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何亮亮刚出现在西五楼117教室，就受到了同学们明星般的欢迎。讲座结束后，他又被同学们围在讲台上长达十多分钟……在这样一个学术明星化的时代，作为一个“明星”评论员，何亮亮在言谈中却更像是一个淡然的指点者。他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某个观点，只是用一种博古通今的随性洒脱和记者进行着交流，从他的言语中你可以慢慢发现一种潜在的睿智与深刻，令人不断回味。

平和面对：再自由的媒体也有自己的无奈

    尽管凤凰卫视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敢说话，很自由的媒体，但何亮亮告诉记者，就算高度自由的媒体在高度民主的环境中仍存在不确定性。

    记者：凤凰卫视一直标榜自己是独立电视台，那么“独立”体现在哪里？凤凰是如何处理敏感话题的呢？凤凰卫视是否也会遭受相应的压力？ 

    何亮亮（以下简称何）：其实我们还好，主要是老板个人承担着这样的压力。所谓独立，主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特殊地点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凤凰卫视的股权也是独立的，因而凤凰有这样一种成为独立台的优势。也有很多“愤青”不满意凤凰台一些相对客观乃至中立的报道，甚至说它是“第二中央电视台”，其实是他们认识不清，中国就应该有个“第二中央电视台”（笑），央视实现一种正面的竞争是很有益处的。

    同时，回到“独立”这一问题，独立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这对每个媒体都一样，也许全世界只有半岛电视台可以“为所欲为”一些吧（笑）。凤凰电视台面临的压力不是很多，节目制作风格也很轻松，这与我们的老板也分不开，我很感谢他。我们往往需要从体制外的一些东西权衡，因为有些分析会造成海外的揣测，我们因此不能进行“妄评”，这一部分出于体制，一部分出自职业道德。同样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比如河南政府的“一正二副”，我们可以发表观点，比如多余官员出现引起的新问题还是可以评价的，这没有什么错误。

    记者：是不是当评论员要表现的八面玲珑一些呢？在做节目时有很多顾虑吗？

    何：不是不是，要说自己想说的；我说的时候一般不会考虑很多，保持自己的风格，但有些不好说的话也可以变个说法或者不说嘛！

    记者：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定义为“有真性情”的评论员，那凤凰卫视的其他评论员是不是像您一样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不同在哪？

    何：还好吧，如果说真的要嘻笑怒骂，那还是严谨些的好，当然嘻笑怒骂的风格明显些（笑）。 

    记者：那评论员会不会经常就所评论的敏感问题 “打哈哈”呢？

    何：媒体有话语权，但面临这样的环境和市场，还是有潜规则的，乘一时之快很容易，但从长远角度考虑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注意的。其实西方媒体也不可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想法，但媒体会有自律与禁忌，这一点一般不能被打破，即便是在高度民主的地区也有缺陷。媒体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因为有时候媒体“为之”反而要比“不为”糟糕。

    记者：有一个情况，中国的一些地方媒体比如湖南卫视很红火，而央视春晚上主持人的一个错误却遭来嘲笑，从而《新周刊》用了一个“越‘草根’越大声”的说法，意思说地方媒体用他们的“草根”和平民文化占据了观众品味的主导，不知道您怎么看？

    何：可以赞同，但这太简单化，“湖南卫视”代表了草根？那央视是否又代表了精英呢？大家只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央视从一定程度上有一种话语“霸权”，但真正吸引人的节目最后会受到欢迎，不还有人说“看新闻就看凤凰，看娱乐就看湖南卫视”吗？（笑）

史海沉沟：中国的关键不是崛起而是复兴

    对于1951年出生于前电视时代的何亮亮来说，很难在记忆中寻找到电子力量的印迹。他迷恋与擅长的更多的是字面的推敲以及文史知识的重新编织。他在回顾从前时，发现从来不是自己选择历史。

   何亮亮的三年研究生课程是在《人民日报》的大院里读完的。在北京何亮亮交往最多的前辈是萧乾和冯亦代。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萧乾和翻译家冯亦代都很喜欢何亮亮。何亮亮经常在星期日到萧乾位于天坛附近的寓所以及冯亦代在新街口的寓所借还书并且向两位前辈请教，为此得到许多关于时事新闻、国际问题和翻译的教益，也听到了很多文坛的轶事。北京的三年使何亮亮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官场和媒体，也与京城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了交往。 

    记者：您怎么看待05年出现过的“反日”的问题？您是否觉得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偏差？

    何：“反日”活动和我们99年烧（美国）大使馆不太一样，（后者）是由可耻的事件造成的。但是从西方媒体的角度来看，跟当年义和团围攻东郊民巷没有区别，这也不能怪西方媒体，我们的历史的确在九十年多年后又重演了。我们的历史教育的确存在误区，05年的“反日”事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多多少少在同文同种的日本人面前有些自卑，结果才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跟一些日本人也有交往，日本民族作为整体我是很佩服，尽管日本人是不能做朋友的，但我还是会采取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待。
 
    记者：何老师，我听说一句话，一部国家历史剧的出现都是当时政治风气的产物。您认为中国现在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大国崛起》？此外，《大国崛起》会对国内国外有哪些影响呢？

    何：有人从媒体角度说了这样一种“三部曲”：中国改革以后先出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历史剧《河殇》，讲的是“告别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很老的片子，但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因为这和中国农业社会的小农思想以及资本主义慰代表的海洋文明有关系，当时的讲法也许不深刻，但讲到了点子上。接下来《走向共和》是一部电视剧，但我认为它大体上反映了历史真实，特别是正面反映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没有把李鸿章作为卖国贼，他们作了深刻的历史反省，给年轻人上了一课。然后是这次的《大国崛起》，我认为讲大国崛起，看看别的大国如何崛起是对的，但中国的关键不是崛起而是复兴，一批知识精英在思索这样的问题。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中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眼球的内容呢？ 

    何：这次的两会是十分“平淡”而符合常规的两会，我仅仅觉得物权法以超高票通过是稍微出乎意料的，单这也反映出私有财产保护并没有遭到前期预期的那种阻力，很客观，其实。

一语惊人：高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记者：谈谈教育，很多人说香港高校捡了大便宜，吸收了内地大量优质生源，那内地的学校又如何提升自己的实力？

    何：我在两会上看见了浙江代表八千字的提案，要求取消高考，我认为这种思维是对的，而且做得很努力，我赞同这种想法，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中国孩子太苦，很多专业设计业要加强，比如房地产、金融之类的诸多专业，都是教不来的。

    中国的高考制度曾经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起到了尊师重教的作用。但现在需要一个能让高校自主招生、学生自主上学的新制度来替代。自主招生是可以避免滋生腐败。学校会很重视自己的声誉的。由走后门招进来的一些不合格的学生对学校自身是没有好处的。

    一个教育体制是否合理关键是看他能否培养出创新性人才，现在大陆的教育制度是刚性的，很难培养出创新性的人才。重要的是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综合的考察一个学生的素质，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及个性发展。 
                                         （记者团 徐志恒 石淇源/文 胡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