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6日至27日，“文明的推动与互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教育博物馆一层报告厅举行。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B1803）、陕西历史博物馆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丝路学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编辑部承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协办。

 

来自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亚美尼亚俄罗斯-亚美尼亚大学东方学研究所(Russian-ArmenianUniversity)、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di Bologna)、瑞士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SofiaUniversity, Bulgaria)、美国瓦萨学院 (Vassar College)、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深圳望野博物馆以及我校等各地科研院所的近七十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以线下为主的方式参与会议。会议收到论文共46篇。

6月26日上午八点半，“文明的推动与互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开幕式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主编沙武田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教授、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开幕辞，著名国际粟特研究学者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和法兰西学院Frantz Grenet（葛勒耐）教授分别代表国内外专家学者致开幕辞。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教授、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研究员致开幕辞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法兰西学院教授Frantz Grenet（葛勒耐）致开幕辞

 

沙武田教授主持开幕式

随后召开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分为上午和下午的专题发言，共八个场次。6月26日上午，两场专题发言分别由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与北京大学沈睿文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以《入华粟特人研究的历程、问题与前瞻》为题发言，对入华粟特人的研究历程做归纳总结，并对此做了前瞻性的展望。荣新江教授认为今后入华粟特人的研究，应当综合历史、考古、美术、语言、宗教等多个方面，而不能只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看问题。希望学者们之间破除门户之见，精诚合作，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

 

郑炳林教授主持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以《上党殊样：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的原生艺术》为题发言。葛教授分析了山西从太原到长治、晋城周边地区粟特胡人迁移的踪迹和聚集活动，论证了太行山脉两侧中心“咽喉”枢纽地胡商频繁往来的原因，指出该地区胡商及家眷骑驼俑不是一般肤浅地胡人造型，这是其他区域很少见的绝佳现象，其出土文物的艺术原创性给了人们新的解读兴趣和灵性感悟，有益深入了解丝路纽带的延伸，不仅有着不可多见的原生艺术水平，更有着补史、证史、明史的历史价值。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围绕《月氏在西迁前的活动范围及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进行发言。张教授认为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的文化属性应属于早在战国时期就曾活动于甘肃地区的月氏，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应与与此同时期的巴泽雷克大墓属于同一文化。同样，墓中的大量黄金饰品则与月氏西迁后公元前后的阿富汗席比尔甘的黄金大墓有着传承关系，属于同一文化，即同属于月氏在此广大范围内的文化遗留。由此可见，月氏在公元前后的数百年里，对东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和重新评估。

 

葛承雍、张德芳教授发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发言题目《谈谈粟特与月氏、康居的关系》，他指出早期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他们的生业结构、社会组织、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都继承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传统，其后的贵霜帝国也延续了这样的传统。建立贵霜帝国的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粟特人的祖先不可能是月氏人。与将贵霜帝国视为大月氏一样，认为粟特人的祖先是月氏人，也是这样的特殊感情泛滥的结果。

复旦大学教授余欣以《粟特术士康遵与西方星命学在中古中国的变容》为题发言，余欣教授运用新发现的西夏文《重刻聿斯经并注》、《谨算》与《道藏》所收《灵台经》、静嘉堂藏清人影宋抄本《三辰通载》所引《西天聿斯歌》互相发明，并结合希腊星占学家 Dorotheus 及波斯星占学著作重加论考，对批命课从文本构成与占察技术两个方向详加分析，进而对粟特术士康遵的知识来源、占辞造作、职业实践，以及《都利聿斯经》为代表的西方星学入华后的行容与变容诸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

 

 

王建新、余欣教授发言

忻州师范学院博士刘晓伟以《云冈十二窟乐舞图像中的“胡腾”》为题发言，认为云冈十二窟前室窟顶乐舞雕塑中，双手高举在头顶的形象，应被解读为胡舞中的胡腾舞，此形象多存在于粟特人文化遗迹中，这种动作特征在北朝粟特人墓葬与敦煌石窟图像中大量存在。可见，粟特商人作为中古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核心承载者，在商贸交流的过程中也将与自己生活与仪式息息相关的乐舞文化带到了丝路沿线聚居点，推动了乐舞文化在传统的西域与北魏平城、隋唐长安之间的交流，并革新了隋唐音乐的构成。

