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校主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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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主陈嘉庚 | 病榻坚守与永恒缅怀

发布者：发布时间：2024年09月23日 14:48 浏览次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958至1961年，陈嘉庚先生已至迟暮之年，深受病痛折磨，但他对家乡、对教育的热爱与奉献始终不减。这位伟大的爱国华侨领袖，用一生的智慧与力量，演绎了实业报国、教育兴国、文化强国的人生传奇。请欣赏“我们的校主陈嘉庚”第三十期，一起回望陈嘉庚先生的晚年时光，感知他去世前对家人的爱恋、对家乡的眷念、对教育的执着、对祖国永恒不变的热爱！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陈嘉庚从集美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会议与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的好朋友庄明理正好出差福建回京，特地到厦门来看望他，两人相逢，又一同进京，真是一次难得的旅程。

陈嘉庚代表证

自从回到集美定居，陈嘉庚总是北京、集美来回地奔走，当全国人大的会议、全国政协的会议、全国侨务工作的会议在京召开时，他便要乘上几天几夜的火车汽车进京参加会议，商讨国是，然后再乘上几天几夜的火车汽车回到集美。但老人似乎不懂得疲倦，老骥伏枥，依然马不停蹄。

陈嘉庚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这次，他又要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而且还有庄明理陪着，他岂能不高兴。一九四九年庄明理与陈嘉庚一起回国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后，便留在北京工作，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参事、国家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两个志同道合的老朋友虽然经常会在会上相遇相见，但毕竟一南一北，也是很难相聚在一起的。这次能在同一趟北上的火车上，一路自然有说不完的话。然而，庄明理却觉得这位总是精神矍铄的老人有些疲惫，便问陈嘉庚是否身体欠适。陈嘉庚如实告诉老朋友:“最近有时头疼，睡眠不大好。”这一天早晨，庄明理来到陈嘉庚的卧铺室，发现嘉庚的右额眉上方有一点隆起，像是碰伤的样子，于是问他是否夜里起来摸黑碰伤。陈嘉庚说:“睡不好，起来两次，但似乎没碰到什么。”他一面回答一面摸摸自己的额上，感觉到右额眉上确实有块隆块，便说，“或许夜里车快，摇晃，不注意碰的，不要紧的”。无论陈嘉庚本人还是庄明理，当时都没有想到这块右额上隆起的肿块，却是陈嘉庚生命中一个致命的征兆。到达北京后，陈嘉庚住到中央政府安排给他的北京马匹厂。庄明理见隆肿不仅不消，而且更加明显，头疼也没有减轻，便劝陈嘉庚到医院诊治，但陈嘉庚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不愿去医院，而是像往常一样，自己看看药册《验方新篇》，对症抄了一剂药方，交给服务员买回两包中草药，自己煎药吃。当天晚上服了一帖，第二天早晨空腹再服一帖。不久便觉得头晕，便和衣躺在床上。服务员见时间不早先生还没下楼用膳，便上楼去请，却发现情况不妙，陈嘉庚躺在床上，床边柜台撒了一些药粉。警卫员和成即刻打电话告诉庄明理，庄明理立即电话通知保健局和北京医院，请医生立即前往马匹厂陈嘉庚住处，自己也带人马上赶到。医生一面急诊，一面查看药方，发现药方中有一味中药“川乌头”，药方注明“半生熟”，但药店配药员给的是一半熟制川乌头，一半生川乌头，并与其他药物共研为末。但偏偏这生川乌头是有毒的。陈嘉庚吃下之后头晕，想揭开药包看仔细，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床边柜上撒满了药粉。医生诊断后，立即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诊断和化验，查出那块额上肿块是“鳞状上皮癌”，于是进行了手术和化疗。经过北京治疗，病情得到控制与好转，陈嘉庚以为是自己的再一次大难不死，心里还很高兴，执意要回集美。这时他心中的两个博物院都还没有最后完工，他在北京待不下去，便和从新加坡赶来北京的七子陈元济回到集美。

