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阿连德的最后24小时

贺泳迪

(机械工程学院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2018级博士生)

　　——谨以此纪念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家萨尔瓦多·阿连德遇难48周年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催泪瓦斯，水炮车前进的声音隆隆作响，西班牙语的咒骂声，燃烧瓶在地上碎开的脆鸣，仿佛都只在我身边两三步的距离。我在街道上拼命奔跑着，好像要榨干我肺里最后那一点点难得的空气，我不敢睁开眼，催泪瓦斯已经把我的气管刺得生疼。在我的背后，游行队伍们举着我读不出的西班牙语条幅，簇拥着我不认识的画像，迎着催泪瓦斯的毒雾和水炮车的高压水龙，仍然在前进着。即使水龙的高压将他们的一部分驱散，剩余的人们也会在几秒钟内补上那个缺口，向着阻挡的军警投掷砖头和石块。警用冲锋车的柴油机轰鸣着，冲向游行前进的人浪，时而将一些不愿退后的人撞倒，却又只能在另一波人浪前停住。愤怒的人们把冲锋车上的警察拉下来痛打，装备着防刺服和强化面挡的军警又将他们拉倒、撞开，拿着钢制的警棍，一下下地砸在他们的脊背上。西班牙语的国骂，在街道上响作一团。

　　两个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强行将我拦住，其中一位警察将他的手放在枪套上，另一位警察正准备去摸腰间的手铐。将我有限的西班牙语词汇量过了一遍后，我终于极其生硬的向着两位并不友好的警官颤抖着说出了“铜矿”“中国人”这两个词。墨色的面挡之下，我看不到两位警察的表情。两人怔住了几秒，随即快速地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便让开一条路，其中一位警察还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紧张得甚至忘了道谢，连忙朝着下一个街区跑去。

　　逆着游行队伍的方向，下一个街区刚巧是游行队伍集合出发的地方，虽然看起来并不平静，全副武装的警察在街上依然处处可见，盘问着路人，要求查看他们的证件。但比起刚刚几个打成一团的街区，自然是好了不少。我停下快跑，一股恶心便犯上心头，终于顶不住，蹲在路面开始干呕。

　　此时，一个人来到我的身边，递上了一瓶水。我生硬地说了声“谢谢”，接过水来，使劲往喉咙里灌了几口，又仰头把剩余那半瓶浇在了眼睛上。过了大概五六分钟，催泪瓦斯的刺痛感慢慢消失了，眼前模糊的街景终于清晰起来。那位递给我矿泉水的，是一位老人。此时他已回到了不远处的咖啡馆外，西班牙式的咖啡馆外散乱地摆放着几张桌椅，在其中一张桌子上还摆着一杯咖啡，想必刚刚老者便坐在这里，如同看电影一般，看着兵荒马乱的街景。

　　老者招呼着我过去，放下手里的报纸，端详着我的亚洲面孔，刻意放慢了语速，问道：“在智利，游行的时候可不太平，你这几天怎么还想着出门?这段时间除了我这家，其余的酒吧、咖啡馆怕是不敢开门喏。”就跟其他许多智利退役军人一样，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深灰色军装，左胸的勋章看着像是有几十年的历史，时而叮铃作响。“我……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活计，家里让我来舅舅的铜矿看看。”

　　老人笑了笑，“铜矿，看来是有钱人啊。”又喝了口桌上的咖啡，“在阿连德的时代，我工作之余也常去铜矿，我哥哥当时在工人委员会，经常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当时要是手风琴拉得好，可受女孩子喜欢了。”“阿连德?那是谁?智利之前的总统吗?”我疑惑地问道。

　　这时，老者的眼里仿佛多了几道光亮。“是，是，他是我们之前的总统，一个和皮诺切特，和现在的狗娘养的完全不一样的总统。”没等我回话，老人接着说：“那时，我还只有二十来岁，从军队里刚刚退役，是阿连德的侍卫队步枪手，在拉莫内达宫打过那群灰皮畜生。”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军装，补充道：“我这种灰色，跟畜生的灰色不一样。”

　　我不过只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大学里瞎混了四年，又在家里白吃白喝了几个月，即使是世界历史课本里提到的那几个大国往事，都已经早早还给了老师，更不用说这个科迪勒拉山系脚下的狭长小国的政治往事了。和老人这不经意的几句聊天，已经让我满头雾水。但往前走，是一个个手持警棍枪支的黑衣警察，往后走，又是燃烧瓶和石块翻飞的前线战场，与其冒着风险穿越几个街区回到工厂，不如在这听故事。“阿连德是谁?皮诺切特又是谁?您还打过仗?拉莫内达宫又在哪?要么您给我讲讲?”

