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辟的见解 深刻的教诲
　　——庆祝涂又光先生八十寿辰
　　杨叔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涂又光先生八十岁了，还心怀大志，不断求索。他在革命岁月、在建设年代，在农村、在城市，在地方、在学校，在课堂、在书房，在猛烈风暴中、在悠静水面上，孜孜不倦，为国为民，求改革、务发展，老而益壮，伏栃千里，与时俱进，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
　　涂又光先生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高足，深得冯先生赏识。冯先生去世后，所遗留的文稿，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是由涂先生整理的。涂先生博古通今，精中晓外，深得冯先生衣钵真传，而又能加以深化、突破与发展，并能另辟天地，拓开新域。他言简意赅，见解精辟，发人深思，余味无穷。他1995年9月从美国波士顿开会回校，提交给学校一个报告《关于出席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汇报》，只有约2800字，但见解极为深刻；他送给我的复印本，我珍藏在手边。他为200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环境哲学”部分所写的 “环境哲学本义”这一词条，论述精辟，见解新颖，当我读到他送给我这一词条的初稿时，拍案称绝，并分送给许多教授共享。我并非学哲学的，也非学文科的，学少识浅，涂又光先生在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的斐然成就，我无法多言，无力多评，更毋须我多论。
　　我要讲的，就是一句话：他是我在文科方面、教育方面启我深思的第一位老师。这是实实在在的话。我认识涂先生时间并不长，然而他在文科方面、特别是教育方面对我的影响特深。我是1993年伊始接任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这年，我才开始认识他，感到他很不平常；1994年，学校在学生中开展人文教育，他大力支持，并提出“教育发展三阶段论”的观点：“人文——科学——科学•人文”，教我眼界大开。接着，我拜读了他的著作与论文，倾听了他的演讲与谈话，深感他大有学问，造诣极高，民族特色突出，时代精神强烈，言语活泼，行文酣畅，笔锋犀利，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意境深远，堪耐品嚼，启人深思。最有意思的，他在阐明问题时，中文讲不清的用英文讲，英文讲不明的用中文讲，中英并举，以求无误。所以，我讲先生见解精辟，对我教诲深刻，我是先生的学生。我在许多有关的论文与报告中，都大量引用了先生的论点与见解，或是直接引用，或是间接引用，或是因感悟而发挥。我告诉涂先生，我引用了他许多见解，同时，也指明是引用他的。他笑笑讲：“用了就好。我提出就是让别人知道，引用了知道了就十分好！大可不必要指明是我提出的！”这使我油然想到王冕赞颂墨梅的两句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人间。”这或许多少可用来喻写涂先生吧！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因为工作关系，涂先生对我特别有影响的以下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理论与见解。
　　第一，涂先生认为：“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发展。”他还特地将此译为英文：“Education-in-itself is a cultural activity, in which Man’s body-mind, including knowledge, feeling and will, develops intellectually, morally and physically.”这个论点主要讲明了教育定位的问题。教育是定位在文化领域内的。教育既不是定位在政治领域内的，比如，去搞阶级半争；也不是定位在经济领域内的，比如，去搞下海经商；而是要通过相应的文化活动去“育人”，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能身心健康的人才。教育只是通过培育人才来为政治服务，来为经济服务，为社会服务。离开培育人才这一根本之点，离开关注、爱护、引导、熏陶、教化、养成以使人身心健康发展，进而体现为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离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学为本”的教育教学，离这个“以人为本”的文化活动而侈谈其他，只会使教育走入歧途。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使人全面发展，要提高国民素质。所以，我一再认为，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即教育的对象是“人”而非“物”，是有感情、有思想、有精神境界的活生生的人，而非无感情、无思想、无精神境界的死呆呆的物；所用的方法是“育”而非“制”，是按人成长的客观规律去育，而非凭不管实际情况的主观意愿去制；育出的应是有人性、有灵性，而且是有高尚精神的人性与有原创能力的灵性的人才，而非制出毫无真正的人味与毫无原创能力的精巧的机器。这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教育，以文化开发出、发展好天赋的人性与灵性，教化受教育者既会做人、有德，又会做事、有才。人性与灵性不可分，德与才不可分；问题只是什么样的做人、德，什么样的做事、才而已。司马光讲的十分准确：“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越高级，这一关系就越密切、越明显、越重要。我讲过，我们要的是“绿色教育”，涂先生支持这一讲法。“绿色”是由环境保护衍生来的，“绿色教育”是从“绿色奥运”衍生来的。自然环境不开发，就是“原始”、“洪荒”；而乱开发、错开发，就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正确的开发，就是“绿色”，水长绿，山长青，天长蓝，空气常清新，生命长健康。教育也如此。“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动”，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以文化开发人，开发人的大脑。不开发大脑，就会湮灭人性，埋没灵性，不会做人，不会做事，就是“愚昧”、“野蛮”，与禽兽何异？而乱开发、错开发，就会轻则扼杀灵性，重则异化人性，乱做事，错做人，后果严重，不寒而栗！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以高级文化进一步开发人，使人性更高更全面地升华，使灵性更深更系统地开启；假如乱开发、错开发，则完全可能培养出人性高度异化（缺德）而灵性高度发展（富才）的“人”；这样缺德富才的“人”将是远不如禽兽的社会大害、人类灾星，而这决不是所希望的。人类创造了文化，人类不能用文化来毁灭自己！
