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有这样的经历。王海实际上叫陈海。我担心自己写的小说会被他看到，就改叫王海了。毕竟在我的小说里他是个丑角。事实上我第一次去夜店也是他怂恿的。他家里没有我家有钱，顶多算是富有的中产，但陈海的父母对他管教很松。他高中暑假在美国上暑期学校，住在寄宿家庭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租来一辆大红的杜卡迪摩托车。他经常给我发来视频，不是在耍枪支就是在骑摩托。

　　虽然现在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小丑，但这不妨碍高中时我被他迷人的魅力所吸引。高中时女孩子都喜欢他，而我就十分笨拙，连跟女孩子说话都费劲，只敢在远处偷看。

　　因为我当时很有钱，我知道只要我放开了花钱，可以比陈海还要浪荡，还要放肆，但我还是内向的。我平时只读读书，写写诗歌。跟他去夜店已经是我干过最大胆的事情。陈海的故事还可以讲很多，他已经成为我的素材之一。当然，还是丑角为主。抱歉，陈海。

　　“父亲倒是常带我去参与饭局，想叫我见见世面。我现在觉得，夜店一类可以带给人短暂的满足，可欢愉过后，剩下的只有一地鸡毛了。假如我能预料到父亲会破产，一定会更用功些。这样，父亲在饭局上谈到我时也能更自豪。

　　我记得是在长椿街，父亲曾经有一家茶馆，茶馆二楼几个包间时用来请客吃饭的。父亲的很多应酬就在那里，我也得以见过各式各样的人。父亲会叫我摆餐具，摆凳子。平常在家里母亲也总是叫我收拾碗筷。和王海那样只知道张嘴吃饭的人不同，我父母对我有很多要求。

　　即便客人来了，我也闲不下来，父亲会叫我去楼下招呼那些来的老板。

　　父亲说一遍：‘叫王叔叔。’

　　我就跟着念：‘王叔叔好!’

　　父亲说：‘这是你李大爷。’

　　我就跟着说：‘李大爷好!’

　　这会儿不管是王叔叔还是李大爷就该拍着我的肩膀或脑袋，对我父亲说：‘哦这是你儿子，长的挺像你。’

　　这样的对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即便是遇到以前认识的客人也时而发生。

　　对于这些“功成名就”的中年人，讨论各自的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刚见面的寒暄也不外如是。‘你家的孩子上了什么学校?’ ‘哦!是那个学校，是985还是211啊?’

　　谈到我，即便对方的孩子去了很好的大学，父亲言语中依旧对我充满了自豪，他相信我的天分，但我想，更多的是对我的偏爱。尽管没能出国念书是家庭原因，但我一直认为，假如我多做出一些成绩，也许能拿到奖学金，那样我依旧可以去美国的好大学念书。

　　茶馆里请了两个师傅，分别做京菜和闽菜，有的客人想吃北方菜，京菜师傅就做一大桌。还想吃烤鸭的话，就提前烤一只鸭子，片成牡丹花，盖上盖子上桌。盖子里面大概是用某种木头熏出来的烟，盖子一开，就像一方蓬莱仙境，白茫茫中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白烟转眼就消散了，那焦红透亮的带皮鸭肉便浮现出来，这种并不高明的戏法总能使客人开心。

　　葱烧海参也是硬菜。其实这道菜原本是鲁菜，不过京菜本身就是从鲁菜衍生过来的，所以食材是辽参和章丘的大葱。师傅把干的海参泡在水里发的又肥又大，再将葱油和浓汤渡(师傅的术语)进海参里。南方的老板吃不惯的这样的浓郁，恰恰是我最爱吃的。

　　我记得自己还吃过九转大肠、芫爆肚丝一类的菜。

　　京菜中也有甜品。京菜师傅的三不沾就做是一绝，一团热气腾腾的黄色面团滑到盘子上，甜甜的，吃不腻。传说故事中，这是创作于慈禧太后的御厨比赛中，还有说法，是河南安阳的县令为老母亲制作的。这些传说我到现在都没有考证过，但在父亲的饭桌上总是被翻来覆去的作为谈资。

