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天 堂
郭元昊
(人文艺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9级本科生)
我父亲破产了。从天津到呼和浩特的卧铺需要十一个小时，现在外头黑漆漆的，我想写一段关于夜晚的环境描写，但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挺喜欢写作的。和我一样的人大多教养良好，你要是和我做朋友，一定会喜欢我的。别不信。我知道你想说某个地产大亨的儿子，但其实他才是另类。
我小时候父亲没钱，那会儿他还在体制里当个办公室主任，后来才下海的。父亲搞煤矿生意，我每天见他喝的深更半夜，回来就打开马桶盖吐，眼睛红着。母亲就会在父亲身后拍他的背，让他吐的干净点。我知道父亲是为了政府能批下资源，陪着官员喝酒，但我不想看我父亲在那里痛苦地呕吐，我很心疼他。当然他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假如地能批下来，吐十次也成。但我不想看他吐。我见过他的不容易，每次花钱时，我面前都会浮现出父亲抓着马桶边在那里呕吐。我没办法胡乱花钱。
我很喜欢文学。我会写诗歌，初中时给人代写情书赚钱。我大学念的是汉语言文学。正好我们大学有个作文比赛。我已经写了一万字了。写的就是我身上切实发生的事情。一些后现代的文章没办法打动我，就是因为小说是架空的。而我们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里。
我打算在火车上把小说写完，我得先看一遍自己之前写了什么。这两天事情太多，文章的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
先看前几段吧。
“翻来覆去，我的心焦灼着，眼睛闭了睁，睁了闭，从来没有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贪婪。
金山就摆在眼前!
那么多座塔吊，那么多集装箱，霍尔木兹海峡上有多少艘轮船，这不都是财富大网上勤劳的蜘蛛，一刻不停地搬运着金山吗?而我拿不到，简直要我把脸皮抓下来!
起初我只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有黑暗面的，但现在车厢里的黑暗就像个黑洞，心里也黑，外边也黑，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困顿的，可难道学生就该是穷酸的吗?他妈的!
是的，我的确渴望着富贵，我也的确渴望着住在海滨的别墅里，拿红酒洗脚!可这都怪消费主义，该死的消费主义。现在网络太发达了，总能看到这些糟践钱的人。
我看不上!”
好吧，这是我小说的开头。怎么说呢?小说里的主人公，就是这个自言自语的家伙，是按照我自己来写的。他的性格和我还是有区别。我想写这样一个主人公：父亲破产，但他依旧骄傲，甚至有点自负。他就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迫切地想要成功，幻想自己可以踩着他人，心中又渴望有一个尼采的超人可以踩着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这样写或许抓人眼球。大家都喜欢看疯子和怪人。毕竟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小说可以带给人一种情感上的补偿。
可是还是要修改一下。在人物的设计上，他情感的不均衡是源于他父亲的破产。之所以他在小说开头自言自语，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处于一种经济困难当中，不得不坐卧铺，而非飞机。而他在冰冷，生硬的卧铺上躺着难受，想到自己家庭破产，进而对生活充满愤怒。
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几年。这篇文章是我很久之前就开始动笔的，或许当时的心境与现在不同。这样一个角色大概是我父亲刚破产后我创造的角色，离现在也过去几年了。
“一个没有事业的男人，只会追求口腹之欲，会是何其可笑!我父亲总是讲……算了，不提了。有钱的话，我不会肤浅到沉迷买车买表，不会因为吃到一块来自日本的牛肉就在网络上炫耀，我要向着一个伟大事业而奋斗，不停地冲锋，冲锋，冲锋!等到我停下的时候，只有我死了……但是，哎!我连原始资本都没有。机会主义的时代过去了，腐败、投机、交易，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因为我父亲破产了。这好像是一件大事，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过不上好日子了。人们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觉得还好。不过就是趋炎附势的人再不来我家巴结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吗?我没和我同学说过。我觉得他们只会看笑话而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道理，有钱的时候人们会高看你一眼，没钱的时候会踩你一脚。