　　第二，涂先生认为：学校不等于教育，学校是实施教育的机构；学校办得好，才能促进教育，实现教育；办得不好，阻碍教育，乃至摧毁教育。这个论点主要讲明了学校与教育的关系的问题。他沉重地讲，这一点与上一点就是他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所得出的来的两条血的教训，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是的，学校是实施教育的机构，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显然，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是不可动摇的基本点。他还讲，高等学校的特质在于治学。是的，高等学校一要育人，二要治学。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育人必须立足于治学。治学不能服务于育人，则非高等学校，而是高等研究或开发的学术机构；育人不能立足于治学，则非学校，更非高等学校，而只是能传授一些知识的机构而已。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育人，但决不只是育人，为了国家发展，为了社会进步，也为了更好地育人，除了培育人才这一首要任务外，还兼有三项重要任务，即：创新文化，服务社会，交流学术。不创新文化，特别是没有科研，就不能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学校就失去学术创新这一源头活水；不以文化成果服务社会，就不能取得社会支持，学校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地；不交流学术，不交流文化，不真正开放，不面向社会，不面向世界，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学校就会保守、落后、逐渐衰亡，而终遭淘汰！显然，这三项任务应该而且可以服务于首要任务，首要任务应该而且可以同这三项任务紧密结合，特别要立足于创新文化。治学，创新文化，这是在紧紧把握住育人这一首要任务的前提下，办好学校最关键之处。正因为如此，学校应有一个好的文化氛围，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一个好的多学科相互交融的学术生态环境，使文化得以创新，学术得以繁荣，学科得以发展，人才得以全面健康成长；其实这样的大学，就是涂先生所讲的“泡菜坛理论”的“泡菜坛”。荀子早已讲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第三，涂先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教育有三个阶段：“人文——科学——科学•人文”，现在应该充分重视人文教育了。这一论点主要讲明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第一阶段：人文阶段，即工业革命前的阶段；第二阶段，科学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科学文化教育逐渐加强，越来越强，直到20世纪，几乎压倒了人文文化教育；第三阶段，科学•人文阶段，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信息革命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工业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片面强调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严重后果也越来越严重了，人文文化、人文教育应当与科学文化、科学教育并重、结合。涂先生这一论点极为重要，是上述两个论点的重要延伸与发展。是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改革与发展必须遵循的战略思想，自然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遵循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这是人文文化的本质与核心。人文文化就是讲究终极关怀，敬重人的尊严，爱护人的人格，谋求人的幸福，和谐人的关系，开发人的潜力，发挥人的创造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科学文化的本质与核心。科学文化就是讲究按客观规律办事，条条都要即全面地按客观规律办事，各条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协调地按客观规律办事，只有这样，才不会失败，才能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目的，是上述两者相结合的结果。所以，“科学发展观”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好的教育思想。教育就是育人，育人一要使人正确认识物质世界，全面而协调地按有关客观规律办事，主要教会做事，这是正确的“立世之基”，这是科学教育的本质；一要使人升华精神世界，爱护生命，尊重生命，追求幸福，构建和谐，发挥生命的伟大创造力，主要教会做人，这是坚定的“为人之本”，这是人文教育的本质。所以，可以说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也是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展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其核心就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其重点就是人文教育的加强，其锋芒就是直指高等教育中重科学技术而轻人文文化，重当前的功利而轻长远的素质这一严重积弊。这一严重积弊往往导致急立竿见影之功，近拔苗助长之利，助当前道德失范之祸，而遗未来危国害民之毒痈。所以，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再一次向教育战线提出了“素质教育”四个大字；这极为深刻，极为正确，极为迫切！
　　第四，涂先生认为：我国要办一流大学，就要办成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而非办成“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他强调说，注意是of不是in。这一论点涉及办大学的方向问题，主要讲明了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问题。这一点正是上一点人文教育的内涵延伸和重点突出。要不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是不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不但是我国教育界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我国建设中特别是文化建设中应高度重视的问题。民族，主要是同这个民族的人文文化有关，即同民族文化有关，而非同“基因”有关。生物界靠“基因”遗传而存在，并靠“基因”变异而演化。人类社会靠“文化”传承而存在，并靠“文化”创新而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活动都是短暂的，最后往往沉淀而凝聚成为“文化”。民族则靠民族文化而存在，靠民族文化发展而进步。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的民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国有关知名人士讲的好：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灵魂就是死的，没有身份证就是“黑”的。显然，这里讲的文化就是民族文化。