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发展——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经过整顿、恢复、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激增，高校的招生规模必然扩大，出现了我国大学教育的第二次大发展。文革中，1971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到1977年恢复高考在校学生人数由677人增加到4100人，以后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到1986年达到13783人。教师人数从1971年的1114人增加到1986年2720人。专业总数从1966年的18个，又增加到38个。这次大发展是一次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由全国大环境所决定的。但由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连续数年扩大招生规模当然会带来办学条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招生越多，人均经费越少，当时国家财政拨款是基数加发展。与后来按学生人数拨款比较，这几年少拨经费数千万；二是教师不够，特别是基础课，理科和文科的教师不够；三是物质条件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教室食堂、学生宿舍、教工宿舍都十分紧张，甚至冬天洗澡都紧张，全校只有一个澡堂。1984年年底，学校全面调整领导班子，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师生员工意见的基础上，分析了学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具体措施：一是稳定规模，调整结构，从1985年开始逐步减少本科生规模，增加研究生的规模，总规模控制在12000~13000人；二是自筹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学校与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签订十年的委托培养人才的合同，政府和企业按十年培养的总人数一次性拨给学校经费用于基建投资。到1986年底新建了一批学生宿舍、食堂、澡堂、学生活动中心和教工宿舍。基本上缓解了办学条件的紧张局面，使学校进入了稳步发展，着重提高的新阶段。

    转型阶段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大转变，它极大地影响了华工的命运和历史地位。在实现大转变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办学思路上都具有创新性，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我只能就最重要的方面讲几点。主要成就之一是形成了文、法、理、工、管等学科和专业的整体框架和教学体系，基本完成了综合性大学建设发展的规划设计和实施路线图。这在新中国教育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成就。也许大家会认为按照教育规律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国许多工科院校后来都走上这条道路。要知道一所基本上没有文、理科基础的工学院，创建比较完整的文、理科专业，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困难，特别是文科不仅需要成套的教师，更需要有学术带头人的名师。由于华工是率先走上这条道路，更是遇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例如当时申报新闻专业，教育部明确表示不同意，更是有人说工学院办新闻系本身就是新闻。学校成功创办新闻系得益于九思同志过去是办报的，在新闻界有许多老战友，最后经过中央宣传部同意，教育部才审批通过。

    主要成就之二是完成了显示华工特色的重大科研项目和重点学科的总体布局。激光、计算机外部设备、计算机辅助设计与优化设计在七十年代初都是国际上开发不久的新科技，国内尚无强手处于领先地位；数控机床当时已是世界机床行业的优先发展方向，我院已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引力测量在亚洲未建试点基地；劣质煤燃烧又是我国急需突破的技术；这些项目当然既是国家急需，又是高新技术新的生长点，国内尚未形成多家竞争的局面。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很有把握处于领先地位，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创业，到八十年代初取得显著进展，显示我校这些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我认为九思同志在七十年代对重点扶持的学科布局是具有战略性的，它决定了学校的地位。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来学校视察，我陪同她参观了不少科研项目，她都说这个南京工学院也有，达到了什么水平。只有从引力实验的山洞出来，她才很有感慨地说：“华工怎么有这个宝贝!”

    主要成就之三是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改革发展的重点来抓。从工学院转型为综合性大学，最大的困难是师资，新办文科、理科每个专业都要成套的教师，开设教育计划的全部课程。即使工科师资有较好的基础，要办高新技术的新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也落后于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措施。一是大胆地引进人才。文革结束后，教育部对学校人员编制的控制有所放松，全国许多单位对科技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分子还背着“臭老九”的名声，调离比较容易，这就给华工广积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短短几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调进教师600多人，这件事要不是九思同志抓得早，抓得紧，抓得细，上下齐动手是很难办到的。大约在1973年，武汉测绘学院恢复，调到机械系的光仪专业的教师全部回去了，把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丢给我们，没有教师怎么上课？九思要我兼任光仪教研室主任，当时党支部书记是陈志清同志。我们两人的主要任务是找光仪的专业教师。当我们听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张肇群同志文革中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四川分校，不愿再回哈尔滨，陈志清立即赶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到后不久就打电话说张肇群夫妇的档案已到合肥光机所。我立即赶到合肥，在光机所磨了三天，反复讲我们的困难，保证今后把优秀的毕业生输送给光机所，最后才把两人的档案拿到手。我还多次到湖北宜都几家军用光学仪器厂，请求支援。在很短的时间内调进了十多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光仪专业毕业的教师，解决了燃眉之急。学校引进的600多名教师，许多人都成了教学科研骨干和优秀青年教师，有的人还被派往美、英、日等国作访问学者或攻读博士学位。“派出去”这项工作中华工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决心大，派得早，数量多。据说高校中第一个批准教师自费留学定居的是华工，当时办出国手续时，湖北省有关部门还不清楚应该怎样办理。这项工作深远的意义在于华工面向世界举目无亲的条件下，留学人员在华工与国外知名大学之间搭建了相互交流的桥梁，他们的导师中大多数知名教授都应邀来我校访问，有些人成为我们创办新专业的学术顾问。这项工作的重大成果是为华工培养了大批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后来担任学校各级领导中的许多人都是这段时间派出去的，像杨叔子、周济、李培根等。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教师的业务素质，更新知识结构。例如从国外聘请教师举办暑期教师外语培训班，坚持了十多年，效果很好，既普遍提高了教师口语能力，也为教师出国进修、学术交流铺平了道路。对文革期间毕业的青年教师脱产系统补基础，中青年教师扬长补短、缺啥补啥的业务充电，对全面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作用是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爱护，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春风的温暖，全校形成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勤学苦练、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