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科学家为何难出
　　张柄升
　　近年来，一个难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我国科研院所的名教授、名专家数量越来越多，却缺乏能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一流科学家，本土科学家获国际性权威科学奖的人数更是寥若星辰……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在各自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就此问题发表见解，他们的诤言或许能为难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
　　科学探索需要宽松宽容
　　张继平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教授
　　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像一把软刀子，使科学研究者时时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这对科研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国为何产生不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问题看似简单，却极为复杂。这里不仅有科学家的个人天赋和学术素养问题，也有尊重创新精神、培养创新能力以及容忍失败的社会舆论氛围原因，还有良好的国家科研体制机制的支撑等等，这些，无一例外都会对中青年学者的科学登顶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研究需要创新，甚至“异想天开”，需要自由探索的无限空间。昂贵的实验设备、强大的经费资助并不能保证原始性的重大发现。国家要鼓励和培养创新精神，少而精地培养遴选一批愿意为科学献身的中青年科学家。
　　除此之外，还要为中青年科学家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和谐的科研环境和氛围。要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家创造性劳动。只有尊重他们的劳动，尊重他们的个性，才谈得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创造性，如果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创造性，更谈不上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当然，宽松的环境并不等于没有压力。对于优秀的科学家来说，学术是他们的最好生存方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很强，比如在北大这一竞争的环境中，大家都在紧张工作，如果做不出成果来，他自己比任何人都着急。因此，面对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脑力劳动群体，要充分尊重他们，全面信任他们。
　　中青年科学家除了自身具备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乐趣之外，外部环境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今天的大学早已不是象牙之塔，各种诱惑和名利无孔不入。现在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害处很大，甚至是致命的。它会影响甚至严重干扰一个人的科学研究，就像一把软刀子，无形之中给科学家产生巨大压力，使他们时时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这对科研有百害而无一利。
　　完成了对费马大定理证明的数学大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安德鲁•怀尔斯，由于解决了困扰人类300多年的难题，他在1998年获得菲尔兹奖历史上惟一的一个特别奖。
　　去年8月，安德鲁•怀尔斯到北京大学讲演。他介绍了自己刻苦攻关的艰难过程及由此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1986年，他决定开始问鼎费马大定理时，就已定下潜心研究10年的计划，他的前期准备工作整整花了18个月！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怀尔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潜心研究。长达7年时间里，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了一些同事。事后，这些人不断问他进展情况，使他感受到很大压力和干扰。他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不愿被人不断问及，承受巨大的压力。就这样，他逐渐转入一种秘密的状态下继续战斗，直至最终解决费马大定理。
　　由此看来，重大科研突破往往有其独特的规律。搞科研、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科学家一定要去除浮躁，要提倡“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允许失败的宽容舆论氛围，否则，很难在科学上有重大突破，也难以在国际科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加大实验科学扶持力度
　　柳卫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相关学科高级实验和理论人才之比，大约为一比一，远低于美国七比一的水平，致使我国原始科技创新重大成果稀缺。
　　目前，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这对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消除自主创新发展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我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工作经历，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自主创新的基础资源不足。对于学科专业非常宽广的大型科研平台设施建设所需的经费，需要国家给予足额的经费支持，目前国家财政拨款远未达到国际上的年运行经费达固定资产投资10%的水平。另一方面，国家给予科技人员事业费标准偏低，导致研究人才的待遇与社会主流倒挂，致使人才流失，相当一部分核心学科领域萎缩，严重影响了自主创新工作的开展。
　　建议在国家层面，明确一批国家级的大型科研基地，对其给予足额运行经费和人员事业费支持，使科研人员能够全神贯注地完成国家重大科研课题。
　　二是自主创新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目前创新型人才面临国外和国内两个竞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文化有待加强。例如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和谷歌中国公司，由于其优秀的创新文化，每年网罗了我国高校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毕业生，通过集约和发散相结合的弹性研究模式，产生的自主研究成果大大高于我们国家级的专业院所。
　　三是自主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待完善。对于先导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综合研究基地，大部分科研工作是基础性工作，这些研究成果的覆盖面和引导面很大，但其知识产权被最终的产品型号所掩盖，导致利益与贡献不平衡，即创新科研的一个前端与后端的利益不协调，会成为制约自主创新成果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
　　四是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有待加强。目前由于实验工作成果（包括发表高水平文章）的艰苦性、长期性，在杰出人才基金支持和高级人才配置方面，不利于引导优秀的人才从事实验研究。其结果是，我国的大型科学装置相关学科高级实验和理论人才之比，大约为一比一，远低于美国七比一的水平，致使我国原始科技创新重大成果稀缺，高新技术推动乏力。国家应制定有效政策扭转这一局面。