美国学者亨廷顿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乏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存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最古老的民族而存在，就是由于有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精神的支撑。江泽民同志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六大工作报告中极为明确地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极为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沉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他在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次集体学习时讲：“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经历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丢失民族文化，就是丢失民族精神，就会异化，就会虚空，就是丧失灵魂，就是丢失这个民族，就是自我埋葬。一所大学，办的再“一流”，再那么高的“国际水平”，如果缺失了传统美德与民族文化，只能培养为外国利益服务而置中国利益于不顾的高级人才，就只能是a university in China，而决非中国人民自己的大学，也决非中国人民要办的大学。所以，我们的大学开展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重点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重点又是民族文化教育。这远非一个教学做法、一个教育模式，而更是一个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战略。我们要培养的是首先要能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这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独立、求发展、求强大的必然之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存我们的民族与文化，发展我们的民族与文化，以促进世界繁荣与发展。我们既强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还强调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视程度还相当不够，重科学技术，轻人文文化，特别是轻民族文化！重前者是完全正确的，而轻后者是绝对错误的。
　　第五，涂先生认为：在基督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这就是《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每个人也要读一本书，这就是《古兰经》；我们中国呢？他讲，我们大学生至少要读两本书，这就是《老子》与《论语》。这一论点是上一论点的重要延伸，是讲到民族文化中的经典问题。这是一个很根本又很实际的问题。我十分赞同冯天瑜教授的精辟论述：“元典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时代的人类的始终关心的不朽的主题。元典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非证实式的结论；是一种开放式原型，而非封闭式的教条，这使之不因内容和时代局限而沦为明日的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清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元典，就是原（元）始经典、源头经典、影响最广最深的经典吧！中华经典的源头应该是《易》，虽然《老子》与《论语》继承《易》，弘扬《易》，但它们的直接影响比《易》更广、更深，更远。这不是我力所能及而能阐明的，但从我自身感受，我完全接受涂先生这一论点。所以，从1998年起，我规定我招收的博士生需学《老子》，背《老子》；从1999年起，我招收的博士生，还需加上学《论语》，背《论语》前六七篇；不学不背，我不接受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这一规定一直执行到今。我向涂先生谈过，我反复读了他的《关于出席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汇报》与听了他的多次谈话后，我深感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就是这一文化中所包含的哲理，中华民族文化的哲理精髓就是涂先生在上述《汇报》中所指出的《中庸》表达的“和”、“中和”、“致中和”。细细琢磨，反复玩味，《老子》与《论语》中正充满了这种思想。“和”，对立的统一，在对立中统一，在统一中对立；固然要以对立而发展，但毕竟要以统一而存在。这就是“自然”。无统一就无“自”这一主体，无对立就无“然”这一运动。“中”，就是“度”，物极必反，过而必反，“反者道之动”，动向着反面动，发展一过“中”就到了反面。“致”，就是努力，这是不可少的。按事物发展规律而作努力，就是“无为”，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能过“度”。“仁”就是“克已复礼”；“克已”，就是正确对待自己，“复礼”，就是正确对待外界，只有如此，自己与外界、个体与集体，才能和谐。“克已复礼”就是“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中的八个字：“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正是“致中和”生动而深刻的体现，“天”即“自然”，“顺”即“无为”，“顺”“天”就是按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致其性”，使之正面发展、健康发展。这是种树的原则，这是管理的科学，这是教育的要旨，这就是客观的规律。
　　第六，涂先生尖锐指出：饭吃了，才能吸取营养，排弃粪便；书读了，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书不读，怎么取精华？怎么弃糟粕？这一论点是从上一论点延伸而来的。涂先生尖锐批评某些人，大喊中华经典、传统文化是包袱，是糟粕，阻碍了中国发展与进步。可是呢？他们连一本中华经典也没读过，充其量也是个浅尝辄止。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毋庸再讲。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江泽民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与美国《科学》杂志谈话中明确指出；一是内部的政治腐败，一是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是的，这笔落后的账不能由民族文化来“埋单”。涂先生提出的书要读、经典要读这一论点，十分有道理。只有“好好学习”，才可能“天天向上”。不读、不学，怎么行？我一再认为，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三者相结全，方能成人成才。显然，首先一定要“讲学习”。人是文化的动物。如前所述，人类社会靠文化传承而延续，靠文化创新而发展。要创新，首先要传承；要传承，首先要学习。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人类文化长河中，在时代已发展到信息化、知识化的今天，不学习，怎么行？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高级专门人才，不学习民族文化，不读诵中华经典，怎么行？