　　父亲那会儿在饭桌上嘱咐我说些漂亮话，给大爷们倒酒。我就打开父亲红白瓶儿的茅台，绕着圆桌挨个给不同的大爷倒酒，手轻轻一台，扑鼻的酒香就逸散开来，透亮的茅台酒缓缓地化成一条线，滴溜溜地注进一个个分酒器中。要是有父亲的山西朋友，有时候会喝家乡的汾酒。汾酒是清香型，就闻不到味道了。父亲不让我喝，他的朋友怎么劝也不行，他会以我明天要上课为由推回去，自己却喝的多了，脸也红起来。

　　我没有做过生意，但跟在父亲身边，我见过很多应酬。成年人的关系真的很复杂。我在饭桌上时，对生意是决口不谈的，只谈论家常。有人去公海上钓鱼，船队忙活一天，能钓上一条巨大的金枪鱼;有人去阿拉善的沙漠越野，十余辆牧马人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有人在北京通州有座高尔夫球场……记得当时有位姓张的老板，他对父亲说起自己的超级跑车俱乐部，我当时听得兴起，父亲却打断他，不叫他说下去了。

　　后来父亲对我讲：‘对于这些人的大话，听听而已。你没挣过钱，钱不好挣的。社会上都说我们这些煤老板，就像一群中彩票的人，天降横财。可我告诉你，没人是先知，我承包煤矿的时候，谁知道煤矿能不能挣钱?饭桌上的话，说什么你也不要相信。那个张老板，他说他有多少超跑，又是法拉利，又是兰博基尼，他去年亏了多少钱你知道吗?他亏了两个亿。不然他怎么会过来找我谈生意?’

　　父亲的话我当时不全明白，只以为他是不想让我沾染上富二代的毛病。我当时的确对跑车有着很大的兴趣，父亲也是看出了这一点，他觉得跑车是个堕落的符号。可话又说回来，每个男孩儿都有个汽车梦，我也不觉得自己是那个不懂事的人，心里总还是觉得父亲杞人忧天了。但我还是答应他，绝对不会异想天开地飙车。可对于挣钱有多难，当时的我还是没有数的。

　　我和社会上的人想的一样。也许父亲创业是辛苦的，可是他如今坐拥煤矿，钻头一开动，就掘出煤炭来的人，还能有凌晨五点清扫大街的人辛苦吗?现在想起来，才发觉自己懂得太少。父亲当然很辛苦，可我并不是总能看到。那会儿他在北京和山西，内蒙那头来回奔波。

　　饭局上等我吃饱，父亲他们就要开始谈论生意，会叫我离开餐桌，不让我听他们的‘纷争’。其实他们只是想支开我而已。

　　我走后，饭桌上风云骤变。我隔着门，听过他们的谈判。有人酒品不好，借着酒劲，咆哮起来，倾倒着对价格的不满;更多时候是针尖对麦芒。父亲说了一个价格，对方马上驳回，提出一个离谱的价格要我父亲接受，就轮到父亲不满起来，开始列举市场的种种数据接着就听到拍击桌子的生意，桌上的餐具都震的跳起来，木桌子和瓷盘的响动的声音是不同的。‘不行!不行!’‘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换一家!’也有人的话术厉害，‘不谈了不谈了，我喝醉了不谈生意’。他们这样嚷嚷着，倒是让门外的我无所适从，我生怕他们中的一个人要出来上厕所，遇到我在偷听而尴尬。