　　我国需要更多的优秀实验物理学家，要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对验证基本理论和推动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充分重视基础研究中专用设备的研制对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支撑作用，以及对提高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独有的带动作用。为达到以上目的，加强高级实验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引导优秀的青年人才从事实验工作是关键。
　　总之，自主创新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静下心来，从微观出发，一步步地向自主创新的理想王国迈进。
　　科学家应远离名利场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多一些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少一些所谓“本国特色”，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一定会出现更多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现在，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为何难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和了解科学家的工作环境与精神状况。回国后不断有人问我，你们的古生物学研究有何意义？我有时候会很纳闷，基础研究怎么可能完全套上实用和功利性的框框？可在美国，从来没人问我类似问题，因为大家比较理解。科学就是探求未知的事物，因此有不少富人捐钱设立各种基金，资助古生物等基础性的研究，并乐此不疲。
　　其实，古生物研究涉及世界观大问题，对于人类正确认识自然，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人是怎么来的？人类是如何演变的？在美国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争论历来很激烈。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是地球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演变，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在地球历史上，生物经历了多次大的灭绝，包括6千5百万年前的恐龙灭绝，这些都与地球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所有这些认识，古生物和相关学科的持续研究都能够不断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证。
　　有些科学研究不会直接创造效益，或近期内看不到效益，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放弃研究和追求。在美国，搞古脊椎动物研究的有上千人，搞进化论、古生物研究的人则更多。相形之下，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也对科学界形成强烈冲击。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你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的真正含金量，而是你有多少量化了的成果，是否得奖，获得哪些奖项；发表了多少论文，发在哪一级刊物上，是否第一作者，等等。近年来，还有不少单位热衷于SCI文章的攀比和奖励，甚至演变为单位之间的奖励竞赛。今天你发一篇奖励一万元，明天我发一篇则重奖10万元！如此慷国家和纳税人之慨，说给外国同行看，都视为笑谈。
　　所有这些，似乎都和科学探索求真渐行渐远。人们逐渐忽略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深刻道理，也无暇顾及学术研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科研管理上，采用工程项目的简单管理办法；科学评价上，存在“重物轻人”、急功近利思想。特别是把科研人员相对短时间的学术成果与其物质待遇、社会地位挂钩，甚至把科研人员的成果、论文和收入奖金福利等个人切身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缺乏鼓励研究人员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长效机制。
　　于是，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科技人员不得不四处奔波找课题、找项目、找钱，一个人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每年用于科研的时间，平均低于4个月！
　　这种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的做法，甚至影响到重大的科研突破。有时研究人员选择的是一个大方向，很可能会带来突破性的成果，可为了立竿见影，应付每年的考核和测评，只好把课题分解、拆开，本来一篇很有分量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好论文，最后变成了好几篇低质量的文章。其最终结果不仅导致我国学术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也在根本上动摇了我国诞生学术大师的基石。
　　这很可惜！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其研究成就最终需要国内外同行来评价和认可。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已经证明自己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学者。让他们心无旁骛潜心学问。事实上，发达国家实行了多年的教授“终身制”体系就很值得借鉴。我们应该倡导同行学会内部的奖励和荣誉，减少形形色色的全国性或部门性的奖励。只要坚持不懈，多一些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少一些所谓“本国特色”，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一定会出现更多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光明日报》2006年7月20日）
　　培养创新人才,中外大学校长怎么看
　　宋晓梦
　　培养创新人才是世界高等教育永恒的话题，在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国，更是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内容。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长周济明确指出：“大学的科技开发水平、社会服务效果都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内容，都是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但人才培养，尤其是拔尖人才的培养必须是高水平大学提高质量的根本点。”今天，如何为培养创新人才营造文化氛围、学术环境、制度保障，成为中国大学新一轮竞争的起点；成为世界观察中国高等教育的着眼点，记者在本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与中外大学校长就此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创新环境：民主 宽松 开放 和谐
　　记者：周济部长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要积极探索、完善学术自律与学术监督相结合、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结合的有效机制，营造民主、宽松、开放、和谐的良好学术环境。”各位校长对此有何见解？
　　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在香港学术自由很有保证，因为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没有禁区，即使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克隆人，我个人是反对的。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研究克隆人如果从学术自由的角度讲完全可以，但如果任其自由研究就会扰乱社会。从学术自由角度讲，什么都可以研究，但科学是把双刃剑，当我们意识到一种研究会对人类、对自然带来负面影响的时候，科学家就要约束自己。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我们今天倡导的学术民主很有启迪。你看凡是能做到和而不同，有不同意见但互相尊重的单位，创新局面一定很活跃；凡是“同而不和”的地方，表面强求一致，创新精神肯定受到压抑。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学术自由是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启迪创新智慧、促进学术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它应该服从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于人类的进步，服务于三个代表。所以，在强调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要讲学术责任，有学术责任才会有学术尊严。学术自由、学术责任、学术尊严三者是统一的。