　　第七，涂先生认为：牛、骆驼是反刍动物，食物反刍；人也是反刍动物，知识反刍；书先读进去，知识先记住，重要内容先背熟，然后慢慢反刍、消化。这点对少儿特别重要。少儿把经典读进去、记住、背熟，不理解，没关系，长大了，会慢慢反刍来消化的。这一论点又是上一论点的延伸。经典如何读？要从娃娃抓住，要在少儿时读、记、背。涂先生这一论点十分重要，充分吸取了我国童蒙教育中的优秀传统与成功经验。少儿时，阅历极少，经验缺失，好奇心强，求知欲强，记忆力强，摹仿力强，理解力极弱，领悟力全无。《孟子•告子（上）》讲得多么好：“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少儿时期正是培养高尚的情感与正确的行为准则的黄金时期，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强调“性相近，习相远”，“教使之然也”，强调“幼儿养性，童蒙养正”。我们“要从娃娃抓起”，对少儿要强调情感教育、人格教育、人性教育，即做人的教育、成人的教育，重点决非智力教育、灵性教育、做事的教育、成才的教育。而现实状况呢？恰与此相反。我记得有个刊物，对幼儿园、小学一二年级孩子的家长作过一个调查，调查家长对孩子最关心的是什么，结果是压倒多数的家长对孩子关心的重点是智力、是成才，只有极少数的家长才重点关心人格、成人。这个刊物在“按语”中惊呼：怎么得了！所以，社会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幼儿园学小学的，小学学中学的，中学学大学的，大学学幼儿园的。大学学幼儿园的什么？学不要打架、不要骂人、不要破坏公物、不要违反公共秩序，即学最基本的做人的行为准则。而前面的教育学什么？学知识，重智力，急成才。这种忽视根本而拔苗助长的情况，令人痛心。所以，胡锦涛同志2006年6月5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讲的十分明确：“要以系统的观点统筹小学、中学、大学直到就业的各个环节”。做人的教育、人文文化的熏陶、民族文化的学习、经典的背诵，就应贯穿我们整个教育，而在幼儿教育时犹为重要。没有人性、人格，智力、灵性有何用？智力、灵性的创造性从何而来？“缘木求鱼”，可无后灾；而舍弃人性、人格而追求智力、灵性，则必有大祸。历史的前鉴、现实的痛训，难道还少了吗？
　　涂先生在教育方面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这同他在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造诣密切有关。他对教育的认识与论述是十分系统、非常本质的、极富创见的，既站在历史高度上具有战略意义，又身处我国实际中可以具体操作，既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又吸取了世界先进的教育经验。这对我而言，是深刻的教诲。我们学校的教育科学研究院曾专门就他的教育思想开过系统的学术研讨会，很可惜，我因故无法与会，身临其境，接受教益，深为遗憾。
　　我国的教育在近十年来取得了突破性的历史跨越，举世瞩目。然而在这巨大的发展中，加上历史原因，又有着许多严峻的困难与复杂的问题，亟待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以争取更大更好的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高度重视教育，周济同志归纳得十分精练，十个字：普及、发展、提高，素质教育。普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它内承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首先重视做人的教育，全面发展，德育为帅，外取世界先进的教育经验，高度重视教育自身的科学规律。显然，我们就是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这一手段，达到提高各类型各层次受教育者的相应素质的目的。对高等学校而言，其关键就是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即通过教育改革这一手段，突破教育质量这一关键，达到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的目的。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首先，是由于高等学校为适应于我国迅速发展需要急剧扩招，在校学生增为原来的4倍，而国家的资金投入与人力投入对此远远不成比例，加上高等教育本身的某些失误，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影响教育质量的问题；其次，与我国的迅速发展相应，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许多高等学校往往难以应付；更何况作为教育战线上龙头的高等教育，作为肩负国家重任的高等学校，随着国家发展与科技进步，作用越来越为重要，对重点大学更是如此。当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下几个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1）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实践环节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质量。
　　（2）提高教师水平，特别是提高教师的师德水平，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水平，提高教师的民族文化水平。
　　（3）提高管理水平，特别是提高领导对教育的认识水平，提高领导的人文素质水平，提高领导的民族文化水平。
　　（4）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特色鲜明而时代精神强烈的“文化校园”。
　　（5）落实有关制度与措施，特别是既能保证优秀学生享有自主发展的学术环境，又能保证贫困学生获得无后顾之忧的学习条件，尽最大能力做到教育公平。
　　我们的教育是要“以人为本”，以育人为本，培养人、培养中国人、培养社会主义中国人。我们的高等教育既要力戒浮躁，又要反对苟安；既要痛绝自吹自擂，又要深恶妄自菲薄；既要高度重视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认真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既要反对一叶障目，又要警惕长堤蚁穴；既要看到大江东去、不可阻挡，又要直面回流曲折、困难重重；既要敢抓机遇，又要实迎挑战；既要胸怀大志，雄心勃勃，又要深怀忧患意识，一步一个脚印。中国谚语讲得十分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的高等教育要造就既能真挚爱国又会自主创新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我们的高等学校既要肩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首要任务，又要担当创新文化、服务社会、学术交流的时代职责。
　　我作为涂又光先生的学生，就写出以上感受与认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聊达心情于万一，来庆祝他八十寿辰，祝他健康长寿，老而益壮，胜似朝霞！
　　（《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9月第27卷第9期）
　　
　　感悟本科教育 注重教学质量
　　——国家级教学名师五人谈
　　徐 越 杨亚辉 韩廷斌
