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路：诗性的自由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父亲这句不经意的话，促使李教授在那个“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的年代，抵御重重诱惑，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当谈到为何最终要把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李教授笑答：“说俗一点，是找一个饭碗；说雅一点，是对古代文论独特学术魅力及价值的发现。而心理缘由则是因为对自己所研究对象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李教授说，学者治学，就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而言，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老子说的“圣人不仁”，对研究对象无所偏爱，客观冷峻；一种是陈寅恪说的“了解之同情”，由于了解，所以同情。他说他自己是属于后者。刘勰讲“世远莫见其面，觇文则见其心”，读古人的书实则是在与古人对话，做学问则为这样的对话提供交流内心感情的平台。比如，魏晋文人与其它时代的文人有很大的不同。就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来看，无论是之前的汉代，还是其后的宋代、明清，读书人都受到了诸如经学、理学等思想束缚，而魏晋文人却借助老庄思想改造儒家思想，从而获得更大的学术空间和精神自由。这也是魏晋及南朝文论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之理论高峰的重要原因。李教授说，也许就是因为与魏晋文人在性情上有诸多相似，才使他带着自己全部的情感与经历去探究魏晋文人的内心，才使他对魏晋人有了 “了解之同情”，与魏晋名士同欢笑共悲歌。

   李教授说，在研究魏晋文论的同时，魏晋文人的人格也影响着他的人格与性情。在与古代文人的心灵交流和碰撞中，为自己的思考与写作营造出一种诗性空间。如今，这诗性空间中的古代文论研究已经成为了他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在这个空间里，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了。

学术之舟：人格为帆

   谈到如何提高文学素养的问题，李教授建议我们除了要看本专业的书籍之外，还要多读一点历史和哲学，构建合理的文史哲知识体系，避免知识结构的单一化。毕竟地基大，房子才能盖得高。在打造厚实牢固的基础的同时，我们应该比照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基本素质的要求，提高自己的艺术品味和审美层次。琴棋书画都要懂一点，最好能有所擅长。李教授还强调要将提高文学素养与加强人格修养结合起来。学文学，就应当形成自身独特的品位，塑造出独特的人格。

   我们读李教授研究古代文论的专著和论文，能感受到那种简洁流畅而带有诗性言说的学术风格。李教授说，西方文论的话语风格是哲学的、思辨的；而中国文论的话语风格则是文学的、诗性的。前者建构的是精致的理论大厦，后者营造的是理论之树常青的诗性空间。李教授说，他求学的三所大学分别在楚、蜀、吴三地，他供职的三所大学则依次在南湖、桂子、珞珈。这些地方的共同特征是自然与人文双重意义上的“诗性空间”。李教授在他的新著《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一书的《后记》中写到：

  “上珞珈山授课，我常常会提前到校，把车停在一个幽静而又能‘幽然见珞珈’的地方。车内是班得瑞的音乐，辽远而清澈；车外是珞珈山绵延的青黛和珞珈广场平坦的翠绿。湿润着春意的风是从东湖来的，她轻抚着珞珈的树丛和草坪，樱花尚在含苞，而桃林早已灿烂……”

李教授感叹：在珞珈山这样一个诗性空间，讲授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诗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