　　创新文化：宽容失败，尊重科学探索规律
　　记者：宁波大学校长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们学校从美国聘请了一位博士当客座教授，年薪很高。合同要求三年内拿到国家级科研项目。但三年后他没有拿到，按合同应该解聘。但学校分析了他的情况，认为他能力很强，工作也很努力，只是对争取国内科研项目的途径和办法还不熟悉，因此学校决定继续留任，结果第四年，他拿到了。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另一所大学的教授时，他问：如果第四年他仍没拿到呢？
　　徐金梧（北京科技大学校长）：不能光看结果，还要看过程。作为校长最重要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原则性和灵活性。科学研究不像农业生产，按时播种，按季收获；也不像大型工业生产流程，可以精确到分分秒秒。中间会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宽容失败，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调查研究。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还需要内行。管理者既要懂得一般的科学探究规律，又要了解所管理的项目的一般规律，才会做到宽容有度。否则就会盲目地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过高要求，不断要求科学家在他们想象的时间内出成果，否则就认为是不能通过考核。这种“失败”是人为造成的，轻者会打击学者的积极性，重者会成为一些学者造假的助推器。当然，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的做假行为，都是不能宽容的，应由学者自己负责。但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宽容环境，肯定会减少做假。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宽容的文化氛围是对那些耐得住寂寞，甘愿十年磨一剑的学者最大的鼓励。我校有一位学者四年研究出破解基因的方法，实现了该领域的重大突破，引起世界关注。当初，为了让他潜心研究，我们三年不用任何指标考核他，充分信任他的能力。我们知道，重大的突破远远胜过发表几篇一般性的文章。
　　记者：在去年第十三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的评比中，主办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没有取得很突出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个重大项目，学术价值很高，但需要大量数据佐证。为了做得更严谨，学校决定不急于求成，所以没有作为成果申报。了解内情的人都很佩服。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但学校领导压力很大。有人认为你这是“托词”。较长时间不能拿出成果科研经费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何况应付各种考评。理想主义的校长在现实中往往不被理解。
　　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在美国硅谷，只要你认真做了，尽了力，10次创业失败了9次，你仍有机会，别人还会给你投资。宽容失败是有原则的。要研究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延误。认真做了就宽容，否则就不能宽容。
　　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要对失败有个准确的定义。没有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发现此路不通，转变了研究方向，也取得了成果，这也是成功。
　　造就人才：不能只停留在口号
　　记者：当今时代，世界重大的科学研究课题往往需要一个科学团队才能完成，这就需要科学家具有完整的人格，比如善于与人沟通、与人合作，请问伊安•洽博校长您在帮助教授和研究生形成这样的品格方面有何体会？
　　伊安•洽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这确实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科学家说到底也是人，而且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们对不喜欢的伙伴往往表现得很夸张。我们很难改变他们这种性格。我们所能努力做的是，不断告诉大家：大学是个完整的社区，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要相互依存。科研团队的声誉要靠大家维护，以此造成相互容忍的氛围。当然，有问题我们会及时协调，万一出了太不合群的人，我们也只好让他走人。
　　约翰•莱斯利（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跨校间的合作确实有难度。我们更多的是向参加合作的团队各方说明这种合作会给大家带来的机会，使他们自觉地学会约束自己，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并不是不能合作。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们在谈到创新人才培养时，往往更多的偏重于创新思维、创新能力，而关注创新人格的培养是最薄弱的。我认为，创新人格首先应该是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追求真理、有献身精神。但现在社会都把上大学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目标是取得将来的经济回报。这本来是经济学的概念，但如果把赚钱看成是唯一的主要的上大学甚至是办大学的目标，问题就大了。
　　当然，在当前中国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关心饭碗是有合理性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情绪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逐渐解决。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能所有的人都这样，一定要有一部分人能够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以献身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搞研究，发明创造。我们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发现、培养、保护这部分属于少数的精英，因为他们将来发挥的作用是引领整个社会。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所谓创新人格我认为是创新人才的情感、意志、理想和信仰等综合内化而形成的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格。在创新人格的培养和塑造过程中，我们既要引导学生在进取中培养自信，还要引导学生在挫折中培养意志，在对待利益关系调整中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我们在教学计划中，要求学生4年内必须选修14个学分的人文、社会、艺术、科技等课程，从文化素质方面，给学生打好基础，这不但是学生人格完善的需要，也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更要渗透到所有课程和实践环节中去。
　　记者：请问杨祖佑校长，在您任职期间，您所在的大学已经5次获得诺贝尔奖，那些学者在冲击这些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时，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对科学进步的志向和责任？