西宁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杰发言题目为《吐谷浑木棺装饰图像多元文化考论》。孙杰研究员指出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和节点，且先后为吐谷浑和吐蕃所控制，受到来自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重影响。因而文化因素多样性成为这一地区古代遗存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彩绘木棺正是文化多样性体现的最为集中的载体之一，新发现的吐谷浑时期彩绘木棺亦不例外，从其装饰图像和构图特征看，既有来自中原汉地的影响，也有“吐谷浑本源文化”的传承，同时来自中亚粟特文化的影响也在此时初见端倪。

本场主题发言结束后，现场学者们对丝路交流中的粟特人和关于东天山地区考古与月氏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26日下午专题发言采取线上参加，同声传译的方式。分别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瑾和复旦大学教授余欣主持。

法兰西学院教授Frantz Grenet（葛勒耐）以Zoroastrianism in Central Asia: new discoveries in Khorezm为题发言。葛勒耐教授介绍了花剌子模(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2 世纪)最早的首都Akchakhan-kala 遗址有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一幅大型壁画由地上散落的碎片重新组合而成，这幅作品曾是宫殿中央多立柱大厅的南墙的装饰画。通过放射性碳样品检测表明其为公元 1 世纪早期的作品。作品中的两幅图像上，服饰上的一些图案似乎直接阐释了《阿维斯陀》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仪，这表明礼拜书或至少其中的一些部分是负责监督图像程序的祭祀所熟知的。。

亚美尼亚俄罗斯-亚美尼亚国立大学教授Viktoria Arakelova发言题目为Sogdian Studies and the Silk Road in Iranand the Caucasus（《伊朗与高加索》中的粟特研究与丝绸之路）。Viktoria Arakelova教授指出《伊朗与高加索》作为一个交叉性学科的期刊，其涉及到广阔的范围，包括历史和考古、语言学、文学、民俗学、文本学、宗教、经济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自期刊建立以来，《伊朗与高加索》尤其注意东方多学科交流，其中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研究占据着重要位置。发言提供了一些反映高加索与伊朗地区“丝绸之路上的粟特研究”的概述，并且集中在对该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材料。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教授Pavel Lurje(卢湃沙) 以The Pantheon of Sogdians from the Onomastic Viewpoint（《专有名词学视野下粟特人的万神殿》）为题发言。卢湃沙教授从琐罗亚斯德教首席众神的一些艺术形象；粟特人人名词源中的外来尊神；以及从专名词源学角度看众神和英雄们的功能；粟特本土众神的相似与不同，在巴克特里亚以及花剌子模；众神的名字在文书中被翻译成外来的神的变化；天球在粟特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从意义非凡的艺术到个人的姓名等方面展开精彩的论述。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研究员Simone Mantellini作了题为TheMiddle Zeravshan Valle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Pre-IslamicSogdiana（《前伊斯兰时期粟特的泽拉夫善河谷中部与丝绸之路的形成》）的主题性发言。Simone Mantellini研究员认为泽拉夫善河谷中部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历史上被称为粟特，一直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枢纽。泽拉夫善河谷中部有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拥有多样且丰富的资源。卡菲尔卡拉是撒马尔罕周边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在此存在约 700 个遗址，这一意外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该据点是往返首都的南北路线中沿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中心，甚至极有可能是当地统治者的所在地。

 

Pavel Lurje(卢湃沙)、Simone Mantellini研究员线上发言

瑞士伯尔尼大学Amy Heller(艾米·海勒)博士发言题目为Preliminary Remarks: A Silver Dish with Royal Banquet Scene《一件饰有王室宴会场景的银盘》。艾米·海勒博士介绍了一件镀金银盘，通过观察，这个银盘是在中亚吐蕃时期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制作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为制作专门的丧葬祭品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通过对服饰和乐器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银盘的制作背景。

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教授Maria Marinova发言题目为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Sogdian Society（《古代粟特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在发言中，Maria Marinova教授介绍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妻子——粟特公主罗珊娜 (Roxana) 的一些历史记载、包括在塔吉克斯坦国穆格山（Mt. Mugh）古堡中所发现的粟特文婚书以及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 (AurelStein) 在敦煌附近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由此推测，粟特妇女享有权利和自由，不仅在社会领域，而且在当地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

 