　　编者按：随着对科学发展高等教育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如何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各高校高度乃至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而教学质量的提高，则依赖于广大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多年来，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效果好的教授，始终坚守在本科基础课讲台上，得到了同行、尤其是同学们的欢迎和敬仰。“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在第二届百位名师接受表彰之际，我们采访了5位获奖者，请他们着重就如何做好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书育人艺术，谈了自己的感悟。
　　
　　王越：对大学生更要重视文化的培养
　　对大学生的培养，具体的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更基础的是文化的培养。由最基础概念来看，学校应是培养人的文化基地，要结合弘扬文化的任务来培养人。文化的培养有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各学校、各学科也都有各自的侧重点，但其基本共性是落实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文化观培养，也是落实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就教育而言。有几个根本性的难题。第一，教育是面对未来，不只是面对现在。如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到社会上自己再努力，再成长，才可能真正成为人才。大学只是成才的基本训练基地。第二是面对未知。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第三是面对未确定性。如果未来的事情都是确定的，预先知道结果，就变成简单重复了，人类社会就不会有重大进化发展了，因此未来是带有不确定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面对这些难题的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培养人的素质和能力，让他适应未来的、未知的、带有未确定性的社会发展。
　　在培养过程中，教师应多做承前启后、启发学生内在发展动力的工作。这是因为对学生的学习，教师不能代替，只能帮助、启发，知识最终还是要靠学生自己掌握。对于本科生，也要启发学生的潜能发挥，启发他的兴趣，调动他的能力。具体做法有：第一，讲课时要讲问题的由来。要首先讲问题的由来，并把最基础的、面对发展的问题给学生交待清楚。第二，交待一些可能的方法。面对问题，要讲可能的方法以及一些已经取得经验的实例。同时讲明重要问题的解决是困难的，但要努力去解决，并争取解决，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第三，要把学生当作同伴、朋友来对待，甚至作为学问共同探讨者对待，因为你是一个，学生是多个。按照系统理论，全量大于各分量之和，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形成交互的思考信息是非常宝贵的，对学生的成长也很有益处，这不单纯是我教你学。学生有了兴趣，跟着教师的启发思路主动思考就会提出很多问题，可以对教师有一定启发作用，它也是很宝贵的。
　　要作高水平启发式讲课并收到良好效果是一件复杂事，有着多层次的制约。首先在现时的大学生研究生中，部分人人生价值观和学习目的不够正确，只想轻松地早日毕业拿到学位，找个收入高又光彩的工作，因此努力钻研、深入掌握学问真缔的动力不足，甚至缺乏。这样教师的热情和启发式教学得不到响应，反会受到学生的抱怨，如讲得不细致，没讲到就考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贵在以国家期望多些成才和对学生负责为重的理念主导下的“坚持”，这也是教师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第二，每一门课都是课程体系中的一员，必须响应支持课程体系，形成恰好的总体，因此每门课程必须有新内容，要突出重点，帮助学生掌握核心内容，并加强对学科领域内学科结构的脉胳关系的理解，这就要求教师除了要深入掌握本课内容外，还需对课程体系的核心知识有较好的掌握。第三，教师要在学科前沿启发引导学生，自己的学术功底一定要强，并要与自己的科研结合起来，否则是无法进行科学有效引导的。有些著名学术前辈指出：“以五至十倍的功力认真准备，才能讲好五至十分之一内容的课”是很有道理的，其中“认真”也很重要，这句名言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中体现尤为深刻。国外不乏名校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担任科技学院（非理学院)大一学生的普通物理讲课，值得我们参考。第四，是教师科研和教学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其实质在对其对立统一性的认识和妥善处理，“对立”体现在直接工作内容不同、精力和时间上有矛盾等等，而“统一”则体现在深层次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教师岗位职责而言，做好教学工作义不容辞。不能影响多个学生的学习，乃至教学计划的有序运作，花精力在教学上是完全应该的，但实际上也不是完全“付出”，教学相长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体现。总之高水平的教师工作需要长期的坚持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科学素养，才能发挥以师德为核心，以身教重于言教方式，更有效地培养学生。
　　当然，教师团队间合作共同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花独秀不是教育的春天，万紫千红才是春!但单有教师团队的努力，拥有高水平的师资还不够，大学作为一个单位整体，不断推进教育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创造一个教育教学的好环境，落实教师的努力。总体而言，大学应该看作一个文化延承发展基地，应该认真地发展以各校具有特色大学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要长期数以百年地积累，又要着眼现实一步步地前进，既积极努力又切忌浮噪浮夸，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必定要强化发展多层次的学科结构，即由基础层、应用基础层、应用层所组成综合型大学应着重加强基础和应用基础层次的学科建设(不排除现在众目所视的应用研究和其转化工作)，而理工结合类大学应着实加强应用基础层的学科建设，加强建设要落实由理念到实际措施的行动上，理念上应深刻体会。重大的技术创新没有科学基本规律的支持，形成新的技术是很难的，而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非常难，大多数人只能作铺垫，应用基础的技术科学领域成功机会稍多，但也很严峻，因此学校对精选出的基础性学术队伍，应创造一个宽松或比较宽松的环境，切实给以支持，对基础研究要不计失败，对应用基础研究至少要宽容失败，当然高校实施改革发展困难很大，除高校内部复杂因素外，社会的很高期望和强约束并存使得实施改革更加复杂艰难，但“天”之降大任于斯人矣，虽任重道远只有不断努力奋斗吧!