　　杨祖佑（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校长）：他们开始是兴趣，有兴趣就会不断地研究下去。但研究到了一定的阶段，他们自然就会产生追求高境界的责任。我想中国的学者也会这样。他们现在对做难度低、收益快的课题感兴趣，一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相当的研究实力，他们也会向更尖端的科研项目冲击。我想作为真正的科学家，这是自然的。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我想对于广大学生来说，要培养他们作为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忠于信念、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等高尚境界和品格，教师的人格风范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学生在校接触最多的就是教师。我校有一位中年教师，以她的学术能力如果把大量时间用于自己发表论文，早就可以评上教授了。但是，她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不仅课上得很好，而且把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苦恼当成自己的首要责任。她用大量的时间为学生进行网上答疑，尽管这么做毫无报酬，但网上好评如潮，学生说她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的道德说教。我们准备将她破格聘为教授，就是要在教师队伍中树立一个榜样。我们不光要为学生树立学术上成就突出的教师楷模，还要为学生树立这种甘为人梯的教师楷模。我想这对于完善学生人格是会有作用的。
　　促进创新：制度改革仍有很大空间
　　记者：在本次论坛上，中外大学校长有一个共识，大学是创新人才培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请问在大学阶段我们还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才能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曾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能让“神五”“神六”上天的和能让马桶不漏水的都是创新人才。就是说大学既要培养能提出新原理、新思想、新技术的顶尖人才，也要能培养在日常工作中有创新思维的、能开创新局面的干部、工程师、科技工作者。我们的制度设计要兼顾这两种人才培养的需要，尤其是要考虑目前国家更迫切需要的能冲击世界高水平研究的创新人才的保护和成长。
　　吴敏生（福州大学校长）：我认为，这种制度应体现的原则是，为“均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比如，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学校支持创新委员会，开辟人才特区，对某位或某些教授在若干年内不予考评，让他们潜心做学问，能进“特区”的对象，要有两个条件：一、确实有学术功底；二、有较强的自我约束力。谁能进入特区，由支持创新委员会讨论决定。
　　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有一项制度：学校挑出百分之几的有天才、有自我约束力的学生，容许他们自我设计。因为这些优秀的学生视野开阔，现有的课程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允许他们可以跨学科自选课程，自选老师，甚至可以自己决定学习时间。我们是否也可以进行这方面的试验。
　　伊安•洽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对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们会为他们专门配备一位教师，或者是一个教师团队，指导他们的学习和研究；还会为他们配备生活老师和心理咨询师，因为与他们在学习上的才华相比，这样的学生在生活方面的智力不一定很高，心理也不一定很成熟。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他们能够更集中精力从事学习和研究。
　　段宝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在大学，对于广大学生来说，他们接触大师的机会毕竟很少，直接给他们授课的是占学校60%以上的青年教师。而这些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授课质量直接影响着大多数学生的培养质量。因此，我认为在考虑师生比时要用制度规定教师队伍留有余量。它的作用一是可以送一部分青年教师去国内外著名大学充电；二是可以在教师中形成竞争，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除了改革和创新制度，决不能忽视的是现有的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制度，要抓落实。现在有制度不执行的问题很普遍：比如博士生的开题报告，是为了让导师对研究生的选题进行把关，一般由教授小组进行。但常常不能落实，有时会等论文已经完成了才补开题报告，这怎么能保证论文的质量呢？再如博士生培养过程的中间阶段，会有一次综合考试，一般由三位导师组成考评小组，进行口试、面试，作用是对博士生的研究情况检查督促。但很多时候没有进行，等到论文做完了再来补，综合考试成了形式。再好的制度不落实也是形同虚设。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目前在重点学科的评定和拨款方面我国的行政权力是否可以小一点，学术权力是否可以大一点。虽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在确定重点学科及其拨款时也会考虑专家组的意见，但最后决策的过程、原因我们都不清楚。在英国，有个大学拨款委员会，主要由大学领导组成，政府把款项整个的交给他们，分给哪些学校、学科由拨款委员会讨论决定。这种制度是否可以借鉴？
　　安德斯•弗罗德施特洛姆（瑞典皇家工学院校长）：制度既会给校长压力也会给校长动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色的学生，我对学校的学科作了重大调整，根据是对形势的分析。当然这样做有风险。有人问我动力是什么？很简单，我能不能担任这个校长，要通过教育部长、理事会和全校教职工三方面的同意。如果我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色的学生，我的学校长时间不能产生出色的研究成果，他们就不会再选我当校长，我就得下台。
　　记者：一些有研究潜质的大学生不敢多花精力去探索自己有兴趣的课题，因为考研首先看的是考试成绩，要想得到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探索必须成功、获奖，但探索本身不可能只成功不失败，权衡利弊还是得放弃研究，全力读书。
　　周本宽（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我们要善于发现有潜质的学生，更重要的是研究生考试制度要改革，考试要有多种形式。我校给学生建立了素质教育记录，反映他们在校期间参加科技活动、社会活动的情况，以便全面反映学生的素质。但目前这些记录、能力证书在他们考研中只能作参考，能否用加分的形式，用制度固定下来，值得探索。
　　王树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我校有几位参与“神五”、“神六”设计的校友，他们在校期间成绩并不突出。现在考硕、考博以分取人，或主要以分取人的制度未必能发现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如何改革，我们正在研究。
　　提高能力：研究生教育的当务之急
　　记者：中国高校的研究生也做科研课题，也写研究论文，和国外优秀的大学在培养环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但为什么我们研究生的整体创新能力却明显不如国外？
　　段宝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三方面原因。一是我国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与国外有差距，名师才能出高徒。二是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与国外研究生相比有差距。三是我们实验室的硬件，尤其是资料积累和国外很多实验室相比有差距。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记者：可是一位一流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他们帮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往往要先考虑是否做得通，成功的可能有多大？没有把握的题目就不敢让研究生做，怕做不成拿不到学位证书。因为如果是老师可以一直做下去，但研究生只有两三年时间。这样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难以保证是高水平的，从而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我想如果做不通，就及时调整方向，这样完成论文也是可以的，时间并不浪费，因为可以积累研究经验。对于需要时间长的课题，我们一般采取让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参与，实在完不成应该容许学校在培养时间上有一定的弹性。
