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我国国家机构进行了第8次调整与整合。那么，为什么在当前阶段我国需要对国家机构进行再次调整与优化？这必然存在其科学性与理论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或者说供给侧与需求侧不能更好的匹配。我国的供需匹配的结构优势已经转向了结构劣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消费需求在不断的升级，人民群众对产品、服务、工程与环境的品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仍然保持不变，这就导致了供需错配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切实把两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重要，这也成为本次机构改革的出发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强调从供给侧着眼，以结构性问题入手，消除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方法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清除机制和体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挖掘传统增长的潜力和空间，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生产过程的结构优化，促进和改善生产与需求的灵活对接，使生产的主体(企业)、生产的业态(产业结构)、生产的动能(要素利用方式)等在改革中不断优化，从而形成有效供给和长期增长。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了政府从战略上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职能，使得政府职能从推动经济发展、熨平短期波动的功能基础上上升为干预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管理功能。但是，目前我国的机构设置不能发挥政府职能的最大化优势，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多个部门重复管理某一领域的问题，导致出现职责不清，体制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机构设置的优化，这就是本次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逻辑在于让市场运行更顺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市场取向的综合创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学、市场更有效、企业更有活力，从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本次机构改革秉持一个事项交由一个部门为主来管，这样可以提高决策与执行的效率。总的考虑是，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例如，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为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生态文明部，为整合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这是本次机构改革的科学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