　　成年人的友谊很复杂，或者说，我都不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真正的感情。他们只是生意上的来往吗?听着他们的争吵，觉得一定是的，可他们谈起感情来，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到兴起，还要掉几滴眼泪，脸通红的，看起来是喝醉了，又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没有感情。等到生意谈完，几个人又勾肩搭背，互道老哥老弟，大笑地离开，让我彻底迷惑了。我还无法接受这样快的转变，甚至于我和某个老板大爷握手分别时，都还在想刚才他和我父亲是如何对骂的，他们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茶馆里的闽菜师傅原来是跟着另一个老板的，后来跟了我父亲，姓王，福清人。一些南方老板们吃不惯北方菜，总觉着酱汁太浓，要不然就是菜不精细;一顿新鲜的海鲜就可以包他们满意。师傅里里外外地张罗，从进货到烹饪。海鲜是从福清空运过来的，各种叫不全名子的螃蟹，蒸的个顶个的红，壳上还有白色和红色的斑点。撬开壳，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蟹肉和蟹膏，热腾腾的汁儿流了一手，还得赶忙抽几张餐巾纸擦净。汤中的白色肉球，据说是鲨鱼肉捣碎了制作的，里面还有其他的肉，用力咬的话会溅出汤来，就像撒尿牛丸。鳗鱼也经常上桌，据说福建的鳗鱼出口日本。

　　饭桌常常在节假日开张，两位师傅兢兢业业，没落下一桌饭。父亲待他们就像家里人，相当客气。

　　欢腾的饭桌上，父亲会对我说，‘喏，送条烟给师傅’。

　　父亲会到房间外，找一条像样的烟，让我去送给师傅。师傅说不要，我就跟师傅说：‘叔，我们一块儿抽，我也想抽了，就不跟您客气了。’我就把烟盒拆开，两根指头捻住一支软中华抽出来，对师傅讲：‘跟您借个火儿。’师傅一般也就不推辞了，自己也点上一根，给我也点着一根。我对着烟屁股狠狠嘬上一口。那股浊烟也不吸进肺里头，就到喉头那里，转一圈，再从嘴里吐出来。我们这一代没有多少烟瘾，抽着也就是假把式，不往肺里面吸。那烟就转着弯升到清空，升到最高处，好像穿透了房顶，化成纯白的月华往那月宫中飘去。

　　我打开窗户好散散烟味儿，长椿街的喇叭声儿就响起来，到晚上还挺热闹。风也就灌进来，不大，吹在身上正合适。师傅也不太说话，他吸得比我快，一支一会儿就吸完了。扔地上踩灭了，和我打声招呼，就准备回去继续做饭。我跟师傅说声‘得嘞，您辛苦’，就继续抽。长椿街再往南是牛街，那头都是回民，回民过节会去礼拜。

　　这样子吃饭实在是我难得的休闲，我不是没有学业的。父亲对我要求很严苛，他不希望我和饭桌上那些煤老板们一样没文化，补课班也没少报。但另一方面，他还是希望子承父业，继承他的煤矿。他希望我出国的，经常对我念叨美国的沃顿商学院，也不知道他哪里听来的，可能他的朋友的孩子有去那里念书。

　　去沃顿干嘛呢?难道经营一个煤矿，需要一个MBA学位吗?可我以后要干什么，我当时并不清楚。我当时没有现在有干劲儿。我知道自己会有个价值几个亿，或者更高的煤矿，只要开动机器就能直接挖出钱来，所以我总觉得学点人情世故就够了。我当时很迷茫。我就在走廊里抽烟，抽的直到长长的一支燃得只剩滤嘴，滤嘴被焦油染透。”

　　……

　　这一段几乎是我一气呵成写就的。我写的是父亲的饭局。在我高中时，父亲还是常常喝酒的，但比一四年以前文明多了。父亲也不是我儿时的小马仔了。假如他还需要卑躬屈膝地给人敬酒，说漂亮话，那他断不能叫我去饭桌上吃饭。我觉得全天下的父亲都想在孩子面前顶天立地。

　　到了高中，我已经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对酒文化嗤之以鼻。喝酒，作为北方的一种习俗已经千年，不是一两代人可以改变的。我也慢慢可以喝上几两，虽然不多，但可以为我父亲挡酒。我想这就是所谓“上阵父子兵”吧。

　　我高中一直很迷茫，我是喜爱文学的，但经商对于我是更好的选项。

　　发财这个事情，永远是有钱的人更容易赚钱。比方说煤炭期货，即便你可以预测行情，但没有初始资本，都没有基本的入场券。

　　父亲破产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我现在反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写作需要作家对生活有深刻的体悟。当然，很多所谓的老油条，对社会的了解比作家要更透彻，但写作还需要总结和表达。

