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论”下的不懈坚持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教授
【人物名片】
汪同三教授，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硕士和博士。汪同三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曾被研究所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0年入选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50人论坛”。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访谈纪实】
正逢WISE主办“第14届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国际会议”之时，汪同三教授代表受邀嘉宾致辞并进行主题演讲。听说了他的严谨和“大牌”，我战战兢兢地问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啊，下午有我的发言，等我发言后吧。”文雅、温和，带着笑，让我一下子担心全无，原来也是一位对学生平易近人的大师。就这样，在听了汪教授的讲座之后，访谈正式开始。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几个字：温文尔雅、平和幽默。这就是汪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
语录一：经济预测存在误差是当然的
汪同三教授自1992年至今一直担任总理基金“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总报告的执笔人，1998年起担任“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执行负责人，同年9月，该课题组预测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事后统计表明当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大胆而又准确的预测使得该课题组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和赞扬。
但在采访过程中，他对这些荣誉只字未提，只是念念不忘最近几年的预测误差：“我们认为紧缩性政策会导致经济增长比前一年慢，但是最近几年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预测总是存在偏差。去年国家公布的GDP数据是10.7，于是今年我们就改正错误，预测结果为10.9。但是国家已经公布上半年的GDP增长速度为11.1了，我们的10.9就错了”。
虽然存在误差，但是汪同三教授很坦然，“哈维尔莫提出概率论，获得了诺贝尔奖。概率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就表现在：如果我们预测今年的GDP增长是10.9％，而国家发布的数据也是10.9％，一模一样，这就说明实际上是蒙的。误差总是有存在的可能性。”
汪教授认为做经济预测要注重几点：1.预测并不是要得出具体数据，而是要预测会不会出现拐点，会继续上升还是下降；2.研究之前一定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否则会发生“rubbish in ,rubbish out”的现象，只能作出“rubbish”的成果。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经济预测研究无法顺利进行。3.“做研究时从来不会嫌数据多”，可以通过实践调查得到数据或者直接利用别人的数据，或者实事求是科学地创造数据。但前提是产生一种数据之前，它必须服从一种分布（正态分布等）。汪教授恰到好处地打了个比方）——“有时候还得遵循中国的一句话 “看菜吃饭”，根据数据来把握我们的研究方向。”
语录二：科学道路上只有两个字：努力
笔者问及如果我们想走研究的道路，他有什么建议？汪教授很干脆说：没其他的，两个字“努力”，科学道路上这两个字才是真理。简单明了，给了我们最好的方向。我想这也是汪教授几十年研究态度的写照。
问及汪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时，他说大家要学好经济学、数学、计算机和外语这四门基础课。计算机成立了专门的专业，大家只要基本的熟练就行，不要求会编程之类的；外语是一直的要求，外语不在于多，关键在精，粗通4、5门外语还不如精通一门外语；数学要求知识面广，不一定要研究很深；经济学需要懂得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现实经济学三种。“现在很多学生偏重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经济学，这是很不正确的。马克思是数量经济学的鼻祖之一，写资本论时就有用到数量经济学。以后要研究数量经济学的同学一定也要好好学习马克思经济学。”
“在中国，计量经济学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前沿，二是把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任何理论的研究都必须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只是一个离实际远近的问题。想研究数量经济学的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选择一个方向。这两个方向也不能截然分开，也可以都做，但是要有侧重。”
语录三：生活在这个年代，你们幸福啊
汪教授谈及学习环境的变化时，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人员掏出一个计算器，让我们出题，说能很快得出答案。我们就出了一个三位数乘三位数的题，三下两下他给出答案，竟然跟我们拼命算的结果一样。我们都很惊讶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简单的计算器，现在街头老太太都会用的东西，我们在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竟觉得那是一个神秘不可知之物。”
“我们上计算机课，机房里就摆了一台很大的计算机。那时候没有键盘，只有一个黑色的大纸带，很宽，打孔机在纸带上打上孔，然后把纸带放到计算机上，呜呜呜地转进去，算是信息输入。当时上计算机课，简直跟穆斯林做礼拜一样神圣，要先把脸洗干净，身上都弄得干干净净的，才能进机房。”
“1978年中国和美国建交，1979年美国科学院代表团来访中国，考察后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劳伦斯克莱茵（Lawrence Klein）教授给中国领导人建议：中国要想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计量经济学。当时派人留学资金不够，于是请进了八个美国教授（萧政教授也是其中的一个），培养中国一百多个学者。这些人成了中国最早研究计量经济学的一批人。当时没有任何教材，听讲英文很困难，所以就拼命记笔记，晚上大家就一起对笔记，后来就根据这笔记就出了一本书，这就是中国人最早的有关计量经济学的一本书。”
都是些想象不到的故事，跟现在的情形相去甚远。这是年代的变迁吧，经历过两个不同年代的人娓娓道来的一些话，总能引起我们感慨万千。回味着“生活在这个年代，你们幸福啊”这句听过很多次的话，这一次的确让我们年轻人又有了另一番感触。
语录四：我是奴隶，大家都是奴隶，而我的奴隶性更强
汪教授高中很钟情于化学，本来要报考北大化学系，但是不幸碰上文化大革命，被派去内蒙插队。恢复高考后，他报考了北大物理系，高考分数很高。但是招生偏向应届，与应届生年龄相差七八岁的他处于劣势，没有被录取。当时北京师范学院组办一个分院，专门招收成绩不错但又没被大学录用的人。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汪教授赶紧报名，于是与数量经济学落下不解之缘。
讲起这段往事，汪教授感慨万千，“你们现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去追求什么，如果有一个机会来了，我们就觉得欣喜万千。”言语中充满过来人的沧桑，“等我们老的时候会发现，这一生是由好多个误会组成的，原来没打算走那一步结果走了。所以我常羡慕你们年轻人，虽然你可能走不到你想走的那一步，但是你们至少可以不走你不想走的那一步。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机会，你能走一步就不错了，说不上走到哪去了，总比停留在原地要强。”
汪教授还透露，他现在经常对他所里的年轻同志讲“你们各方面都比我好。外语数学比我好，反应比我快，身体比我强壮。我只有一条比你们好：经验。”汪教授就是如此谦虚，只有大家都超越不了的地方，他才说自己比大家好。
当问及他人生中很多次破格晋升同时也获过很多重量级奖项，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时，汪教授简洁而意味深长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马克思讲，在共产主义之前人类是劳动的奴隶。我只是奴隶，大家都是奴隶，而我的奴隶性更强。”
【访谈后记】
一整个采访过程都充满欢声笑语，汪教授像一位爱笑的爷爷，娓娓道来很多东西。当问及对WISE的看法时，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没有毕业生的WISE要接受时间的考验，他要在5-10年之后再作评价，也祝愿WISE越办越成功。他就是这样一位“大牌”：谦虚、严谨、平和、努力。
（采访：经济系：钱利珍 吴旺灿 撰写：钱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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