Amy Heller(艾米·海勒)博士、Maria Marinova教授线上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Matteo Compareti（康马泰）以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God Tishtrya/Tish Sitting on the Dragonin Sogdian Art9（《粟特艺术之龙座神蒂什特里雅/蒂什身份比定》）为题发言。康马泰教授尝试比定粟特艺术中特别是片治肯特 II 号神庙里的琐罗亚斯德教雨神蒂什特里雅。娜娜与蒂什特里雅一同出现在粟特艺术中，他们最远传播到了塔里木盆地（新疆）和敦煌。由于某些原因，中亚人把蒂什特里雅表现为女性装扮，他的女性特征在上世纪初发现的敦煌纸画残片上十分明显。在贵霜钱币出现以来，中亚艺术家就一直把蒂什特里雅/蒂什描绘为身着女性服装，并且继续在花剌子模金属细工器物和粟特绘画中用这种方式表现他，直到伊斯兰化时期。在粟特的私人住宅和片治肯特的“双子神庙”中，蒂什特里雅/蒂什与娜娜形成了一对重要的偶像。

暨南大学教授张小贵《中古粟特女性的法律地位考论——穆格山粟特文婚约研究之一》一文指出穆格山粟特文婚约及保证书的具名是按“某某是某某之子”的格式，婚约中新郎、新娘、证人和婚约书写人也均在本名之前冠上父名，表明粟特法律文书非常重视当事人的父系血统。这说明九姓胡家庭在唐代还保留着母权制的遗迹，但从本质上看，它却是以男系为主宰的父权制家庭。

 

Matteo Compareti（康马泰）、张小贵教授线上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李思飞以《粟特飞翔神兽刍议——灵光象征亦或特定神祇的化身》为题发言。她以片治肯特 7—8 世纪壁画、新出粟特印章、入华粟特人史君墓葬（580）图像及数件中亚金属器为核心资料，重新检视古典文本与考古实物，提出“特里同”式人鱼与祆教风神维什帕卡的关联，并以天文星象学视角，对有翼骆驼与战神瓦沙格纳的关联做新的阐发，以期深化对复合神兽个性化内涵的理解。由此，天文星象的思维和视角，将有助于理解和辨析敦煌及其他佛教遗址发现的有争议的图像。通过对复合神兽的研究，能从细部补充我们对粟特艺术与图像传统的认知。

本场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及现场师生就中亚考古与美术中的粟特人形象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与线上学者共同探讨。

6月27日上午主题发言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大伟与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庆卫分别主持。

美国纽约州瓦萨学院教授徐津以《三生之旅：北周史君石堂叙事图像新释》为题发言。徐津教授认为史君夫妇的石堂图像由一系列具有独立构图的画面组成，其中表现了礼拜、育儿、宴饮、射猎、旅行以及升天等场景。这些画面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时间连续性。叙事图像的主题为史君夫妇在丝路不同城市之间展开的移民之旅。通过参考佛传图像，史君石堂不仅展示了史君夫妇的今生和来世，而且刻画了他们的前世经历。史君夫妇的三生之旅，体现了入华粟特人对自身移民经历的独特理解，也为我们探寻丝路上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证。

 

教授徐津线上发言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元林以《另一种隐喻——莫高窟第 249 窟、第285 窟窟顶东披“天神托举莲华摩尼宝珠”图像探源》为题发言。张元林研究员首先重点关注与“天神托举莲华摩尼宝珠”画面相关的研究和观点；其次，分别对这两窟东披“天神托举莲华摩尼宝珠”画面进行了解析，指出了此前不被学界所关注的画面特征；对这幅画面何以被定名为“天神托举莲华摩尼宝珠”进行了解释；最后，通过与西亚、中亚地区所见的类似或相似图像的比较，认为这两窟窟顶东披“天神托举莲华摩尼宝珠”图像表达的主题固然是佛教的，但其图像创意的源头却非单一，而是有着多元的信仰背景，尤其反映了西亚、中亚地区更为古老的“太阳（光明）崇拜”、“圣树崇拜”等信仰和图像对佛教图像的影响。

 