　　
　　姜伯驹：教师要把自己的兴奋点感染给学生
　　教学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科学事业的未来，大学应该承担好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研究型大学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那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教师，也应该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直接教本科生。教师通过科研，对书本、对知识，有了更加鲜活的理解，这样不论是解决教学的疑难也好，掌握教学的分寸也好，都能做得更好，这对学生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活跃在学科的前沿，活跃在社会实践的前沿，又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这是很重要的。名师要上讲台，这当然是应该的。我们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制度、一种风气：所有的杰出的年轻人，也上讲台。
　　现在教学在大学中的位置摆得不正，问题并不是单纯出在教师的认识上，主要的问题出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体制，涉及主管部门和学校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教学与科研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教员的认识问题。可以说，我们在根据实践、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及时进行调整这个问题上，做得还很不够。在具体的解决措施上，还不够灵活。解决问题的措施，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发掘和总结的。
　　教学，是培养人的工作，是大学的第一要务。学校领导要花足够的精力投到教学上来，应该让教学在学校的工作中占到足够的比重，不要把教学看作是学校不得不应付的一种差事。学校应该拿出举措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教学队伍，推动所有优秀教师上讲台，而且上好讲台。当然，高校不只是要承担教学一项任务，但是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是占有很大比重的。首先应该在教师中形成一种观念，教学是最根本的任务。要让教师队伍稳定，就需要对教师有一个恰当的评价和引导。现在主要是通过论文数和承担科研情况来对教师进行引导，我觉得是不全面的。它使得教师对自己的定位、对自己的认识发生了偏差。
　　具体到我所从事的数学学科来看，数学教育的改革，是数学家的天职，关系到我国下一代人才的素质。中国数学的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最迫切的任务是培养好青年一代。课程在保证基本训练的前提下，可以不拘一格，逐渐更新，注意吸取国外的新鲜经验。每门课程要把握数学思想，不要过分注重形式；要把握重点，贪多求全只会扼杀学生的兴趣。教师是榜样，教得有自己的特色，不照本宣科，学生才会善于学习，善于读书。数学本身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如果教得好，学生可以领略到它的力量、它的美。对于教师，他必须保证交给学生的东西是正确的。数学上对和错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要做到“对”，是需要付出力气的。但是，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仅仅只满足于这一点也是不够的。要想对学科知识有更深一步的理解，需要经过不断的磨练。这对老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过程。学生的学习需要跨域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轻易迈上去的。
　　现在有这样一部分教员，我感觉比例还不太小，他的教学只能达到照本宣科的程度，对教学内容缺乏自己深切的、比较灵活的、有特色的体会。没有这种体会，就把握不住很多东西。这样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除非学生自己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否则是不容易真正成才的。学生在初学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领航的人，很多东西就没办法把握。教师对学科有所体会，然后才能引导学生。对教师来说，要做到这一点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每个学生，他需要点拨的地方不一样。在这里，教师的经验，发现学生症结所在的能力，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老师应该具备的。
　　在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教师要把自己的兴奋点感染给学生，你觉得什么东西是精彩的，什么东西是有心得的，是受到过启发的，就要把这些想法告诉学生。这个途径不一定是通过课堂上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去做某件事情，让学生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去体会和把握。
　　
　　郝吉明：教书育人的力量源于责任
　　教学工作得到了学生的好评与认可，学生请我谈所谓的“名师名言”，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力量源于责任”。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我教学、科研的动力就来自于对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没有责任感，你会感到，很多事情太累啦，太忙了，但是一想到你的责任，那还是应当去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什么是责任?我给学生说，到清华大学来念书，你就承担了国家的责任。国家给了清华大学这么大的投入，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后能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寄予希望，其实更多是寄予了一种责任。对我来说，也是得到了很多的机会，能来到清华大学念书，是一个机会；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机会，第一批念研究生；1981年又得到机会，到美国去留学。这些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得到了这些机会的人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清华大学是国家重点支持和建设的大学，我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也应该承担起与别的学校老师相比更重的责任。
　　我从事的是大气污染控制研究，回国后教这门课，就要为这门课程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我编写的教材，不但给清华大学用，全国的同行、学生都可以用。同时，我也到别的学校去讲课，就是希望我们的教学理念能够对别的学校的教育教学的发展有所帮助，希望在全国能起到引领作用。我从1990年开始参与全国的环境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从做秘书开始，做副主任、主任一直下来，努力推动全国环境工程教育的发展，努力尽自己的一分责任。
