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延安九日
见到的厦大学生是谁？
1990级法律系 黄鸣鹤
《南侨回忆录》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所著的个人回忆录，成稿太平洋战争避难印尼爪哇岛期间，时年已然68岁的陈嘉庚先生身陷倭寇占领区，且因长期支援抗战而被日特机构通缉悬赏，隐姓埋名，在印尼华侨的掩护下，风雨如晦，在最危险的地方，反而可以淡定地做繁忙时日中无法完成的事。于是，嘉庚先生通过撰写回忆录的方式，复盘人生之旅，特别浓墨记录了1940年率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行十余省之轨迹，其间到达延安，前后九日时间，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治理、社情民意，书中第200节（《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版第164页）提到：“延安司法院长某君，为厦门大学生，来访，南洋男女学生多人亦在席。闲谈间余问政治事项。”
一、雷经天：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对答中所提及的延安施政事项清楚，对答人司法院长某君的具体姓名，书中未见记录，《南侨回忆录》是在战争避难的状态下成稿，成稿过程，身边没有携带参考资料，也无法与友人核对相关姓名信息，凭老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写就， 有此不足，也是正常。
2024年10月21日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10月12日，“延安九日——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特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观众见面，相关资料明确向介绍了《南侨回忆录》所述及的“厦门大学生、司法院长”的真实姓名，他就是雷经天，与嘉庚先生会面时，职务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雷经天，广西南宁人，生于1904年，就读于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时即接受先进思想，主张以社会变革改变积贫积弱之中国。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理科（雷经天入校时，厦大法科尚未开设，1926年厦大法科设立时雷经天已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后厦门大学爆发学潮后，在北洋政府的威压下，学校当局开除了若干学生，时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处长欧元怀为表示不满，率部分教授和学生集体出走上海，另行成立“大夏大学”（名字与厦大相反，校训仍采用厦门大学之“自强不息”，大夏大学为华东师范大学之前身），雷经天亦在出走学生之列。
1926年，雷经天经中国共产党派遣，到广州黄埔军校任职，后以军队党代表身份参加北伐。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雷经天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回老家广西参加了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被选举为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9月，雷经天随红七军撤离广西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时被编入中央军委干部团，到达陕北后被任命为中央粮食部秘书科长。
1937年7月9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谢觉哉、董必武先后任院长，雷经天由组织安排转入司法审判领域，先任审判庭庭长，后转为代院长。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雷经天当选为高等法院院长。也就是说，在与嘉庚先生对答时，雷经天的职务，就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嘉庚先生在回忆录中将之记录为“司法院长”，或因嘉庚先生对司法机构名称的不熟悉，将雷经天法院院长职务与国民政府“五权宪法”中的司法院相混淆所致。
陈嘉庚先生抵达延安的确切时间为1940年5月30日，居留九日，全方位考察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期间，接待了多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毕业生及在延安参加抗战的南洋侨生。嘉庚先生持闽南方言，国语并不熟练，雷经天虽曾在厦门短暂居留，却不会讲闽南方言，故二人间的对话，需要翻译协助沟通。
二、两个人聊了一些什么？
首先，嘉庚先生关注延安的社会治理。他从洛川入陕甘宁边区，一路抵达延安，沿途发现与国民党统治区不同的是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沿途罕见游手好闲之人，也未见盗贼乞丐，遂问雷经天“用何政治得此成绩”，雷经天回复“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均建立基层政权，发现有失业及赋闲之人，保甲有义务报告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即根据这些人的能力特点，尽可能安排相适应的工作，同时，延安地区在清末明初多遭战乱，许多村落耕地沦为荒原，多长荆棘，边区政府组织垦荒，所拓得耕地，分配给参加者，并许以免赋税若干年”，边区政府组织垦荒，自1938年以来共拓得荒地三百余万亩，陕北黄土高原虽土地贫瘠，然“人不欺地，地不欺人”，耕者勤劳且不受地主剥削，全家温饱尚可实现。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之前，军阀横征暴敛加地主高占比地租，贫雇农终年劳作，丰年谋得饱腹，饥年、疾病、丧葬只能借高利贷续命，大批量底层民众经济状态陷于恶性循环，哀号辗转不得解脱。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土地分配加废止高利贷，边区经济得以发展，人民生活富足，再加上有效的社会治理管理，“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授以温饱而教以礼节，自然路不拾遗，盗贼乞丐匿迹。
嘉庚先生又问：“官吏如何？”雷经天回答：“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雷经天的回答是有依据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指挥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著名的“三三制原则”（指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实行的原则，即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名额）就是在这期间实现的。此外，《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边区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各厅长的任命，须得边区议会的同意”， “精兵简政”政策建议就是是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首先倡议的。