　　再说说饭桌上的这些人吧。我发现所谓富人和普通人，他们在价值观上是不同的。我正在写的这篇小说里，他们的确有各式各样的花钱的方式。对于财富的使用也比常人更大胆。对于使用财富的边际也比常人更宽，也就是不受一般道德的约束。

　　这可能源于富人对于自己未来收入的客观预期。比方说父亲的某个公司能够上市，那么他的财富就将会迅速膨胀。对于这些煤老板而言，煤矿的增产、煤炭价格的上涨甚至煤矿获批开掘都会带来相当的收入。他们不介意花大钱，而获得可能大得多的回报。而普通人是靠工资活着，工资是死的。

　　可能对于普通人，假如不算股票一类的话，或许只有对于孩子的投资可以有高回报。所以家长们的教育投资都是大手笔。当然这也跟文化相关。

　　说回到小说本身。

　　我希望读者了解我，以及小说中的“我”曾经富足的生活状态。这样大家就能理解小说主人公对于现在的生活表现出的不满。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父亲破产之后，没能出国的我回归到了国内大学的环境。生活的反差让我不能很好地融入我舍友他们的生活。我将自己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不和他人交流。

　　家里横生变故以后，我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业里。

　　傍晚六点下课，我会先去操场跑半个小时，保持身体的强劲。干大事的人都需要身体健康。然后就骑一辆自行车，到图书馆的通宵自习室。自习室边上有一台自助咖啡机。我通常会点一杯黑咖啡，九块钱。黑咖啡没有额外的糖和牛奶，我觉得这样不会有多余的卡路里摄入，而且我并不希望好喝的咖啡麻痹我的神经，只要苦就够了。这杯咖啡可以保证我学习到晚上十一点，不会走神。我不会原谅自己走神的，但我很唯物，我知道人是无法单纯通过意志对抗惰性的。自习结束，赶回宿舍，抢在舍友前面洗完澡。这样可以在熄灯前晾干头发。

　　我在大学里是上文学系的。其实我更愿意说自己是理科生，我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中学时代的熏陶后，一直严格执行着理科思维。理科思维和文科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文科生总觉的自己是文艺青年，他们活在浪漫而自我的世界里。我不同，我很少做梦，我清楚世界是残酷而现实的，时不待我。

　　当然，我说自己是理科生还有另一层缘故。我高中时候原本是国际部的学生，我对数学还是有些天分的。那会儿有个教材叫《奥数教程》，蓝色的，我高一时学习数学竞赛课程的时候接触过。当然，对于更高水平的竞赛，这点还是不够的，只能作为入门。要想在国内的竞赛中取得成绩，还需要研究单墫等教授的教材。但对于一个志向出国的数学爱好者来说就绰绰有余了。我做题很快，也能钻研出一些很难的题目，往往让我出些风头。我那会儿想，自己或许做不了数学研究，但凭着天赋，一定会成为一个工科的教授，可能会去研究汽车发动机。

　　但后来父亲破产了，我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决定要参加高考。但作为理科生参加考试，拉下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知识实在有些多。而文科生的考试要简单的多，或者说，不需要像理科一样提高解题能力，大多都是背诵和论证，更适合我。

　　上了大学之后，文学系的氛围和我有些隔阂。这些浪漫派的人，生活太过无所事事，而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诗歌，实在是无病呻吟。至于那些过于刻苦的人，我却又质疑他们学习的意义。我认为文科，重要的是思辨，是体验，而不是死记硬背那些课本上的方块字，尤其是你明明知道期末考试之后转眼就会忘记。

　　……

　　就说这么多吧。我还是希望小说中的“我”可以摆脱对生活的不满，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开始。

　　对此，我决定设计一个角色。在《罪与罚》中，这样的角色是妓女索尼娅;在《荒原狼》中，这个角色是赫尔米娜和她的魔剧院。宗教离我太远，我听不到宗教的圣歌。在国内与此类似的只有某种政治哲学或者狂热的民粹主义。至于哲学，我认为一定是解决生命矛盾的灵药。可我还没有自省出多么深刻的方法论哲学，只能东抄西抄。所以哲学角色还无法被我驾驭。