　　老人点了点头，慢条斯理地讲起了故事。

　　阿连德·萨尔瓦多，学过医，当过兵，读过马恩著作，在大学便读过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册子。1931年，23岁的阿连德就因为组织学生游行反对独裁总统卡洛斯被捕入狱。而彼时在智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军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派上台，便开始抓捕政治犯，特赦自己人，阿连德往往刚入狱不久，便被特赦，刚被特赦不久，便又被捕入狱，久而久之，就成了监狱的常客。

　　但是，阿连德并不是那些吃人饭不干人事的传统政客，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组织游行反对军队政变推翻当时的智利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他甚至没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幸而赶上又一轮新政府上台特赦，才让他赶上了父亲的葬礼。当时，当着众多宾客，他便说，要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现在想来，当时的宾客里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军人，四分之一的自由主义者，四分之一对政治毫不关心，估计还有四分之一的政府密探。”老人新续了一杯咖啡，咖啡闻着很香，想必是刚刚磨好的蓝山咖啡。“但是他就是说了，他就是这种人，往往是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才开始思考这安不安全，符不符合政治主流，然后对质疑他的人说一句‘去他妈的’。”轻抿了一口，他又说：“有的人说，他这样的性格就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更不适合做总统，但我当时想，他妈的，这才像个男人，”他笑了两声，“但我现在他妈的也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

　　1952年，老人才刚刚出生不久，阿连德第一次竞选总统，就输给了让他坐牢的卡洛斯，当时阿连德的选票连卡洛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1958年，阿连德参选，这次他又输了，但已经是得票第二，获票率高达28.9%的候选人了。6年之后，阿连德又碰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中间派政治家爱德华多。爱德华多知道，如果单靠自己的宣传，自己的得票怎么也比不上演讲好手阿连德，便拉起了一个中间派政治联盟，终于吃下了半数选票。

　　这时，老人转向我，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天堂的反义词是什么吗?”我怔住了，想了想，说到：“是地狱?”老者掩住了笑容，说：“不对，是美国。”

　　当时，南美还是美国的后院，智利作为南美最大的产铜国，自然也难以例外。美国和他豢养的资本家们，趴在智利的铜矿上，吸着全智利的血，并把吸剩下的残羹分给智利多如繁星的政治家，以确保下一次吸血的机会。在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允许一个天天怒斥资本主义，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和铜矿公有的阿连德上台?

　　“但是，他就是上去了，就是那么戏剧般地上去了。”老人说。

　　在输给爱德华多那一次，阿连德就已经明白了，靠单打独斗，是绝对撕不破这群嗜血的蚊子拉起的大网的，为了上台，他必须妥协。作为最激进的智利社会党的党首，他联合了温和左派智利共产党和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组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同盟“智利人民团结阵线”。而这个执政联盟，也帮助阿连德赢下了大选。

　　“阿连德一上台，就收回了几乎所有的铜矿、铁矿和硝石矿，这气得美国人牙痒痒。”老者终于露出了一点笑意，“而且呢，他还是动用合法手段收回来的，处处引用的是智利的法律，美国人还真拿他不能怎么样。”

　　“这样的事，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革命先驱)和切(指切·格瓦拉，古巴革命先驱，南美洲游击队组织者，国际主义者)也都做过。但是，阿连德不能像他们这样干，因为他从不是阵线的领袖，他的阵营里不只有战友，还有基督教徒、自由主义者、温和派和叛徒，这些人能把他选上去，也能给他拉下来，主要他公然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话。”

　　正如阿连德自己所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的政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也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这也成了阿连德脖子上的一道绞索，直到他牺牲，这根绳子也没有放松哪怕一厘米。阿连德的背后，不仅仅有支持他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中间派和改良主义者，即使在社会主义者内部，也存在激进派的社会党和温和派的共产党，阿连德虽然想推动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改革，但让他走革命道路，去清算自己背后的阵线，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阿连德提出，他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绝不会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而是要采用“红葡萄酒和馅饼”的和平建设路线实现。

　　议会里难以平息的左派、中间派、右翼之争，也让阿连德的土地革命变得一地鸡毛，激进派总领之时，连小地主和中产阶级的土地也被没收，而这些人恰恰就是阿连德的重要票仓;中间派而后接手管理，使得农村集体农庄和自留地并立，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出工不出力，最后智利的粮食相较于阿连德上台之前不仅没有增产，甚至减产了。阿连德疲于应付阵线内部的路线之争，他执政的这短短三年间，居然换了八届内阁，后期的几届内阁甚至不到一个月。

　　屋漏偏逢连夜雨，美国出手了。一夜之间，美国几乎抛售了自己一半的战略储备铜，国际市场里的铜价跌到了冰点，智利出产的铜出井之后，几乎就已经开始亏本了;在美国的游说下，欧洲国家全面禁止进口智利的铜，这使得事态雪上加霜。在丰年，智利的粮食就难以自给，美国几乎在几天内就暂停了对智利的所有农业贷款和粮食出口，失败的土地革命又使得智利粮食连年减产。大量的美元和美国教官此时也涌入了智利军队，带来更优秀的战术训练和更新换代的武器装备之时，一些东西也在悄悄地生长。

　　“阿连德给铜矿工人们涨了工资，给铜矿增加了投资，但一夜之间，铜矿的工人们发现，即使在铜矿当地，铜的售价都开始低于成本价，换句话说，产得越多，赔得越多。”老人回忆道：“市场上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美国人不卖，工厂或是造不出来，或是成本原因压根就不愿意造。粮食的价格反而越来越高，变成了原来的几十倍。”