与西方式民主不同的是，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更多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从基层到县治到参议员，多由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在参选资格上，《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卖国者、罪犯和神经病人外，凡居住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考虑到当时边区人民教育水平低，文盲比例高的社会现状，选举特别是村基层选举，采用极富乡土特色的“豆选法”：“豆选”是在基层民主实践中，由陕北的人民群众自发创造的。“豆选”方式便捷且不易作弊，选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耽误农时，几乎零成本，候选人与选民朝夕相处，无需太多的演讲拉票。选举用的海碗就是农村日常生活的碗，为了保证投票过程中的秘密性，有些村庄会在投豆过程中，将空碗面向选民展示后，用红纸糊上，留一小孔投豆，避免投豆者观察到海碗中豆子数量多寡而影响决策。豆粒为选票，每粒代表一票，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放一大碗，投票人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者，就在他的碗里放入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
针对如何预防和惩治腐败，雷经天介绍，“至各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刑，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雷经天说出“严令实行”一话，是有分量的，他是 “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审判长，黄克功经历井冈山、长征，是战功卓越的老红军，因逼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后被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公职人员腐败零容忍、高压惩罚态势，给嘉庚先生留下极好的印象，之前一路走来，国统区各地，官吏腐败，人民无权，社会乱象，历历在目，先生痛彻心扉，途间恳谈，多次向重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委婉提出，或置之不理，或虚言推诿，或无端指摘乃无知民众受赤色分子蛊惑鼓动对抗政府政令所致。是否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是否与民众站在一起，对出身贫苦人家，见惯世间种种口是心非的嘉庚先生，相信自己所见所闻，内心深处，逐渐形成并明确这样一个论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重庆，终究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蝇营狗苟，不成气候，终将为人民所唾弃。
延安九日，嘉庚先生从对中国共产党人从远观旁听到近距离接触，从不甚了解到亲切亲近、内心接纳，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将这种理念向广大南洋华侨传播。也正是这种转变，让陈嘉庚先生在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失望后也渐行渐远，在《南侨回忆录》中，嘉庚先生尚且客气地在文章中称之“蒋公”，在解放战争阶段，则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甚至称之为“蒋贼”，民贼也。
三、雷经天与陕甘宁边区司法建设
我们前面说过，雷经天在厦门大学、上海大夏大学求学期间，均不是修习法科，参加革命的历程中，担任过军队党代表、组织工人赤卫队、领导共青团，担任过苏维埃主席，主编过红军杂志，长征到达陕北时，管过粮食。工作岗位根据革命需求，履历丰富，却从未从事过司法，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雷经天奉命前往高等法院工作，开始“司法生涯”。
在国统区“六法全书”的拥趸者看来，中共红色政权的立法、司法制度 “土里土气”，无法与“宏大叙事，师法英美德日诸国”的六法全书体系相提并论，然而事实是，城里的车未必走得了乡下的路，国民党统治区的以“专业法官、职业律师、程序诉讼”为要素的司法制度，昂贵且未必能真正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城市中的普通老百姓尚且打不起官司，遑论偏僻乡村，国统区的广大的乡村社会，仍处于官僚政治、族权、家长权、治外法权所编织的野蛮秩序之下，人民无权，自然无任何公平正义可言。
相比之下，红色政权的司法官或未经过系统的法律科学的训练，却有着丰富的社会革命实践和群众工作经验，更能体味人民所思、所需，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高效、便捷、实质性解决纠纷。雷经天当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期间，即在边区各级审判机构设计 “体现人民性”的司法制度，包括：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手续简单，方便人民；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巡回审判，群众听审，田间地头，均可开庭审理等。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种理念的践行。
此外，雷经天还设计了“教育改造为主”刑罚执行制度，对判处有期徒刑的受刑人，服刑期间，组织犯人劳动的通过学习进行思想改造，让“监狱更像一所学校而不是躯体的监禁所”。
新中国成立后，雷经天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1956年6月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党委书记，为新中国培养法学人才，让人民司法的理念延续。
【作者简介】
黄鸣鹤，1990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法律系，民革福建省委委员，民革厦门市副秘书长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就职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厦门市政协委员。
【参阅文献】
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2．吴文珑：《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民主选举》，《学习时报》2015年10月12日第四版。
作者 | 黄鸣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