　　大概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想到自己生命中也有一个女孩子。和她的故事可以作为很好的开场。虽然素材有了，不过这是我的一些私事，是否要写进作品里，带给我很大的困扰。我想还是写吧。

　　“……

　　我很忙，哪有时间谈恋爱呢?对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尽快成功。女生是情感动物，不如男生快刀斩乱麻，和女生相处起来太复杂了。

　　我和女生相处没有什么经验。我只和一个女生很熟，现在也不怎么联系了。其实我们没有生分的理由，只是她去了美国，而我还在国内。我一直这样想：和女生太熟没什么意义，因为她们大多都会回归家庭的。

　　有的时候我又很矛盾。这样看待感情或许过于功利化了。

　　我时常看她的社交媒体。

　　比方说今天，她发了一条文案‘A fine afternoon’，也就是一个美好的午后。看到她笑，我也不自觉地笑了。她正和她的同学在树林里野餐。不去考虑疫情，这样美好写意的生活在美国比比皆是。我挺羡慕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的，不用像我，考虑的太多。

　　她可以听外国的流行乐;吃塞满波士顿龙虾的三明治;坐在‘很便宜’租来的道奇跑车上看海岸的落日;享受‘超级碗’橄榄球赛;还可以在电影院看到国内不上映的电影……

　　不过我是男孩子，背负的自然要多一些。

　　她和我从小就认识了，我们一起上的小学、初中、高中。不像我，我老家是山西，而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倒想说我们是青梅竹马，事实上我俩第一次认识还是因为打架。”

　　……

　　我虽然提到了恋爱，但也不希望读者以为我喜欢她。假如她读到了这篇小说，对我产生了误会怎么办呢?看来这段还要修改。

　　“我记得小学那会儿，她就和男孩子差不多，头发特别短，而且从来没见过她穿过裙子，打起人来毫不手软。我们小学那会儿都打架，凶得跟一只只小兽似的。我小学个子窜得快，班里就有两个比我高。尽管我到初二就不怎么长个子了，但在小学，我又高又壮。那会儿我一身火气，我现在也说不准那会儿为什么到处惹事儿。我那会儿两条校服袖子当腰带系在腰上，校服就耷拉在屁股后面，趁着老师不在的功夫，抡起拳头就往那些刺头身上招呼，对方往往也反应的很快，侧身一躲，马上就起脚开始踹人。她那会儿每天冷着脸，留着过短的头发，每天独来独往。我们看不惯这个假小子，发誓必须教育她一顿。

　　和她的第一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几个男孩儿下了体育课就把她围住，就要打她。她小学时没有朋友，我们几个看准这一点，觉得没人会给她出头。这样子想其实已经很无耻了。我们当时围着她，还在喋喋不休地‘放狠话’。

　　‘你是不是很猛?’

　　‘你头发真难看呢!’

　　‘你怎么不说话?’

　　我必须辩解一句，我不记得我也这样说了。很明显这些都是坏孩子。我没有这么坏。小时候人其实不太能辨别好坏，我大概就是这样。

　　她忽然一记鞭腿抽到我旁边男孩儿的头上，我寻思着应该是踢到太阳穴了，那个男孩儿忽然就这么垮了，像泄了气一样没知觉地缩在地上了，我扭头看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

　　另外几个男生没骨气地就这么跑了，后来我学到一个成语叫“溃不成军”，马上就想到这些人。我是领头的，没有跑，可也被她的威势吓到了。踢晕了那个男孩儿，看着叫了几次也叫不醒，她第一次露出慌张的神情。

