工毕业生的公认的评价。华工在这方面的经验：一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华工在校内外开展大型的调查研究的事例是不少的。1956年，学校指定机制专业进行教改试点，我们组织了包括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师，深入到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等一些大型工厂，驻厂征求从厂长到工人、从人事干部到工程技术人员、从本校毕业生到兄弟院校的毕业生的意见。调查提纲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性环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政治思想及道德品质教育、身体素质等方面内容。调研方法包括个人访谈和小型座谈会。时间长达数周，搜集的意见很详细，撰写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铅印成册。对机制专业的教学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教育部高教司十分重视，还要我们在西安交大召开的毕业设计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介绍。文革结束后，学校为了制定改革发展规划，组织720多名教师查阅24000余份国内外文献资料、数百种国外教材，找出学校与世界知名大学的差距，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撰写了近60万字的调查报告和翻译文章。包括上报教育部的《我院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差距和赶超的主要措施》，并将翻译的文章编辑成《科技译报》杂志在内部出版。这项巨大的调研活动在华工的创业史中影响是很大的，对华工的转型和深化教育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九十年代初，为了了解我校毕业生的全面素质是否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学校组织了一批政工干部深入到广东一些市、县，到有关人事部门和厂矿企业深入走访，不仅得到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而且这种务实的作风，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学校还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撰写专题报告作为党员干部、党员教师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1991年开始举办50岁以下中层干部马列主义理论进修班，集中学习三个月，办了五期，共83人。进修班最后安排校内外的调查研究，撰写专题报告作为结业论文，并汇编成书校内出版。1992年4月至6月间，举办了党员副教授研讨班，共有157人参加，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做教育改革的促进派”为主题，针对新时期如何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撰写了121份调查报告。湖北省高校工委对这项活动十分重视，派专人仔细阅读了这些报告，并根据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和主要建议撰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刊登在高校工委主编的《情况反映》上，并报送湖北省委和中央的有关部门。
二是既敢闯，又务实。华工在实现办综合性大学的进程中，短短十年间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科、文科的专业，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取得成功的经验很多，很重要的一条是如何起步很务实、扎扎实实地前进。例如，我们充分利用工科的优势，从办应用理科、应用文科入手，初步形成专业特色，逐步壮大师资队伍，积累教学科研经验，在学术研究达到相当水平就逐步进入这门学科的主流。九十年代初，国家教委领导问我，你们办的那算文科吗？我就是这样回答他关于我们发展文科、理科的战略。又如我们采取借船出海，借力发力的方式，聘请国内知名学者为我校创办研究所、举办师资培训班、培养青年教师，在师资和办学条件达到要求之后，才开始招收本科生，这样的发展道路是比较踏实，比较稳妥。
三是狠抓落实，工作一定要抓紧、抓细、抓实。再好的规划，不抓落实，就成了空话，在九思领导下形成的实干兴校的过硬作风是很有华工特色的。也为许多兄弟学校的领导所称赞。文革结束后有好些年，九思主张教师、干部不放寒暑假，春节初三一过就打电话开始布置工作，他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华工在全国重点高校中历史短，底子薄，基础差，与一些名校有较大差距，有危机感。不甘居中游，要力争上游，就要奋力赶超，深感时间紧迫，要加快步伐，寒暑假也得抓紧干。这就是九思所提倡“敢于竞争，敢于转化”的华工人的精神状态。华工的实干精神还表现坚持勤俭办校、精打细算、经济实用等方面，例如：华工的教学楼通风采光比较好，建筑面积利用率高，但是缺乏建筑造型，都是大方块。有位国家教委领导来校检查工作，因为他第一次来华工，我在迎接他来的路上，汇报学校情况时说：“华工有房子，无建筑。”当他登上南一楼时说：“果真如你讲的，华工有房子，无建筑。”有一次，复旦大学的校长来学校开会，看了家属宿舍，就问我们，教育部又没有多给华工基建费，你们哪来钱盖这多宿舍？我告诉他，华工建房是自己设计，施工是包工不包料，门、窗、预制板校内自己生产，钢材、水泥集中采购，甚至有时设法弄煤给砖厂，降低砖瓦成本。所以我们建筑造价比北京、上海要低得多，同样的投资可建更多的住房。他很感叹华工这种艰苦创业、勤俭办校、苦干、实干的精神风貌。
回顾华工创业历史，这种实干兴校的事例很多，我只讲了这几点，供大家参考。
回顾校史，弘扬优良传统，开创美好未来，对华中科技大学实现建设国际知名大学、国际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合校以后，学科更加齐全，特别是理、工、医的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重大科研攻关任务的协同创新，特别需要继续弘扬团结进取的团队精神。
华中科技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实现国际一流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在若干重点学科的建设中，重大科研成果和学术成就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水平。特别需要继续弘扬开拓创新精神，在引领学科发展中取得开创性的成就，在一流师资队伍和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平台建设中狠下功夫。
华中科技大学合校以来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教学、科研、产业都上了新台阶。但是与国内知名老校和沿海地区一些名校相比较，我们在教育经费的多渠道投入和区位优势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要在竞争中始终保持国内一流大学前列的地位，特别需要弘扬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坚持勤俭办学、发奋图强，力争上游。
回顾华工创业之路，与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弘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完全一致的。
我坚信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一定会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弘扬优良传统，开创美好未来，为建设国际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稿件来源于2013年10月8日，原华中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李德焕在学校举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