　　安东尼奥•诺沃阿（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校长）：我们的教授和研究生是一个团队的成员。在我们的试验室里，你可以看到顶尖级的教授和20多岁的研究生一起工作，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这种平等的气氛非常重要，可以激发研究生的创造热情和责任感。
　　约翰•亨尼斯（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我的学校，25%的本科生参加各种研究项目或自己独立从事研究，这使他们可以在实验室里接触到我校很多优秀的教授、教师，教授教师们也很鼓励学生这样做，并用自己的课题吸引他们来参加。
　　　（《光明日报》2006年7月19日）
　　引领社会　服务社会
　　——从大学功能看高等学校的内涵
　　齐涛
　　大学的功能应该怎么看？最近有人在科研、教学、服务这些概念基础上，又提出加一个“文化”，大学要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平台，不同文化融合的机器，认为大学的功能应该是教学、科研、服务、文化。如此一来，就会越加越多。大学究竟是什么？大学的功能到底应该怎么定位？换一个角度思考，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引领社会，服务社会。”所谓引领社会，就是大学应该自觉地承担起以科学、思想、文化来引领社会的历史责任，要为社会提供科学、思想、文化，使大学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科学摇篮、文化基地。当整个社会出现功利化倾向的时候，大学应该保留净土的本色，应该有自己的象牙塔，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流，而不是浊水，这就是“引领社会”。否则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就无法立足，整个人类的文明也将不知何去何从。这应该是大学最神圣的历史责任。所谓服务社会，就是用大学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所培养的人才去推动社会的发展。
　　用“引领社会，服务社会”来概括大学的功能，笔者认为是比较恰当的。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讨论大学的内涵发展，应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学的内涵应体现在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上
　　大学精神、大学文化是引领社会的重要内容，大学靠什么引领社会，怎样引领社会？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和文化。对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有很多的讨论，但大都仅限表层，缺少从构成方面进行的深刻讨论。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构成，第一应当是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大学校园里，应该充满着爱国精神，要时时刻刻教育我们的学生，牢固地树立起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应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是学术精神。洪堡在1810年备忘录里有这么一段话：“国家不应该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政府应使大学在学术上有所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础，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能，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眼前布置所能预料的。”这就是说，保持大学与社会的相对超脱，是大学长远发展的前提。
　　第三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如何真正实现人性与工具性的统一问题，大学不是只教给学生一个技能，还要培养他们一种精神。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方方面面的，读一读唐诗宋词，看看“大江东去”，再读读“大漠孤烟直”，你曾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的撞击，是人文精神；学会友好相处，学会感恩，是人文精神；学学孔子的文化观，学学孔子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是人文精神。但现在社会上缺少人文精神，大学里面也缺少人文精神。
　　第四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有很丰富的内涵，首先是一种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次是在科学上的探索与幻想，在科学上的一种反向思维。如果大学里一定要照本宣科，一定要有标准答案，那这就不是培养科学精神。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拿到幼儿园，孩子们能给出几十种答案来，有的说像太阳，有的说像月亮，有的说像杯子，有的说像皮球；到了中学，中学生能给出十几种答案；到了大学，就只能给出一到两种答案；到了成年人，一种答案也给不出来，因为不敢说，怕说错了。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实际上这是科学精神逐渐丧失的过程。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起源于科学幻想，但幻想的提出很关键，只要提出就有可能实现，所以科学幻想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的内涵体现在大学经营与办学效率上
　　大学不是产业，也不能当企业来办，但是大学必须学习和引进企业的经营理念，借鉴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我们的大学制度，最后形成现代的大学制度。目前的大学制度，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学制度。大学如何经营？怎样通过经营提高办学效率？实际上是两种经营，第一个是经济运营的经营，就是大学投入产出的一种经营，要思考什么是大学的最佳规模，什么是办学的盈亏点？第二个就是对学校办学方向、办学结构的经营。从学校办学方向、办学结构的经营来看，专业设置应该面向社会需求并适当超前。据报载，随着我国社区卫生医疗制度的推进，社会对全科医生的需求越来越大，全国近期需求量约十万人，而我们国家每年毕业的全科医生数才4000人左右，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全科医生供不应求。但是从这些毕业生实际的就业状况来看，社区医院他们不愿意去，大医院实际上又不需要他们，大医院要的还是专科医生，这样就又出现了就业难。有的省直接规定，全科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必须到基层和社区医院，这也不合理。因此说如何合理科学地设置专业，就是个经营问题。要考虑新上专业的成本，考虑新上专业的社会需求状况，还要考虑社会需求与真实的就业岗位有多大的差距，它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要认真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有需求就培养。
　　大学的内涵体现在大学定位与办学质量上
　　目前高校的定位有两个问题，一是“大而全”，都想办成全科类的综合性大学，本科学院在朝这方面努力，朝着全科性的综合大学迈进，高职学院也开始往这条路上走。二是拼命地上层次，高职要升本科，本科想上硕士单位，硕士单位想上博士单位。我们的大学生也是如此，拼命地努力往高学历层次上走，而不是考虑自己适合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内涵是无法体现的。大学定位和办学质量是两个紧密相联的概念。首先要定位准确，分开层次，然后才能考虑质量。