　　作为教师，给学生上课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作为一名教师不给学生上课，那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你不教书，学生不会了解你，你也不会知道学生是怎么想的。教师与学生交往有很多种途径，教课，直接面对面和学生交流，这是一种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平时我们谈教书育人，谈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如果把思想教育、素质教育和学生的业务课的学习脱离开来，效果也不会好。给学生上课，也是教师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关心学生成长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关心学生、教育学生首先要和学生有面对面地了解，过去我们总说要和学生交知心朋友，当然你不会教了一门课以后就能和学生成为知心朋友，但是通过教课，教师能和学生建立一定的联系，能有一个相互的了解。教师要想和学生建立良好关系，教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教学方法、教学艺术的研究是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地改进，不断地探索。科研需要攀登高峰，教学也是可以攀登高峰的。大学教师要搞科研，但同时在教学中也要注意研究问题，教学的观念和内容一定是要密切结合实际的、一定是要有前瞻性的。在研究中碰到的问题，可以和学生沟通，引导学生去思考，这样的教学就提高一个层次了。
　　我认为教学、科研之间是不冲突的。教学从表面上来看是花了一点时间。但是科研是从学科的某一个点上突破，做得很深。教学是要系统地教一门课，所以对这门课的全面的认识，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是要思考的。这种思考是综合性和全局性的，这对于科研的发展事实上也是一个指导。教学、科研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动、一种相互的支撑。如果把它们分离开来看，那么教学和科研在时间上的矛盾你就解决不了了；如果从互为推动力的观点来看，看到他们的结合是一种优势，那样你的教学就会搞好。从时间的分配上来看，事实上教学占的时间也比较少。我教这门课，一个学期也就几十个学时。但是通过教这门课，在与学生的交流当中，我掌握了很多活的信息，这些不是书本上能得到的。当然同时，科研也给了我教学上的很大支撑。通过教学，我也获得了很好的学生资源，学生通过上我的课，通过假期来我这里参与研究，相互增进了了解，所以很多年，班里最好的学生都来做我的研究生，我就获得了最好的研究生的生源。如果不给本科生教课，我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比较少了，也就不会有这些资源。
　　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如果你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你即使把教学的时间全拿过来搞科研，时间也是不够的。科研上用的时间是要多一些。但是教学的时间也必须要保证，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王玉凤：爱学生是成为好老师的核心要素
　　如果要把成为一个好老师的核心要素归于一句话，那就是要爱学生。你爱他，你就会愿意为学生学习更多，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而且是用一种最能被他们接受的方式告诉他。只有爱学生才能去教育他，因为你特别爱他，你就会希望他完美，时时地关注他，提醒他，给他提供建议。这不是一种教育的姿态，而是一种朋友的姿态。
　　去年教学成果奖颁奖，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受到温总理的接见。温总理提到大师上讲台给学生的影响，他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池际尚先生上晶体光学时的音容笑貌，他讲得是那么清楚、那么深刻，甚至费氏台的操作他都自己进行。总理的话提醒了我，教师要把自己的师德、做学问的态度、做人的东西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我个人可能还达不到池际尚老先生的境界，但是可以通过课堂介绍科学家的动人事迹，把大师们的东西传递给学生，这是对学生思想上的启迪。这种方式把“教授上讲台”和“教书育人”这两条都做到了。比如波尔，一个丹麦的物理学家，立志要让丹麦的物理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自己组织了一个物理研究所，并为之奋斗了40多年。他说：“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献给我的祖国。”我讲到波尔的时候也强调，他不仅给人类留下物理学的遗产，就当时那种崇拜权威的年代，他还创造了一个和谐、平等、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后人称之为哥本哈根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的研究所对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就用两三分钟介绍波尔的精神，教室里安静得连根针掉下去都能听见。有些东西虽然你说到了，学生也不一定会去这么做，但你的“意”到了，“言”不用到，学生自然会有感悟。当你在课堂上介绍物理学前辈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他们的探索历程、他们的伟大人格、获得诺贝尔奖的年青人的时候，学生们每每会屏住呼吸，他们的心灵被震撼了，他们在感悟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这样的教学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可能无意，教师必须有心。
　　作为一个教授，不给学生授课，既没有“教”也没有“授”，对学生的引导和示范毫不放在心上，不配当教授。很多人认为那都是学生工作，是辅导员的事情。实际上教授做学生工作是更有利的因素。好多学生有问题更喜欢找授课老师谈，即使是公共课的老师，你只要稍微关心一点，就会有好多学生来找你。有一个学生看到我在做导学系统，就主动提出利用自己的优势给我提供资料。教师就要鼓励这种公众服务意识。我还鼓励学生做一些读书报告、小论文，然后把自己的体验和全班同学交流。学生自己组织团队工作，我要求他们给本组打分时体现差异性。一开始学生不好意思得罪人，我说这个不光是一分、两分的问题。是要你们学会面对差异，坦然接受。到社会上去老板雇佣你了，看你有能力，月薪一万、两万，看你没有能力月薪一千、一千五，这个差异要接受，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要学会对别人敢于区别对待，也要学会在别人对你有区别的时候坦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人才的市场就是有差异。一分、两分的差异都不能接受，将来到社会上去如何接轨?这些都是潜移默化，不用特意说教。作为一个教师，心里时时都要装着学生，就好像这些学生就是你的孩子，你看着他，也不能不提醒他。作为老师，心里装着学生，该嘱咐孩子的时候就嘱咐，绝大多数学生有悟性。国家经济建设亟需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谁去承担这个任务，就是教师。国家这些年特别重视，包括对教师的尊重，整个社会风气在改变。在这个职位上，就要对得起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对得起社会的认可，对得起讲台下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不能在其位不谋其职。
　　从我的教学经历来说，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有课上和课下两个方面。从课上来说，物理学本身就有这个优势，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与旧观念决裂，充满了创新。麦克斯威尔就提出了创新的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7年以后赫兹在实验室里获得了电磁波。在讲课的时候所有这些物理学中创新的内容，都要特意强调一遍。要单纯讲“创新”这门课我觉得很难讲。物理学就有这个优势，讲授知识的时候把每一个创新的环节都介绍一下，或者启发学生一下，启发的多了，学生就会有创新的意识。