　　1973年8月，愤怒的工人，右翼的投机分子和饥饿的市民，冲到了总统府拉莫内达宫门口，他们大声咒骂着他们曾经崇敬和爱戴的政府，向着总统卫队们扔着石头，将拉莫内达宫的花窗砸得粉碎。

　　阿连德的党内好友，阿尔塔·米拉诺是个道貌岸然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道貌岸然，且激进，且不顾事实的人。即使事态已经恶化到了如此程度，他仍然坚称，要把革命之风推进到智利各个角落，他甚至在演讲里大声疾呼，要求军队的士兵起来，反抗他们剥削阶级的军官。

　　历经数届军政府，智利军队已学会悬垂在政治之上，无论哪方上台唱戏，都不耽误他们严守中立，但是，阿尔塔这样的危险发言，仍然使他们人人自危。

　　1973年8月，智利陆军第二装甲营营长罗伯特·索珀中校带领着百余人临时起意，发动政变，这场先天不足，准备仓促的政变很快被成功平息，但也使得二十余人横尸当场，三十余人受伤。忠诚的智利陆军司令普拉茨亲自坐着吉普车，拿着冲锋枪来到政变军队面前，一番慷慨陈词，便让政变军队放下武器，首谋束手就擒。

　　同样用实际行为表现了自己的忠诚的，还有当时的首都卫戍区司令，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

　　22日，曾因为利益与阿连德站在一起的基督教民主党突然向国会提出弹劾，认为阿连德执政三年来的施政方针，以及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严重违宪，被国会投票通过，国会要求阿连德辞职。

　　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下，离心离德的军队家属们，赶到阿连德和普拉茨的家门前，向门窗抛掷垃圾，以表抗议。

　　讲到这里，老者清了清嗓子，又为我倒了一杯咖啡，说到：“阿连德是个不管不顾的人，但是普拉茨不是，其他人也大概不是。”

　　普拉茨忠诚于阿连德，但阿连德的战友却想煽动他的部众起来推翻他，普拉茨是个重视荣誉的职业军人，却不经意间已深受自己同仁的厌恶，压力之下，23日，身心俱疲的普拉茨向阿连德递交辞呈，并推荐一直以来表现忠诚的皮诺切特来接任自己的陆军总司令一职。

　　“从这开始，阿连德的最后一个朋友，也就离他而去了。”老人低着头，不知在啜饮着自己那杯咖啡，还是不敢让我看到他那有点发红的眼眶。

　　同样身心俱疲的阿连德，也已走到了山雨欲来的关口。军队已经反意尽露，仅靠几位忠诚的将领维系局面;背后的党派阵线早已分崩离析，曾经的战友基督教民主党和民族党暗通款曲，在22日的国会上公然率先提出弹劾案，要求他下台;经济改革毫无成果，国家前途一片惨淡，那怕是智利首都的道路两侧，也扔满了无主的出租车和公交车，由于缺少零件和燃油，他们已经成了毫无用处的工业垃圾;即使是他自己的党派内部，阿尔塔也常常不经讨论和允许，在各种集会上暴论频出，置整个党派于不仁境地。终于，9月9日，他同意了反对党的要求，同意举行一次全民公投，让人民决定他的去留。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9月10日下午2点，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天气仍旧十分闷热，阿连德前日刚刚同意海军司令梅里诺呈上的演习计划，同意在未来的几天派遣智利海军的数艘舰艇前往太平洋，参加一年一度的智利-美国“UNITAS”联合军演。

　　此时，阿连德的副官收到了一封来自于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的绝密电报，电报的内容只有一行——“阿连德总统，您的海军司令梅里诺可能在近期准备发动政变。”阿连德大惊失色，此时，智利海军的“普拉特”号巡洋舰、“柯克伦”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奥雷拉”号驱逐舰、“阿劳科”号航行补给舰和“辛普森”号潜艇已经受命离岗，目前完全处于海军司令的控制之下，而这几乎已经是智利海军半数的精锐部队。但是阿连德没有被这种程度的变故冲昏头脑，他随即电令新任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重视首都卫戍区防备，同时加紧几个主要军港的防护工作，以免海军折回。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阿连德在当晚便召开了幕僚会，要求所有党内和政府内幕僚均来参加。在阐述完目前的局势后，党鞭卡洛斯向阿连德提议：“建议总统阁下尽快归拢防御力量，此外，目前社会党在南美各国都有外设部门，可以在这几天尽快准备政治避难，逃到巴西或者阿根廷。”向来以温和著称的阿连德此时突然大发雷霆：“请各位同志记住，我，阿连德，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我，是智利唯一的合法总统，我不会走，永远不会!我只接受一种离开拉莫内达宫的方式，就是人民要求我离开，或者你也可以让叛军，拖着我的两只脚，把我拖出去!”

　　会议不欢而散后，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阿连德要求侍卫队备车返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