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介绍的是一位已逝去的在特殊年代就读于武汉大学的外国校友。
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51岁的中美混血儿刘黛罗正在筹资到中国实地取景，拍摄一部关于她父亲的电影。57年前的1953年，在朝鲜战争战俘的志愿遣返中，她的父亲亚当斯等21位美国战俘选择了留在中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祖国。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们在中美媒体里都面孔模糊，身负各种意识形态标签。在美国，他们曾是“叛国者”、“意志不坚定的懦夫”。而在中国大陆，他们则是“反美义士”、“弃暗投明投奔伟大共产主义的和平使者”。
亚当斯的选择
1953年，黑人青年亚当斯26岁，他当时在中方管理的朝鲜战俘管理营里担任图书管理员。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学校、工厂、医院甚至赴朝鲜参战的军队里，都仍然采取种族隔离制度。根据朝鲜战争焦点协议确定的志愿遣俘原则，所有俘虏有权选择归属地，不一定要返回自己的故土。战俘们拿到了一份可选择前往国家的名单列表。
亚当斯留下记录，描述了他的抉择心路：尽管可以选择诸如法国、英国这样的第三国，但他知道，去当时的欧洲，黑人仍是二等公民。如果回到美国，自己会像无数退伍老兵那样没文化，没工作，没职业技能，什么也干不了，永远也逃不出一个美国下层黑人的既定人生。
“他不想继续当二等公民，宁愿去一个截然不同的未知国度。中国在他们的宣传资料上写着‘新中国，平等，不歧视’。”
亚当斯和其他出于各种原因同样不愿回家的美国战俘很快天然地聚集一起。无从考证是谁最先提出大家—同去中国的设想，但亚当斯最后被推举为联络人，首先向他在战俘图书馆的中方上司透露，他们有20多个人有意来华。
最终，中方决定接收他们。
在中国的生活
当亚当斯说服了中方接收他，他向中方接收人员确认了三件事：第一，如果他努力学习，中国能不能允许他接受高等教育；第二，能不能允许他在中国就业；第三，能不能和中国人通婚。这是当时亚当斯所关注的最基本的三样权力，刘黛罗说。
中国红十字会包办了亚当斯等21个人来华之后的生活。
1954年2月，21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一同来到中国后，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和平战士”称号。他们随后被送到山西太原集中学习，学习中国历史、社会情况、经济建设、生活习俗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北京，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或闲住这4种选择。
亚当斯等选择了上大学的战俘们随后被送往北京大学进行长达一至两年的密集式中文培训，然后被保送进入中国几所著名高校上本科。结合他们各自的意向，亚当斯和另外两人被分到了武汉大学。
亚当斯获得了武汉大学中文与国际政治的硕士学位，进了外文出版社工作，还娶到了一位出身于显赫的旧军阀家庭里的、受过名门淑女教育的小姐为妻。
亚当斯喜欢舞会，交际舞跳得极好，后来也正是凭高超的舞技追求到了出身高贵的、叛逆、独立、酷爱跳舞的俄语系女教师刘林凤。后来，她与亚当斯生了两个孩子，其中长女就是刘黛罗。
“我知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不寻常的，我们家当时有好几个侍女，一个厨子，—个司机，还有一辆豪华轿车可以用。”刘黛罗还记得他父亲当时的工资大约是普通中国人的3—4倍，她当时上的是特别的托儿所和国际学校，同学的父母俱是一时显贵。即使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因为她父亲是“大块头的美国人”，他们家也被额外照顾，分到了更多的粮食票。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亚当斯的工作是翻译发往国外共产党机构的宣传小册子。据刘黛罗回忆，亚当斯在外文社一直只是一个低级职员，她认为他的岗位甚至可能是专门为了安置他们这几个战俘创造的闲差。
亚当斯在中国待了10余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6年才携妻儿离开。在华期间，他始终保留着美国公民身份。
亚当斯是少数1960年之后仍留在中国的美国战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那之前都已返回美国，或转往捷克、波兰、比利时等地。
离开中国的决定
刘黛罗的母亲刘林凤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大姐是在“文革”前夕。
刘黛罗回忆：刘林凤的姐姐破门而入，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亚当斯，刘林凤被呵斥和她的丈夫一起“滚出去”。
此后一别13年，刘林凤和她的家人彼此音讯全无，两下不知生死。
亚当斯一家是在1966年春天离开中国的。刘黛罗记得父母亲在决定动身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激烈地争吵。作为结婚的条件，亚当斯曾答应刘林凤会永远待在中国。
中国红十字会那些负责管理照顾亚当斯的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走，要不就趁现在，要不就可能走不掉了。”亚当斯最终说服了妻子，他们意识到事态已经发展到不得不离开的程度。亚当斯决定回美国。刘黛罗说，她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没有选择去其他国家，而是坚持回美国。后来才明白；这可能是父亲的生存智慧。“当时，美国政府恨死他了，如果他去任何第三国，他们即使杀了他也没有人知道。但他坚决要求回国，全国都轰动了，媒体会跟踪报道，美国政府要负责监管他，我们一家反而就安全了。”
回到美国后的生活
亚当斯清楚回美国等着他的可能是什么。当年，最初决定来中国的有25个人，但其中有两个人在临行前又改了主意。可是他们一回美国，就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被判刑10年，另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被判终身监禁，后来刑期减到20年。
亚当斯一家在回孟菲斯的路上，负责护送他们回乡的特工就告知3K党计划谋杀他。将近两个月时间里，他们一家足不出户，屋外则有有警探巡逻。亚当斯很快被召往华盛顿接受国会质询，他把所有钱留给刘林凤，告诉她：“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你就带上孩子去纽约投奔Morris Wills(当初同去武汉大学的战俘，后来先于亚当斯回国)，然后再想办法回中国去
吧。”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亚当斯曾三次通过中国广播电台向美军喊话，号召黑人士兵回国，不要参加无意义的战争。这是国会质疑亚当斯变节的重点。
亚当斯没有聘请律师辩护。他在庭上自辩。他认为律师很可能会替他说，他属于一时失察被洗脑了。但他认为，那是说谎，他是自己想去中国的。“我为什么不能通过选择中国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亚当斯这么答辩。后来，他被当庭无罪释放了。但作为一个黑人，在1960年代的美国南方生活依然艰难。特别是亚当斯在许多当地人眼里还是一个出名的“叛徒”。刘黛罗记得他们一家在回国后将近一年都在山穷水尽的边缘。
情况慢慢好转。亚当斯最初只有打一些送外卖、清洁工等零工，但后来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工作。他和妻子之后在盂菲斯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后来发展成一个当地知名的中国餐饮连锁企业。
刘黛罗说，曾有许多亚当斯当年的战友不远万里找到他父母亲的餐馆来吃饭，目的是向他父亲道歉。亚当斯是留华战俘中唯一一个在返美后选择不断追溯往事、不断对媒体发声的人。他上广播，拒绝认错或向大众观念投降。而其余的先期回来的人都很安静。他们大多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愿意被人发现，即使接受采访也都要求不透露他们现在的居住地。
亚当斯一家一直生活在镁光灯下，每隔几年，就有美国全国性媒体要求采访他，直至1999年亚当斯去世。多份主流报刊为他撰写了讣告，文章多不乏赞美之词。军方决定为他举行标准的军人葬礼，棺材覆盖有美国国旗，授予荣誉称号，多位国会议员发信致哀，称亚当斯为“国家珍宝”。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