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容

我是2001年9月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2005年6月离开风景秀丽的珞珈山。如果要问对我这一生在求学和做人上影响最深的先生是谁，那么我要说是已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唐长孺、严耕望先生和我的恩师冻国栋教授。严耕望先生应该是母校培养的学生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不过并不为母校一般的校友所知，也没有引起学校和历史系的重视，大概是因为历史学家不如经济学家、法学家有社会影响力吧？ 本文主要说说耕望先生对我超越时空的影响与教诲。
严耕望先生是安徽桐城人，1916年生，1996年卒于台北，享年80岁，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古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专家。耕望先生1937-194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大学四年级时因听了钱穆先生一个月的课，从此服膺于钱宾四先生的学问，并追随侍奉钱先生终生。在他80年的人生历程里，主要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两大学术机构，在这两个“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他留下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史语所专刊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以及《唐代交通图考》（出版1-6册，史语所专刊）等皇皇巨著，可谓“充实而有光辉”。
他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积下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记得他曾遗憾地说过：假如老天爷再给他10年寿命，他将还有数项宏伟计划得以完成。此非虚言，比如他的“国史人文地理”、“唐诗地理丛考”等都有整理成相当规模的卡片在手，可是一项真正高明的学术研究，其材料早就与研究者的头脑、情感融为一体，化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是假手他人能完成的。在他身后所积成山的卡片资料中，只有《唐代交通图考》第6册和《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由其晚年钟爱弟子李启文先生整理出版，而更多的宏伟著作计划随着他的仙逝一并归于尘土，不禁令人扼腕。
耕望先生是母校历史系毕业生中学术成就最大的学者，虽长期生活在港台，我却觉得从读他的书中感到与他的交流，脑海中常现出一个最质朴的映像，虽然他已逝世好多年，他的生命没有在我的心中消失。读他的书，无论是严肃正襟、考订精密的大部头《地方行政制度史》、《交通图考》，还是现身说法、写给青年学生看的“治史三书”，我每每读时都有一种温情的享受和无名的感动，他总是实实在在地和盘托出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人生信念。比如当我浮躁时，就想起他数十年如一日、孤寂地读书、做研究，而淡泊名利，不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炫耀吹嘘，生活上即使只有一碗青菜佐饭也不觉得苦。比如有时和别人海阔天空、夸夸虚谈时，就会想起他所说的“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又比如当我想偷懒、玩乐时，就想起他终年伏案用功的情景……
他是不慕虚名、埋头治学、严谨扎实、成就卓越的真学者，生活中的耕望先生做人也是那么的质朴无华。不自骄其能，不轻薄他人，终身感恩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钱穆先生，还有傅斯年、母校的两位故王校长。关于他为人的木讷质朴，余英时教授有一段感人的回忆，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他根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位生客（严耕望）并不善言辞，在最初十几分钟之内，也一直没有清楚他的来意。我只好坐在一旁闷坐，再听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这位生客大叫一声：‘你是严耕望’！他笑了，我们也都大笑起来，这是相当戏剧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没有第二次这样的经验。……其实他是来找我的，因为他从宾四师处知道有我这个师弟在康桥。”
还有，他对青年人所讲的并不是高不可及的虚理，而是那么的贴切，给人以支持和希望。举个例子，毕业后我刚参加工作，为了混点稿费来增加收入，我也给杂志写写通俗的文史随笔和政论时评，但我内心里是很矛盾的。因为我的老师们教导我，做历史研究的不要写那些没多大价值和创造性的东西，所以我每次写后心中的感情很复杂，抵不过金钱的诱惑写了一篇又一篇。可是，当我读到耕望先生的一篇自序（不知是《唐史研究丛稿》还是《地方行政制度史》）中讲到他年轻时也曾为了稿费而为《人文杂志》（香港）之类的刊物写过通论性文字，不禁感到释然。连这样的大学者、堂堂的“中研院”院士也写过“生计”文章，我的心理自责因此减轻不少。
耕望先生的文风也是我学习的榜样，虽不能为，但心向往之。一般来说，专深偏狭的考订性论文很难读，这也是一般人不愿看历史学者文章的原因。但是耕望先生却是努力做到文风的朴质与行文的好读相统一。他写学术论文也要讲究体式，视不同情况而变通，努力为读者着想。并举自己的《唐代交通图考》和日人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の事迹》为例，说明如何为文既能使篇幅节省，又让读者明白。
末了，还要补充的是，与一般校友相比，耕望学长由于极少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包括学术会议），也很少写与回忆母校有关的文字（终其一生，他好像只写过《我与两位王校长》的感念文字，发表在台湾武大校友会主办的《珞珈》上），但他内心深处是对母校有深厚感情的，只是“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比如我在读《唐代交通图考》时，当他考订乐山地区交通时，在文末就附上在母校求学时的感言，读来令人催泪，我感到了一个在海峡那头，终日望着母校的挚子之情。
行文至此，仿佛又看到了耕望先生那朴实无华的身影。他的生命是与学问连在一起的。1996年10月9日，在台开完本年度院士会议后，耕望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他未竟的事业难有人继，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