张元林研究员线上发言

北京大学教授沈睿文以《大使厅壁画何以如此？》为题发言。沈睿文教授指出，大使厅跟史载何国重楼皆位于国之“城左”，其壁画设计亦跟史载何国重楼相类，后者为何国国主每天所拜，故可认为大使厅也是康国国王所有，且恐也是康国国王拂呼缦每天所拜之场所。如上所言，大使厅四壁壁画蕴含了四季的时序，而且每个壁面都绘画了帝王之事，此二者正是将上述辽上京“日月四时堂”异处的两大内容巧妙地置于同一建筑空间中表现。实际上，其意一也。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使厅建筑的性质便很可能跟辽上京“日月四时堂”类似，其所在建筑群的性质亦有似辽“东楼”，此皆为游牧民族共同政治文化传统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肖以《犍陀罗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周缘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为题发言。李肖教授文中所涉及的区域跨越了中亚和南亚北部，大致涵盖了帕米尔山结的所有区域和今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通过对上述区域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有望能够明晰佛教传播的路径和时代，确定佛教寺院建筑的哪些形制布局元素是保持不变或极少变化的，哪些是入乡随俗地加入了本地的建筑文化元素，由此推进佛教建筑艺术的研究。

 

沈睿文、李肖教授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韩香教授汇报题目是《粟特人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印章传播》。韩香教授认为中古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东西方文明在这条路上得以发展与交融，而粟特人是其中重要的推动者。在中亚（西域）等地区，相继发现有中古时期的东西方流派的各种印章，而中西亚式印章及艺术风格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中古墓葬中多有出土，这其中总少不了粟特人的身影。根据东西方文物考古等资料，分析印章及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探讨粟特人在印章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韩香教授发言

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阎焰作《“永安五铢”背后出现的胡王像》的主题发言。阎焰馆长指出，新发现的北朝“永安五铢”圆形方孔背异像铜铸币的人物图像有着极强的希腊风。“永安五铢”的时代在巴特克里亚之后，而又在粟特地区仿制圆形方孔钱之前。从其发现位置和使用流行区域，可判定此币同邺城有很深的关联。特别是此钱背希腊风头像的出现，将其和透过粟特地区从西亚而来的希腊信息链接。使探讨 6 世纪中期，中亚和中土核心区域的交往获得新的通道。

 

阎焰教授发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全民进行专题报告的题目是《唐代胡俑中的粟特文化因素辨析》。张全民研究员认为胡俑是古俑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一类。隋唐胡俑是时人对入华外来民族特征的摹写，大多以粟特人为原型，但是亦包括突厥人、昆仑人、大食人和其他民族，目前尚难以确切甄别。文中结合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从相貌、服饰、习俗、身份等几个方面分析出土胡俑包含的粟特文化因素，总结了隋唐胡俑的发展变化。同时探讨粟特人对唐文化的吸收以及对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最后对随葬胡俑的内涵和意义试加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瑾作《离散与聚合：粟特文物的语境构建、历史叙事与服饰特性新探》的主题报告。杨瑾教授基于粟特服饰研究中出现的泛粟特化和预设性逻辑推理，克瑙尔等学者提出的袍服镶边和单边翻领作为粟特服饰两大特征因其在中亚、西伯利亚、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反响与回应而颇有说服力，但中国考古发现的单翻领镶边胡服不仅反映粟特服饰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也反映了广义的胡服骑射所震荡出的鲜卑系历史语境交汇融合，催生出隋唐新型大一统文化中胡汉交融式服饰体系。

 

 

杨瑾教授发言

 

专题发言后，各与会学者针对本场发言内容所涉及到的佛教考古，粟特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提问和讨论。

27日下午的主题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肖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韩香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呆运报告题目为《泾阳石刘唐代 M318 有关问题的思考》。刘呆运研究员指出M318 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胡人宴饮图，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其为研究丝绸之路文明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说明西域少数民族来到长安之后，已融入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参与到唐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成为了唐人的一份子。唐代吸收西域各民族的优秀精华，融合发展进而形成唐代文化的繁荣与昌盛。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振华作《唐朝归顺突厥部落首领康察芝墓志探索》的主题报告。赵振华研究员指出，康姓是地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汉姓，囊括中古文献和碑志中的康姓人物及其后裔。然而康察芝家族世为漠北草原部落首领，十二姓默啜之一。就其家族来源、先人履历，本人宗教信仰、生活习性、生平经历和行武生业看，似乎不是突厥化粟特裔，而是迫于以安禄山为核心的九姓胡握兵掌权的政治形势，改为入华人多势众的粟特康姓的东突厥人。来华后环境陡变，颇受汉风熏染，这位效忠于唐皇室的原突厥控弦骑将从内心深处涤荡自身固有的外夷风习，后半生积极奋行于融入汉族的文明之路上。

 

