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5年第32期（总第213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5年10月29日

    2015年10月28日，“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2015年第23期（总第187期）在我院举行。法国图卢兹第一大学Emmanuelle Auriol教授围绕“分散经济中的标准化”和“认证的质量信号传递”进行主题讲座。
    在分散经济中的标准化的主题中，Auriol提到，我们要研究如何进行协调以达到统一标准，关键就在于协调。因为每方接受标准所获的利益，取决于其他代理人是否选择并接受同一个标准。从经典微观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经典经济学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匿名代理人之间市场与价格的协调问题。Arthur(1988,1989)认为，人们可以在随机模型（路径依赖与锁定）中进行接受过程的动态研究。生活是富于变化的动态过程，历史也总是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而标准的选择是一个集体的、社会性的问题。相对于个体而言，人类社会则要延续得更久。为此，在标准的制定和选择上，存在着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
    基于以上分析，Auriol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即在怎样的情况下，分散独立的个体需要选择一个标准？第二个问题，市场到底有没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看不见的手？
    她进一步提出，有两个不相容的标准A和B可供选择。采用者，定义为δ，其在[0,1]区间随机分布。采用者对一个单位的产品有着非弹性需求。在时间t+1时，采用k产生的效用为：采用的选择是确定性的，在时间t+1时，如果这一条件成立，则更倾向A。驱动消费者进入的规律是随机的：F(δ)。
    Auriol还具体介绍了模型动力学。她提出假设，P:Δ1→Δ1是连续的，那么市场份额向量（Xt）依概率一收敛至常微分方程的均衡；假设P映射到单位单形的内部，且（XA*,XB*）是常微分方程的稳定均衡。
    在选择标准A或标准B后，考虑与一个总体相匹配的选择。概率μ下，所有人使用标准A，概率（1-μ）下，所有人使用标准B；或总体的μ%使用标准A，总体的（1-μ）%使用标准B。 如果标准化导致（1）(如交通规则)的严格选择，那么有一种态度据说是“不相容-厌恶”。如果导致（2）（如电脑）的严格选择，则有被称为“不相容-容忍”。导致其他（如电信网络）的严格选择则有“不相容-中性”。
    Auriol提出几个推理和命题。推理1：对不相容厌恶和中性；推理2：容忍不相容；推理3：扩散曲线；推理4：当效用函数为凸，或者可能为线性，标准化总是最优的；推理5：在中性不相容下，分散的标准化过程总导致一个有效率的结果。相反的是，在厌恶不相容下，分散的结果未必是最佳结果。当条件AN2或条件AN3成立时是最优的，但是其他情况下可能是无效率的；命题6：在容忍不相容下，当一个标准与另一个相比是过时的或者一个标准比另一个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同时效用函数呈弱凹性，分散的结果是最优的。其他情况下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率的。
    最后Auriol得出研究结论，即存在厌恶不相容时，分散化的接受过程使动态趋向标准化，被选择的标准并不总是可预测的。当存在中性和容忍不相容时，分散化的采用过程是可预测的；存在网络外部性时，路径依赖性并不是分散化采用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她指出，全球可预测性指连续的短视采用引发一种无意识的最大化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此外，除非有安全考量，由用户试验看上去比管制要好。
    在论坛的下半场，Auriol为我院师生讲授了“认证的质量信号传递”。Auriol生动的表达与论述，有趣的观点和结论为我们拓宽视野的同时，让与会师生收获了一次知识与思想的洗礼。
    Auriol首先阐述了问题提出的大背景。她说，在分散化的经济体中，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国际贸易不断增多，技术进步和创新行为使得商品交易不再是简单的以物易物，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消费者不再能对其购买的产品的质量有充分的把握，这种不确定性也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信心。
    紧接着，Auriol结合已有文献，对搜寻商品、经验商品和信心商品这三类商品结合实例进行阐释，并分析不同类别与质量信号问题产生之间的关系。她提出，对于搜寻商品，不存在质量信号问题；对经验商品，由于事后才能观测，存在潜在的质量信号，但可以通过支付一定费用对产品质量进行保障得以解决；对信用商品而言，由于质量无法观测，就存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质量信号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因此，她将视线主要聚焦在信用商品，将对这类商品认证的信号研究作为立足点。

    为更加清晰地展现问题，Auriol在给出明确的定义后，又结合市场中的实例对认证的类别、主要问题、认证机构进行解读。对于公司来说，认证是需要成本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认证的可信度取决于认证机构的权威与否。她具体以药品行业为例进行说明。她说，药品复杂的组成是消费者担忧的重点需要认证与保障，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国家政府许可和严格标准限制来保障消费者安全，但发展中国家就没那么幸运，由于药品的高成本，很多缺乏认证的假冒品流通市场，严重影响经济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那么，怎样的认证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效呢？在消费者层面，Auriol建立了一个包含产品价值、价格、消费者财富水平的模型；在供给方面，她构建了一个产品质量与公司生产之间的关系模型。她指出，持续的规模受益可以推导出市场是竞争性的，任何市场中存在的不完美状况都可以被认为是质量信号的潜在需求。如此以来，我们就要在模型中寻找一种最优状态。
    随后，Auriol围绕质量的信用属性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她指出，一方面，质量的高代价导致公司往往尽可能降低质量缩减成本，而另一方面，因为生产者总能降低产品而不为消费者所知，导致消费者也不愿为“质量”买单。由此可以得出质量不能观测情况下的平衡状态和盈余。当产品价格最低水平非常低时，市场就崩溃了，由于认证机制失效导致的市场崩溃状况数不胜数。她说，进一步研究质量认证，公司可以认证产品质量，为使信号质量可靠，固定成本也必须是沉默成本。Auriol还结合图表，就私人自我认证进行了形象分析，得出结论：自我认证均衡存在的条件。
    基于上述命题与分析，通过比较公共资金和自筹资金系统两种情况，可以发现两者都产生了无谓损失。那么，怎样才是最优政策选择呢？Auriol比较政府资助认证和其他费用资助认证两种形式，计算比较最佳收益、均衡值和净剩余情况，得出不同假设条件下，公共资助制度和市场资助的优劣状况。
    最后，Auriol全面梳理总结了研究结论，她指出，当质量可观测时，市场运作良好；当质量无法被观测时，有效率的结果往往导致低质量；在质量认证中，仅当消费者财富较于固定成本较高时，市场变为寡头垄断控制，提供高于最低质量水平的产品，消费者依据财富状况购买不同质量的产品。由此推测得出，无公共计划时，财富状况极大程度影响消费者对认证产品选择；对于同等财富状况，有公共计划时的产品认证水平高于自由放任政策下的认证水平；由于自我认证不是最佳选择，因而政府在某些领域的介入是必须的。

（整理人：黄诗雅、徐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