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是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它自古希腊的哲学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哲学思想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此阶段的经济学家们结合其所处时代的丰富的知识背景，以个人的天赋和勤于思考的才能围绕财富与幸福关系总结性地提出了其幸福思想。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同，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幸福的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幸福观。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解释说，适当的情感体现美德，拥有美德可以获得幸福，并提出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则。亚当·斯密意识到财富和地位只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方式。亚当·斯密更注重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后来，他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指出“经济人”以实现财富来达到个人欲望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可以促进人们的自我控制，带来美德，从而带来幸福。亚当·斯密认为追求财富和获得幸福是一种辩证关系，“经济人”可以通过工作和交换来寻求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但是没有意识到他最初的愿望......他追求自身利益并且经常做的比他真正想要的更多，这些能够有效地改善社会的整体福祉。当整个社会处于持续改善和发展状态并且繁荣日益增加时，大多数人似乎最开心。“经济人”的假设及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幸福观和自我利益交换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反映了人的自然和社会品质。亚当·斯密开创了一种基于对欲望的控制和对幸福的追求的“经济人”理论。

　　在18世纪末，作为功利主义的先驱，边泌继承了幸福和快乐主义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利他主义。 功利主义学说认为人性是逃避艰辛和追逐快乐。边泌指出幸福只能通过比较个人之间以货币单位为基础的利益来计算。同时他制定了七项衡量幸福和痛苦的标准：确定度、持续性、强度、纯度、接近度、增殖和扩展范围。边泌对于幸福理论的探索做出了三个重要贡献：一是提出了功利主义原则，认为人们的各项活动都是为了了最大化幸福；二是用效用表示并计算幸福，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替代了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最后提出了效用递减规律。尽管边泌认为经济学应该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但他并没有把数学方法运用到对效用的分析当中。边泌为幸福理论研究做出了三项重要贡献：首先，他提出了功利主义原则并认为人类活动的目的是使得幸福最大化。其次，用效用表示和计算幸福。最后，提出效用递减理论。虽然边泌认为经济学应当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幸福，然而他并没有将数学方法应用于效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