　　再一个就是课后，我们专门给学生开辟了一个创新实践天地，给学生提供经费、工具让学生实践自己的想法。学生提方案，开方案论证会，证实可行后，老师给点拨一下就可以实施。这个就是培养创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一个学生杨欣，他继《电子设计从零开始》的第二本书《电路设计与仿真——基于Multisim8与Protel 2004》都已经出版了，现在开始写第三本了。这些书是他根据在创新实践天地做东西时的感悟写成的，所以学生读起来特别好读，因为杨欣就是从零学起的，两本书销的都特别好。他本科毕业后就去了英国读硕士，导师特别愿意要他。这就是尖子，出1个尖子比培养100个平庸之材要有用。
　　
　　韩大元：抓好本科教学是大学教授的基本责任
　　给本科生上课、指导本科生的论文，这是一名大学教授的最基本的职责。既是对社会负责任，也是对学生负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虽然教授也要承担大量的科研和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但是，本科生的教学决不应该放松。教育部重点抓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提高了，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才有可能上去，这对于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对于教师而言，要上好课，首先要具备高度的责任感。研究生的课多数都是专题性的，对教授来说相对比较容易，都是些学术前沿性的东西，不一定按照体系来讲。本科生的课对教授来讲是最难的。教师必须要认真备课，而且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把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不断地充实自己的讲稿和教学内容。我给本科生上课，至少每一次课以前，都要根据新的案例来丰富讲课的内容，认真地做课件。把典型的案例做成课件，以丰富信息量。在上课时讲的内容尽量概括一些，留出一些时间来让学生思考和参与教学。认真备课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优良的教学传统，在新时期，要真正提高教学质量，这个传统仍然是很重要、很基本的。
　　其次是要让学生在系统的知识体系中掌握知识的完整性。就拿我讲的“外国宪法”来说，以前的教材主要讲西方国家的宪法，没有涉及非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这种教学方法很容易导致学生对外国宪法知识理解上的片面性，不了解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宪法是如何产生、发展的，特别是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法。有的学生只用西方国家宪法中的一些概念来看待和分析我国情况时，就感觉到比较困惑。这对于学生毕业以后参加国家的法制建设，不管是从事律师、法官还是检察官，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作为教育者，应该把知识的多样性告诉给学生，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多样化的，既有西方的世界，又存在一个非西方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宪法和发展中国家的宪法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尽管在宪法制度的发展上有差异，但是各国在文化上是平等的。后来我们在修订教材的时候，在教学中，把发展中国家宪法的内容也加了进来。在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外国宪法发展的基本知识以后，学生分析问题就能采用比较综合和全面的视角，分析方法更为客观，分析的角度也更加理性了。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对于世界多样性文化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这对于他们未来参加法律职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是要注重对教学方法的探索。研究如何把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用一种灵活的、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这对于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国内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否定我们传统的教学方法，简单地用国外的案例教学法来全盘代替传统的课堂教学；二是对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做必要的改进，满足于传统教学方法，脱离教学实践。在教学中，应该尽可能将案例教学和传统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尽量从问题入手，引导学生思考现实问题中的概念、原理，通过对原理的讲授，让学生回过头来思考一下自己对问题的分析。这样既保留了传统教学中的一些合理性，又把案例教学和传统讲授结合了起来，有助于根据中国法学教育的特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第四是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我们以前的教学是一种供给式的，侧重于知识的灌输，而不关注学生对知识体系的实际需求，学生往往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现在我们认识到，单纯的供给是并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在教学上，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需要平等的参与，怎样把学生也当成主体，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最主要的是如何让学生发挥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建立一种保证学生积极性的发挥机制。我的做法是，在课堂教学结束以后，鼓励学生发表意见，通过发电子邮件、个别交流等方式建立各种交流平台。教师通过邮件等方式讨论课堂中的问题，下一次上课时，选择2、3个学生发表自己的小论文，其他同学提出问题，教师最后点评，以活跃课堂讨论气氛。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能够获得以专业思维讨论问题的机会，得到了平等交流的机会。
　　在教学上，我们要更多地向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学习，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学方面的宝贵经验。比如，过去教研室新留校的老师不能马上上讲台，他们写的教案先提交到教研室看，大家提了意见还得要改。老一辈教师在本科教学上花的精力是非常多的。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教学条件、教学手段越来越先进，教授承担的科研任务越来越重，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增加。但是我觉得本科教学的地位与内在规律并没有变，对教师的基本教学要求也没有变，我们不应该把好的传统丢掉了。
　　我在本科教学中取得的成绩与学生们的参与、支持是分不开的。我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踊跃提出问题，既是对我教学的一种尊重，同时也给了我科研上的灵感与学术研究的动力。做一个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做一个学生爱戴的好老师，这是我的追求与期望。
　　《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