刘呆运、赵振华研究员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陈玮《从长安到魏博：新出唐粟特裔勋臣何文哲孙何琮墓志研究》一文中通过出土墓志所见何琮家族世系及其祖先记忆，以及墓志所见何琮在魏博镇的仕宦经历，对照古典文献，考证何琮家族的历史脉络，认为其最终完成了从长安粟特高门向魏博镇土著文官的转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孙武军《死者的象征——入华粟特人墓葬鞍马图像含义的历史考察》一文指出，入华粟特人墓葬鞍马图像代表墓主，亦即死者的象征表现，与同时期中国墓葬同类图像具有相同的含义，而墓主选择鞍马图像作为死者象征有多方面原因。本文对准确解读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玮、孙武军副教授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大伟《唐代敦煌景教文献所见犹太人信息》一文将唐代敦煌景教文献所记犹太人称谓与汉籍其他类似称谓，如竹故、竹忽、注吾、术虎、萨忽等进行类比，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唐代汉籍所记犹太人信息。作为迄今所知最早提及犹太人信息的汉文文献，唐代敦煌景教文献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基督教研究方面，而且对于探究犹太教与古代中国犹太人历史也非常重要。

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庆卫作题为《安史乱后一个粟特武将家族的发展史：从新出李元谅子李准墓志谈起》的主题报告。报告指出，李氏家族的发展史无疑是一个粟特胡人家族不断在接受和选择中的生命史，作为外来他者的文化困惑，既有冲突和博弈，也有融合和认同，从华夏边缘到兄弟民族的发展和变化，正是李氏家族的四方碑志所要呈现给我们的诸多面相和思想世界。

 

李大伟副教授、王庆卫副研究员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王庆昱作题为《唐代一个粟特后裔家族的“士族化”—— 以出土何彦先、何彦则墓志为中心》的主题报告。他提出，新见《何彦先墓志》、《何彦则墓志》为两方武周时期何氏家族墓志，志文所载二人出自庐江何氏当为郡望伪托，实际上何彦先兄弟当为粟特何氏之后。通过对何彦先、何彦则的仕宦的梳理，进一步论证了粟特何氏后裔在唐代的儒士化情况。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吴雪梅作《胡汉之相：宋夏以来婆罗门艺术新样探究》主题报告。她认为西夏版画中的婆罗门形象虽然是胡人面貌，但实际体现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西夏人对自己中原正统汉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标榜。另外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文人画的兴盛使得这一时期的外来图像体现出浓郁的汉式色彩，透过婆罗门形象的转变，可以看到宋夏以后外来艺术在汉文化圈中逐渐融合和发展的过程。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沙武田报告题目是《为粟特人而建：莫高窟第 323 窟与中土佛教传播历史的图像展示》。沙武田教授指出敦煌的佛教界充分利用原有的已改信佛教了的粟特人作为辅助，以之前已经建成的粟特人安氏功德窟莫高窟第 322 窟为邻窟，利用莫高窟公共文化中心的有利条件，打破常规，选择新建一特殊功能的洞窟，窟内集中展示唐以前中土佛教传播的重要历史故事，形成一处可以说对佛教是一张白纸的这些粟特人进行佛教知识宣教的场所，有佛教讲堂的性质。因此，可以说莫高窟第 323 窟是专为粟特人的佛教需求而建，这在佛教艺术史上独一无二，更是敦煌石窟群中的特例，意义重大。精彩专题发言后，与会学者对图像释读、粟特文化等多方面考古与美术问题进行了提问讨论。

 

6月27日下午，“文明的推动与互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闭幕式。在闭幕式上，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张德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外籍教师Matteo Compareti（康马泰）教授分别就本次会议的意义、特色及国内外粟特研究学术史梳理等方面的问题等作了总结性发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作最后的总结，对参会学者对本次学术会议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围绕长安与丝绸之路以及粟特研究等层面作了学术性展望与总结，并宣布此次国际学术会议闭幕。

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陆路起点，粟特人又是丝路上的活跃群体，对丝路上的粟特人的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研究热点。在西安举办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国际学术会议，意义重大。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丝绸之路、粟特墓葬、中亚考古、中亚壁画、中西交通道路等诸多考古艺术方面的研讨展开深入的交流，分享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此次研讨会旨在砥砺学术，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扩展丝绸之路上粟特人与周边学科的交叉研究。

 

会议期间，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同期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览，方便各位学者在研讨之余前往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