　　我记得很清楚，她问我：‘不是死了吧?’后来我经常拿这句话笑话她。

　　那个男孩儿当然没死，只是叫她给踢晕了，我们把他送到校医室，只说是他自己撞到篮球杆儿上撞晕了。我俩也没有回去上课。可能她那天有点后怕，而我恰好和她在一起，她和我说了挺多话。我早就记不得我俩说了什么，毕竟是小学发生的事情。那会儿发现，这个女孩儿其实并不像她外表那样‘桀骜不驯’，其实她希望有个人可以和她讲话。这次之后我们就熟了起来。

　　那几个跟我一起的男孩儿我反而不怎么来往了。做人最需要讲义气，我那会儿看不起他们，他们也不好意思再来找我。他们见了我就躲着走。

　　其实这样反而很好。我顺理成章地和坏孩子撇清关系。

　　平时和她打打闹闹，小学越来越熟，以至于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俩还总是打架，她打我打得很凶。不过我没有被打晕过，还是要感谢她心慈手软的。

　　我们上了同一所初中。她留了长头发。头发虽然是慢慢留长的，但等我开始留心，实在惊讶于她竟然淑女起来。初中的同学都以为她是温柔而无害的，我那会儿愤愤不平，认为他们被她欺骗了。

　　我那会儿对那些同学说：‘她小学可爱打人了。’

　　‘小学谁不打架呀!’

　　‘女孩子哪有不打男孩子的?’

　　我就说：‘你们是没见过，她的腿，能踢那么高!’

　　我用手比划着，接着指着太阳穴说：‘能爆头!’

　　她就在一旁捂着嘴轻笑起来，那笑容实在太甜美，看到的人根本不会信我的鬼话。果然，他们就开始嘘我。

　　‘别扯了!’

　　‘太扯了，谁信啊。’

　　由于我过分的耿直，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学。有次我还像小学时那样和她打闹，拿拳头打她。其实她要招架我的拳头实在是简单不过，但她就是抱着头，竟然也不还手。我越打越欢，叫嚣起来：

　　‘还手啊!还手啊!’

　　她还是不还手，我觉得奇怪。停手才发觉她竟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没见她哭过，心里慌乱起来，我也没有哄过女孩子。我就用手推她胳膊，和她讲：‘别哭了嘛。’她还是哭，把头埋得更深了，还挥手把我推开。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呢?心里一激灵，就想：不然扮鬼脸吧。

　　我就把嘴撅起来，舌头伸出来，眼睛向鼻梁转动，弄成斗鸡眼。对她发出怪异的声音。她还是不看我。

　　‘看我一下，我现在特别好玩。’

　　接着我双手飞快地抖动起来。

　　也不知道是我扮蠢起了效果，还是我的话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偷偷瞄我，扑哧一下笑了。可能是觉得这样就被我逗笑了，刚才的哭泣就太尴尬了，她反而哭得更厉害了，说是嚎啕大哭一点也不过分。

　　‘喂!你在干嘛呢!’

　　班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听到这声音，我在心底大呼不好，这个时候通常就必须盘算着怎么解释了。万一云甄揭了底，那我的解释马上就会变得苍白。

　　‘老师，我俩闹着玩呢。’

　　她竟然帮我解了围，我心底充盈起感激的情绪，想双手握着她的手，对她点头哈腰地致谢。不过她还是在和我闹着玩嘛!下次可不要这样了。把我吓得厉害。看来我还得教训她，她怎么能这么开玩笑呢?我得弹她脑瓜崩。正当我又开始幻想，转过头一看，我俩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眼睛都哭红了，能看见血丝。乌黑的发丝粘在额头上，脸蛋也泛起红晕。但她还是对着老师和我微笑起来，真诚热切。她竟然笑得这么好看!怪不得大家都被她迷住了。但我又能感觉到她笑着有些委屈。

　　可为什么呢?我很久没有仔细看过她的脸，突然意识到她不是假小子了，她也长成少女了，在这之前我一直把她当男孩子看。

　　她一直很漂亮，我现在还这么想。当时我却才认识到这一点。她一定不想我再把她当男孩了。

　　那天在学校怎样我记不清楚了。估计回家时还在琢磨她是女孩子的事情。

　　……”

　　现实里的事情和笔下的差不多。自己写的或许太可笑了。我毕竟很久不和女生说话，连怎么和女生相处都显得笨拙。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些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之间的事情。我很难苛求读者去喜欢这些幼稚的回忆。