　　目前中外高教理论界对高校层次和划分标准存在不同意见。从山东高校看，按照教学、科研、服务的功能排序来分比较恰当，可分为三个层次类型：第一个是教学、科研、服务型，以博士学位授予的学校为主；第二个是教学、服务、科研型，除了博士授予单位之外的其他本科学校；第三个是教学、服务型，主要是高职院校。第一个类型主要培养高端人才，实施的是精英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的大学教师、专门的科研人员，以及高层次的管理人员，为研究生教育输送主要生源，对这部分学校的质量要求和培养方式，应该有特定的模式，就是课堂教学加学生的学术研究，实施研究生式的教学；第二个类型是普通本科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第三个类型就是高职院校，直接面向生产第一线，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质量要求。“大而全”和不断上层次，在过去来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不注重内涵发展，不注重特色发展，就没有生存空间。“大而全”并非是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一些进行高端教育的大学里，也应该体现出风格，体现出不同的办学理念。
　　大学的内涵体现在大学特色和大学地位上
　　我们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建设若干所世界知名大学。为什么提“知名大学”，而不提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我们认为，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提法只是一个角度，一所大学的真正价值还是体现在办学特色上，体现在学校的知名度上，所以“知名大学”也是比较恰当的提法，这应当是大学办学的一种追求。但是，知名大学靠什么来体现？要靠知名的教师、知名的课程、知名的教材和知名的学生。过去我们比较看重专业，今后我们应该把课程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基点、重要单元来考虑，开出多少品牌课程、知名课程，这是大学水平的重要体现。专业是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学分和课程组合而来的，而课程是个确定因素，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单元。
　　知名学校要靠知名教师，知名教师要靠知名课程。核心是课程，而不是专业。其次是知名教材，要提供和使用知名教材。其三就是要培养出知名的学生。这几种因素最后合成，就是一所知名的大学了。有了知名度，学校的地位自然就得到社会的认可。高等学校是独立的法人办学实体。每一所大学既然是法人实体，就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只是在办学水平、办学特色、办学知名度上存在差异。把大学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是不对的，对一所大学来讲，真正最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特色。所以，每一类学校都应当是在合适的办学层次上，扎扎实实地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而不应该一味追求学历攀升。有了自己的知名教授、知名课程、知名教材、知名学生，就有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知名点，自己的地位，知名大学的意义就在这里。如何促进大学内涵的发展一是高校要“依法自主办学”。《高等教育法》对高校办学自主权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总体上说落实得还不彻底、还不到位。《高等教育法》对高校的自主办学行为作了规定，主要包括，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等等。这些内容更多属于学校内涵发展。既然法律赋予了学校很大的自主性，作为一所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校，就应该认真研究你可以行使的自主办学权力，根据自己的办学方向，在内涵发展方面有所作为。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有一个问题在于政府管理部门和高校对办学自主权内涵认识的不一致。管理部门较容易将办学问题行政化；而高校则更愿意将办学自主权理解为保障“学术自由”的一种特权。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管理部门喜欢用行政的思维对待学术活动，将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活动分割开来。比如，招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应该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而高校则应该尽快建立适应市场条件下的办学机制和行之有效的自律机制，会用“权”也要用好“权”。
　　二是改革高校的评价体系，包括对大学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对教师的评价。主要是改革过去以量化为主的评价，改革过去以评优为主的评价。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和抛弃“量化和优化”的评价，而是现在这种评价走到了极端。要给教师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能不能从资格质量的监督、保障这个角度来进行评价。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非常重要，需要我们认真地讨论和研究。
　　三是营造一个良好文化与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缺少的仍然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我们传统中功利的东西太多，对眼前利益看得太重，所以，营造一个文化与社会环境，对大学内涵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作者系山东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中国教育报 》2006年7月28日）
　　“未富先老”，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高和荣　
　　●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
　　●人口学家预测，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为13.39亿，2040年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为1.12亿、2040年达到3.12亿后仍将继续上升。这一升一降将使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潮流。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
　　根据这个标准来看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881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6%，我们已经接近老龄化国家；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从数据可以推断，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人口的老龄化将会使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应对能力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最为直接。
　　首先，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我国上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04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2.57%，2005年为1.7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3.38%。虽然覆盖面有所上升，但是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排斥了8亿农村人口，基本排斥了1亿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以及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