不料过了半年多，陈嘉庚的视觉出现双影，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吴恒兴与上海的眼科专家郭秉宽连忙赶到集美会诊，发现右眼眶内上壁又生肿块，便送陈嘉庚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专家会诊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手术，二是放射治疗。陈嘉庚不接受手术，陪伴在身边的二儿子陈厥祥及其夫人表示治疗方案尊重父亲的意见，于是医院采取放射治疗控制肿瘤。也就是在右眼遭受肿瘤折磨的痛苦中，陈嘉庚欣然地参加了华侨博物院的开展典礼，并甩掉手杖，陪着来宾走完博物院的四层楼，边走边给来宾介绍展示的内容，神采奕奕，不知情的人们都没有想到这是个病中的老人。

华侨博物院开幕典礼留影

华侨博物院开幕式上，陈嘉庚先生同来宾一起参观展厅一九六一年三月间，陈嘉庚病情加重，脑血管故障日益严重，他被送到北京治疗，住在前圆恩寺五号寓所。卫生部保健局加强了对陈嘉庚的护理，派了吴恒兴院长、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清、北京医院眼科主任左克明、北京医院脑科主任陈教授和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医师负责陈嘉庚的治疗，每月五位医生碰头一次，把病情与医疗情况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则是每个月来前圆恩寺五号探望一次。这一年四月十三日，陈嘉庚的儿子陈国庆夫妇从新加坡经香港到北京，陪伴病中的父亲。当陈国庆夫妇走进父亲的寓所时，父亲已斜靠在客厅的一张弹簧椅上等待自己亲人的到来。从一九五〇年离开新加坡到这次相见，已经十一年的时光过去了，陈国庆即刻感到父亲老多了，不禁鼻子一酸。父子的久别重逢，亲人的团聚让重病中的陈嘉庚感到特别温暖。之后的十二天，父子两人每天吃完饭，就要聊上一个小时的话，他们有太多太多说不完的话。在新加坡时，陈嘉庚整日整夜地在怡和轩忙碌着，只有到春节，才会在怡和轩见见自己的孩子，接受孩子们的拜年。现在，在自己祖国的寓所，在他不得不歇下脚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与自己的孩子聊天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他们谈家中的情况，谈怡和轩俱乐部，谈社会问题、新加坡的形势、马来亚与中国，还有那怎么也忘不了的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父子俩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话题，无所不谈，父子俩也从未有过坐得如此之近。陈国庆知道父亲的视力已经被病魔损害得太大了，他们相对而坐，要是距离父亲五英尺，父亲就只能看见他的轮廓，所以他每次都坐在离父亲只有二英尺的地方，这样父亲才能看清他的面容。

经过治疗，陈嘉庚的癌症被控制在发病区，没有扩散到头或身体其他部分。但危险的是血栓，是年事已高，动脉硬化。四月二十五日，陈国庆启程回新加坡，那天他醒得特别早，抓着惜别的时间父子俩又谈了很久很久。陈嘉庚像迎接儿子到来时一样斜靠在弹簧椅上与儿子告别，当儿子要动身时，他伸手紧紧地握住了儿子的手。陈国庆向父亲告别，请父亲一定多加保重，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拭眼睛，这是儿子有生以来仅有的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陈国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已无法忍住自己的伤心，连忙走进卧室，痛哭起来。他意识到，这一次一走，与父亲将成永别。就这样，陈嘉庚和十三天前一样斜靠在椅上，送走了自己的儿子。

六月二十八日，病危中的陈嘉庚将陪伴在身边的儿子陈国怀、孙儿陈联辉、集美校委会副主任张其华、职员叶祖彬召到床前，口授遗嘱，由张其华记录整理，由陈国怀、陈联辉、张其华、叶祖彬四人签名，留下了他生命最后的嘱托，这份嘱托与这之前陈嘉庚生前的交代一样。一九五五年二月，陈嘉庚亲自主持设立新加坡、香港基金，基金规定：