不就是这样子吗?反正我受够了这些庸俗、社会的人，这些蛀虫，这些秃顶的商人，水桶腰的厅官，拿着记者证来敲诈我父亲的记者，地头蛇。
……”
当然这样说未免极端了，设计这样的想法是为了服务于人物形象。和我父亲做生意的也并非都是坏人，生意场上哪有那么多好人和坏人呢?小说里的“我”这样说是气话，他也清楚其中的道理。
我希望成为作家，而父亲是商人，这两个职业都是观察人性的好手。作家扎根于社会，通人性才有好作品。商人经营于商业场，不通人性，就无法规避风险。
我亲历过父亲生意兴隆的那些日子，所以也写了下来。读者读到之后，对于小说里“我”以前的美好生活才能信服。
“……
在我大概有，六七岁，父亲的奔驰S的后备箱和后座堆满了酒和茶叶，从来没有我坐的地方。这些小山般的红橙黄绿的礼品盒子总是换的，我每次见都不一样，长大点才知道这些礼物都送了人。小时候替父亲领着礼品往车上放，父亲不让我过问，只许我老老实实地替他搬东西。有一次礼品袋子漏了，里面的彩釉的瓷杯子瓷盘子都漏到地上打得稀碎，给我吓哭了。父亲就说：‘不怕，这袋子不结实，打了就打了，你再回去取一份，这东西多得很哩。’那会儿我还以为我父亲是干批发陶瓷的。
后来我父亲又买了一辆丰田的普拉多，我见过父亲的很多朋友都有相同的车，白色车身的腰线上还有迷彩纹。我不喜欢这辆普拉多，就像人们不喜欢撞衫一样，这辆车我见的太频繁了。
只因为它能装更多东西，父亲也就不往奔驰里塞东西了。但替换下来的奔驰我也没有坐过几次。我父亲对我有诸多期待，他不想同学看到我坐奔驰车上下学，这会助长我的虚荣。我小时候还不能理解，只觉得他小气。
我小时候补课，他会从钱包中拿出一张五十元钞票给我，叫我打车去海淀。这些一般还能剩下个十来块钱，我就装在自己的兜里，拿去吃一顿麻辣烫。
那会儿过春节，父亲的手机响个不停，他也总给别人打电话，向什么老板，什么书记拜年。那会儿总有人来家里拜年。房子外边的小院里停着挺多车。父亲干脆就不关门，也省得人不停敲门了。我就得不停地拜年，当时觉得很麻烦。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叔叔们给压岁钱都很大方，还会带些旺旺的仙贝。父亲对压岁钱要抽九成，就留下一成给我。现在想起来，那会儿可真是热闹。
我父亲破产后，他的‘兄弟们’全跑没影儿了。其中有些人，逢年过节受了我父亲不少好处。现在过年呢?尽是些催债的。银行的人倒是客气极了，生怕我父亲想不开。家里倒也不是说没钱了，可日子也不景气，好的光景也没甚可以期待。”
这些是文章中的“我”回忆父亲经商的一些往事和生活，大多都是真的。父亲那会儿很忙，他的煤炭生意干的火热的时候，我也去看过。他在山西大同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包头那边都有煤矿的。
红头盔，蓝制服，曾经是我父亲矿场工人的标配。小时候父亲会拿着大大的头盔盖在我的脑袋上，还会将我举起，和运煤车的车轱辘比高。露天煤矿的进口德国运煤车是个巨无霸，父亲举起我也够不到轮胎的上沿。他对我讲过，等哪一天他把我举过那个轱辘，我就长大了。
参观父亲的煤矿是我最自豪的时候，他出身低微。我的爷爷被曾经是“地主”成分，他在井下干了一辈子最低等的工人，但他身上有着旧时代的骄傲。他现在还能背白居易的《长恨歌》，会英文(口音不是那么标准)，会吹口风琴(曾祖父在民国时候给爷爷买过德国进口的口风琴)。解放后原本他想去教书，但学校不收反动派的孩子当老师，他只能像每一个大同男人一样下井工作。
父亲没有爷爷那么优雅。他在矿上的学校念书，周围大都是矿工的孩子。他和他们一起打架，练武功。爷爷有四个孩子，要喂饱他们已经耗尽了这个变革中饱经风雨的汉子。他一大早下井，晚上才从漆黑的井下上来，几乎见不到太阳。体力工作已经榨干了他，他也无法教父亲口风琴，因为那会儿爷爷的体力已经不再充沛了。父亲的大哥学会了口风琴，但吹得很一般，我都能听出破绽。
我曾祖父的庞大的大院(这是他们既为官又为商的证明)被重新分配给了他以前的佃户。曾祖父抽大烟，禁掉大烟后没多久就活不下去了。他可能死于毒瘾发作，但并不是被枪决的。爷爷和父亲的生活不好过。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他以前拥有那样壮观的矿场，我确实惊讶于人的伟力。
父亲以前既有地上的矿场，又有地下的矿场。
露天煤矿以前是不做环保设施的，坐着一辆小轿车开进矿车，漫天的黄土和煤渣被风吹得卷起来，刮到车窗玻璃上，一会儿就积上一层。为了不叫那些巨无霸运煤车压到我们，车与车之间都装备着无线电。大车一旦靠近我们，无线电就能报出大车的位置，比方说在左侧三十米。
煤炭就在一层土的下面，剥离开土层就露了出来，那黝黑的矿石，是亿万年前的远古动植物，而今成为燃料馈赠给人类。这些裸露的煤炭要常常喷水，不然就会自燃。黄沙中，一台十几层楼高的重型设备在刨着这些煤炭。这样的露天矿场，远比大学的操场大的多，从地面上看，是一个巨型的深坑。
而地下的煤矿又是另一番图景。
那时候我会穿上煤矿里工人的工作服和头盔，戴上口罩，绑住自救设备，坐在皮卡车后的斗里。坐在我对面的工人师傅替我打开头盔上的照明灯。我就在颠簸的车斗里一路往地层深入。
越往下越热。加固的井下墙壁上还会渗水，需要将这些地下水抽走。地下的光也昏暗，空间也小。当越过各种机械设备，就会看到巨型的钻头。当它工作时就会切割岩壁上的煤炭。
这些钻头会在晚上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