　　再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我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最后，人口老龄化必然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老年人是一个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2000年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24万人，2001年为1815万人，2004年增加到3359万人，当年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到862亿元，比2003年上涨31.6%。由于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人口老龄化挑战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能力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与挑战最为明显。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挑战主要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不足问题，而是深刻地体现在我国劳动力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按照人口学家2006年的预测，如果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不变，到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2020年为14亿，2030年为14.15亿，2040年将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1.12亿、1.66亿、2.32亿、3.12亿并继续上升。尽管如此，在2040年也就是“人口红利”结束以前我国15—64岁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仍然达到9亿以上，即使到了2100年，劳动人口总数仍然超过8亿。
　　这就是说，今后10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会产生西方国家所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而在于我国劳动力质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统计显示，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24%以及2005年的27%左右，预计到2040年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将上升到37%左右。尽管这些人口拥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接受新技术、采用新方法、使用新工艺、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与水平一般要低于青年人，他们动手能力、协调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往往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经济社会活动，难以适应科技革命对劳动者自身的要求，从而不利于技术的革新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长此以往，必将削弱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另外，中老年劳动者重新学习与培训的费用较高、职业流动性较差，他们往往是结构性失业的最先承担者，而且一旦失业常常很难就业。因此，在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变迁过程中如何采取措施使中老年劳动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人口老龄化挑战消费产业的服务能力
　　人是消费的主体与直接承担者，社会的发展总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一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总是与这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因素密切相关。人口学家普遍的看法是：自2000年我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以来，14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则不断上升，两者在2030年左右达到均衡后按照原来的运行规律继续呈反方向变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14岁以下人口的消费总量逐渐下降，该群体的整体购买力也随之下降，针对该年龄段所生产的服装、日用品、保健品以及文化教育等数量及产业相对减少。如对尿布、奶瓶、玩具、少儿服装与食品、少儿图书、幼儿园、中小学教育等的需求将逐渐萎缩或减少，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会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老年消费品需求增大，老年人口消费总量持续上升，从而改变着人们的消费结构，影响人们的消费偏好。因此，适应老龄化、针对老年人自身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如老年服装、老年食品、老年保健用品、老年休闲旅游养生娱乐等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吸引更多的人员从事老年产业研究，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从而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这样，社会必将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提升老年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所有这些必将对我国消费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集美大学副教授、中国社科院博士后，《光明日报》2006年7月20日）
　　“五本”论
　　弓 克
　　★世以人为本：从人性出发，以人为本，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关心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
　　★人以德为本：德乃修身之首；德具有感化他人，陶冶情操之效。
　　★德以善为本：“善”是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德的最高境界。
　　★善以诚为本：“诚”是一切善心、品德、人格至要，人生至道。
　　★诚以真为本：“真”是诚之精髓。
　　★“五本”乃立身之本，人生当恪守“五本”，践行“五本”，重人、修德、行善、守诚、贵真。
　　人贵务本。务本之要，在务“五本”：世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善为本，善以诚为本，诚以真为本。“五本”乃人生之本。
　　世以人为本
　　“世以人为本”之“世”，乃世界之“世”，乃为人世界之“世”。“务本”之要，在“务人”。《吕氏春秋•孝行》：“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从人性出发，以人为本，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关心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
　　唯人为贵。《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荀子将民与君形象地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汉书•皇甫规传》）西汉贾谊进一步提出：“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自古至今，凡与民为敌者，迟早必亡。
　　安民爱人。孔子从“仁者爱人”思想出发，要求统治者“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实行仁政。墨子痛心于“民之三巨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冀治国者能“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进而提出“兼爱”主张。清初思想家唐甄劝谏当政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潜书•明鉴》）