　　这些事情事实上对我来说更像私人的回忆。

　　事实上那天之后，我们并没有变得更生分。但我对她女孩子的身份开始留心。我们之间打打闹闹少了，能做的有趣的事情反而多了。

　　这些事情在小说里应该怎么描写呢?怎么让读者看着有趣还是个问题。

　　之后的日子我还没有开始写。

　　那时候我们玩的事情更像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很容易写成流水账;更何况很多事情放在今天来看其实没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关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

　　我俩大多数时候在学校学习，周末会去什刹海散步。

　　我和她都喜欢文学。我那时候我会写信给她。尽管我们天天在一起，我还是认为写在信纸的语言比嘴里说出来的更有分量。

　　我们把信寄存在一家小店，五年后才可以取出来。

　　她会在学校的音乐教室弹奏肖邦的夜曲，她说她很喜欢傅聪。

　　我那会儿不知道谁是傅聪，也不懂什么G小调，B大调，但我会听她弹一下午琴，直到夕阳金黄的余晖从音乐教室的窗沿散在木地板上，轻柔地，触碰到她踩着踏板的鞋子;她整个人接着就淹没在光的海里。那会儿，她的夜曲好像是圣歌。

　　临近考试，她会把手机交给我，叫我好生保管，这样她就能安心考试了。

　　初中到高中，我们就是过的很普通，但又有着独一无二的仪式感。

　　小说这部分就写类似的事情吧。

　　不过虽然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很有趣，但其实还是孩子似的交际方式。

　　她家里的条件比我好的多，这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的差距不是简单的财富对比就可以说明的。可能只有少年时代，这种相对纯粹一点的交际才可能发生。等到成年，物质生活的比重会逐渐放大。

　　人都是经济活动的产物，不是吗?

　　所以我小说里专门写了这样一段，来说明她的家庭条件。

　　这段小说的背景是我和她在高一冬天的某次外出游玩。“我”嫌外边冷，想往家那边走，就跟她说想去西单大悦城。其实小说里“我”的家就在那头。“我”和她吃顿饭，看个电影，就能回家了。这样符合我高一时候的性格。

　　而那是她第一次带“我”去她的家。她的家在景山前头一条街的四合院。

　　“……

　　‘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就这么直挺挺地问她。她既然这么说，那么这个四合院就应该是她家了。但这件事显然超出了我的认知。我见过有人住在别墅里，但说白了就是村里修的西式小二楼。在北京这么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地方还有人住。“

　　‘这是我家呀!’她看着我都快笑出来了，‘你怎么跟傻了似的?’

　　‘但这不是军事管制区吗?’

　　‘这是民宅呀!大，宅子!’

　　她给我搞糊涂了，我指着那边的大门，又怕那两个卫兵看到，又缩回手指，问她说：‘你说的是那边有人站岗的地方吗?’

　　‘是——呀!’

　　‘啧，你别骗我了，这不都是领导人住的地方吗?’

　　‘领导人都住中南海，我还去过呢，还有玉泉山那头。’

　　‘玉泉山不是我们山西孝义那头的……’

　　‘哎呀不是，在香山那头儿。’

　　‘那你这是啥?’

　　‘你想知道呀?我这个……’

　　我当时没听她说完，我觉得她在开玩笑，我跟她说我还想去大悦城看场电影，再晚就得打车了。

　　‘你都来啦，不到我家坐坐吗?’

　　‘合着你也要回家，给我骗过来了呗。’我就开始调侃起她。

　　‘哎呀不是!你刚才说了也，是不是?哦对，你家不就住在大悦城那边吗?你不就是想骗我过去然后跑了吗?’

　　她这样说的我怪不好意思的。我就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她，末了，我问她，‘你家里有人吗?’

　　‘没人的话，你想要做什么?’

　　‘我想割你腰子。’

　　她就笑着捶在我身上，当然没用她的功夫，而我就假装逃跑。

　　……”

　　她家里人应该是身居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