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是苏东坡赞赏钱塘潮的名句。新学期，首场读书会恰逢大潮日，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范宏伟教授题为“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与关怀”的演讲也带给大家心灵的震撼。

范老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要明确研究取向与自我定位，所谓“入境问俗，入国问禁”，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此。通过介绍世界著名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范老师向我们展示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追求和侧重。一是侧重增进对对象国和区域的认识，从事区域研究和相关知识的传播，如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二是侧重加深对影响区域社会各种因素的理解，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如斯坦福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经世致用历来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功能。欧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与其海外殖民地密切相关。18世纪,随着欧洲殖民扩张,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受到殖民者经济与政治利益的驱动而兴起。美国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一战后开始出现，在二战后加速发展。这个趋势一是因应美国霸权崛起的需要,二是冷战的爆发促使美国迫切需要了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的情况，寻求支持者或代理人,与东方阵营进行对抗。

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是随着殖民者东来而真正兴起。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外患与危机经常发生在沿边地区,外患体现为边患,然后再向内陆扩散。因此，中国对周边的区域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又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相重叠。民国时期，国内边政学的兴起即是此例。

1927年9月21日,“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成立明显推动了中国对东南亚的认识和研究,例如该机构出版了“南洋丛书”,以及《南洋研究》期刊,开设了“泰国专号”、“越南专号”和“马来亚专号”等专刊,大量文章讨论了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的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移民等情况。这一时期,除了《南洋研究》以外,中国国内出现了一批专门讨论东南亚和华侨的官办及民间刊物。

1949年之后,中共对东南亚的认识和理解较为有限, 1955年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就提出，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存在“认识落后于形势”的问题。随后，中国在东南亚区域国别问题的机构设立与知识体系的搭建方面进行了努力和规划，具有相当的成效。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成立专门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但是这种努力随后被“文革”所打断。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的外交重心也相应转向拥有资金技术的西方国家，中国对东南亚的关注与兴趣再度趋于弱化。

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66所高等学校设立了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国别区域问题方面的研究机构有9个。东南亚的基地设在厦门大学，这一新的科研平台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增加了强劲的支撑，诸多研究成果和活动得益于东南亚研究基地的支持。十八大之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与智库建设迎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

范老师指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一些问题亟需解决：一是研究国别和方向缺乏分工，二是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分工与协调问题，三是东南亚研究总体缺乏顶层设计，四是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中的语言与专业训练问题。此外，目前国内的期刊、学术评价体系和标准不利于有关小国、弱国问题的研究。

范宏伟老师的演讲幽默风趣，鞭辟入里。最后的提问环节，范老师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转型经历和在缅甸进行的田野调查，就学科建设、研究方法、选题价值、学术规范等问题与在座师生进行了交流。读书会茶香已淡，书香依旧，求知继续，情谊长存。

文案：宣传部 高楚东

图片：宣传部 郭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