　　保民裕民。孔子以“裕民”为仁政的前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老百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亡。”（《孟子•梁惠王上》）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淮南子•齐俗训》)“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穷困”，“民富国安”，“民穷国乱”。（《后汉书》）这些论述体现了“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思想。
　　人以德为本
　　德，人之本，政之根，国之基。“德者，得也。”（《礼记•乐记》）
　　重德精神。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礼记•大学》）“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
　　以德修身。中国古代先哲特别强调修身为本，重视道德践履，强调道德修养、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而言，包含四个层面：“修身”属于个人伦理，私德层次；“齐家”属于家庭伦理，家族伦理；“治国”属于社会伦理，公德层次；“平天下”意即使天下众生万物和平相处，则属于终极伦理，即“达德”。其中，基础是修身，修心炼己。
　　以德化人。德具有感化他人，陶冶情操之效。“德”的弘扬，关键在为政者，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以德治国。“君子以振民育德。”（《易•蛊•象》）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吏”。“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世之盛衰在吏制”，“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周书》）官吏“在任无德，其祸必酷；在位无能，其殃必大”。有德有才者，为治也；有德无才者，难治也；有才无德者，为乱也。“得贤者昌，失贤者亡。”（《新书•胎教》）
　　德以善为本
　　在德中，以善心善行为本。“善”，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德的最高境界。
　　与人为善。《广韵•狝韵》：“善，大也。”引申为以宽厚、仁慈的心态待人接物，成人之美。“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善，在孟子思想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善不仅是君子追求的最高标准，也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依据。
　　利他善群。“合群”、“利群”之德，是我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的道德追求。《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梁启超讲：“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梁启超选集》）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的社会动物，所以应该“合群”、“利群”，爱群为公。
　　与邻为善。儒家非常强调善待邻国的重要性，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崇尚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主张“德不孤，必有邻”，认为只要在邻我关系中讲究道德，相互关系就会顺利。
　　劝善规过。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庄敬、孝慈等是善的具体内涵，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些善，鼓励他们这样做。否则，“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积善成德。善，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易系•辞下》）《荀子•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高尚的品德，需要长期“善”的积累。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做到“于细微处见精神”。
　　善以诚为本
　　“诚”，一切善心、品德、人格至要，人生至道。真实无欺。《中庸》云：“诚即真实无妄。”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四书集注•中庸注》）明清之际王夫之有时把“诚”直接解释为“实有”，用以说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尚书引义•说命上》）
　　守信无妄。信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诚心实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吕氏春秋》有《贵信》篇，把信当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主张人生以诚信为贵，“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天道唯诚。“诚”乃天道，天的根本属性就是“诚”。中国传统文化把“诚”作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求诚则须思勉，思以择善，勉以固执。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人道之本。《礼记•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也。”行为合于道、合于规律，即达到所谓“诚”的境界。北宋周敦颐以诚为人的本性。他在《通书》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反省自己，已达到诚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乐。要把“诚”作为修养之道，作为一生永恒的追求。
　　政事之本。《大学》引申《中庸》关于“诚”的学说，以“诚意”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荀子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诚者得道，得道多助；不诚者失道，失道寡助。我们对工作要诚，对事业要诚，对国家要诚。
　　诚以真为本
　　真，纯真、本真、真理。真心、真意、真情。诚身有道，大道至真，求道必致真。“真”是诚之精髓。
　　法天贵真。我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把“真”视为道之精髓、修身之极致，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
　　精诚之至。《庄子•渔父》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纯至诚的精神境界，是在恒久守诚持诚修诚基础上所能达到的境界。达此境界，则要做到诚实不欺，敢讲真话，不媚上谄下、弄虚作假；坚守操守，不曲学阿世、随波逐流；以诚待人，不矫揉造作、口是心非。
　　自然之道。《庄子•大宗师》：“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汉书•汤玉孙传》曰：“真者，自然之道也。”道家一贯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倡导学习纯洁真朴的自然之道。这种“返朴归真”的精神向往，在物化时代应唤起人们以出世心态做人世之事业，找回本态自我，把淡泊宁静、诚实质朴、超然物外作为道德追求。
　　与道同一。老子把“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庄子也认为，真本是人的自然状态，而文饰诈伪是人为名利是非之心兴起的，主张存天去人，归向宇宙最高本体——“道”。真中有德，真中有善，真中有诚，真中有信。要坚持“真我”，培养“真我”，完善“真我”，摒弃假我、伪我、虚我。大真无言，大真为美。“真人”是觉悟了道的人，是与道相一致、超然物外的人。
　　“五本”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紧密相联，层层递进，“五本”乃立身之本，人生当恪守“五本”，践行“五本”，重人、修德、行善、守诚、贵真。至世为人，至人为德，至德为善，至善为诚，至诚为真，至真为道。
　　（《光明日报》2006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