一、将在马来西亚与南益公司合营的麻坡、巴双三树胶厂，每年核结可得的三分之一，“指明为集美学校经费”；

二、将在新加坡的一块四百亩树胶园（集美有限公司）每年至少可得六百余万元和香港集友银行股本二百万元，“制定为集美学校基金”；

三、规定今后新加坡、香港等处，如有亲友回来款项，均“制定为集美学校经费”。

他将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了集美学校，而对于自己的亲属，在这次病危的口授遗嘱中则交代，生活费以“家庭人口计算，每人每月付二十五元。今后有亲子孙回国（定居），亦按此例付给。但如有支领学校工资，应扣抵”，“每人如逢结婚丧事，各给费用二百元”。对于国家对于故乡，老人是如此的慷慨大气，不惜捐献巨额资产，而对于自己的子孙，他却是规定了如此严格的低的生活标准。他曾经在《论兴学与爱子》中说:“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而非爱也。”^①他是这么想这么说，也是自始至终这么践行的。

有一天，庄明理照往常一样到前圆恩寺寓所探望自己的老友，两人谈了一些事情，陈嘉庚还谈了谈他身后的若干问题。看时间不早了，庄明理就告辞回家，刚进家门，家里人就告诉他，陈嘉庚的警卫员林和成来电话，说嘉庚先生请他再过去一趟。庄明理稍有踌躇，还是返回前圆恩寺五号，走进屋里，见老先生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似乎已经入睡。正待他要退出房间时，陈嘉庚叫起他的名字。庄明理忙转身问候先生有什么事。陈嘉庚说:“你请坐，我有几件事想跟你说。”接着就说出了三件事。一、死后不要火化，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人总要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必须归中国。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集友银行是集美学校的校产，每年都有股息和红利。厦门、上海两所集友银行，也是校产，他们赚钱不多，只要不亏本就可以，学校要继续办下去。讲这些话时，陈嘉庚已是断断续续，显得比较疲惫，但讲完却舒了一口气，好似放下了心里一块什么东西似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陈嘉庚病情突变，人昏迷过去，手足抽搐，庄明理接到电话，马上与国务院华侨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副主任方方赶到前圆恩寺五号，几位医生会诊后诊断是脑出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缓和了病情。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也闻讯赶到，一面指示医生与护理人员，一面慰问远道赴京陪伴父亲的陈国怀父子，同时关切地询问：“嘉老病前有何交代？”庄明理便将陈嘉庚昨天交代的三件事向总理汇报。周总理当场指示：第一，按嘉老的意愿办理。第二，解放台湾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爱国华侨的共同愿望。嘉老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爱国精神给广大华侨树立良好榜样，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第三，集美学校一定照嘉老的意见继续办下去，一定把它办得更好，请他放心。这是嘉庚先生弥留人间的最后日子，当他情况比较稳定的时候，庄明理赶忙将总理的嘱咐转告给他。老人虽然不能言语，但眼睛朝着庄明理话音的方向看着，听着，慈祥的面容透露出宽慰的表情。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回到新加坡的陈国庆做了个梦，梦见父亲走到他身边，父亲拉开蚊帐，叫醒他，问儿子能否开车送他上医院。陈国庆对父亲说：“行！”，接着父亲要儿子去穿衣服。这时，陈国庆从梦中醒来，他怔了好长时间，心里很不舒畅，这个梦把他拉回到他所看到的父亲病情恶化的情形，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四小时后，上午九点，家中电话响了，大哥陈济民打来电话，说二哥陈厥祥从香港来电话，告诉父亲于凌晨零点十五分在北京逝世，逝世时很平静。这一天早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播发了陈嘉庚逝世的讣告。电波迅速地将这份讣告传遍了五大洲四大洋，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华人、华侨、进步人士同声哀悼！哀悼一位中国国民的逝世，一个伟大生命的离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

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其八子陈国怀（穿黑衣者）随侍在侧

8月15日上午，首都各界公祭陈嘉庚先生八月十五日上午，首都各界在中山礼堂举行新中国诞生以来最为隆重的公祭，陈嘉庚的红漆灵柩置放在绿树丛中，上面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主祭人周恩来，华侨事务委员会主席廖承志致悼词。公祭结束后起灵，恭行中国传统的执绋礼仪，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一左一右领头执绋，两边的长条白苎绋带在周恩来、朱德、陈毅、陈伯达、张鼎丞、廖承志、习仲勋、沈钧儒、黄炎培、陈姝彤、蔡廷锴、程潜等数十人的缓缓牵引下，将灵柩送上汽车，运到北京火车站，抬上开往厦门的装有冷气的专列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