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umpeter（1934）指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企业家的责任就是推动创新并将创新活动引向市场。因此，企业家在经济系统中扮演着变革的推动者、创新活动的主体、产业演进和集群的促进者、就业机会的创造者（Acs和Varga,2005）。企业家作为人群中最乐于承担风险、最富创造力的群体，是宝贵的人力资源。
    庄子银（2003）通过在南北贸易的框架下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证实，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鲍莫尔（1990）从制度质量的角度区分了企业家活动的类型和总水平，把企业家活动区分成为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强调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家活动对经济繁荣贡献的关键；而社会制度和组织方式影响企业家才能的配置，不同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不同企业家活动类型的报酬前景。因此，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对经济繁荣做出的贡献大小。好的制度更多地促进了生产性企业家活动，而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好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
    社会把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分配到寻利活动还是寻租活动，这主要取决于制度。换言之，好的制度激励人们去做蛋糕，而坏的制度则诱使人们去分蛋糕。一旦企业家将大量资源要素配置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中，企业家精神遭受吞噬，显著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寻租活动把企业家引导到非生产性活动中来，降低企业乃至国家的创新能力。企业家才能配置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活动回报率的影响。社会对企业家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是引导企业家沿着生产性方向努力的重要因素，相反，社会对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引导会导致企业家的非生产性努力。因此，企业家报酬政策比企业家供应更能影响企业家的配置。    在我国，提高寻租活动吸引力的因素还大量存在，如产权界定不清、政府管制较多、控制资源太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采取“设租-寻租”方式，这些会诱使企业家把一些精力和时间用在寻租上，不利于企业家面向市场从事创新活动。其次，寻租会把社会精英集中于非生产性活动，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当企业家将资源要素配置到生产性活动时，会致力于持续改进生产和技术，带来生产效率和收入的提高，相反，当其成为寻租者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来源于财富的创造。寻租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人才的错误配置。这种人力资本的错误配置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将会大大制约一国的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企业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能否充分发挥其生产性才能和创新才能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企业家，而是缺乏把社会精英变成生产性企业家的制度保障。完善制度质量，培育企业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我国企业家队伍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