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金林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导师骆抗先骆教授。

　　“他是个圣人，很少接触社会，一生专心看病。”他介绍说，“他有自己的人生操守和生性规律，别人很难左右。他告诉我，一个人做一件事必须坚持不动摇。”

　　言及对南方医院的感情，侯金林表示：“医院是我们家。我在这里30年了，成长、结婚、生子，当然是非常喜欢它的。医院现在发展稳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都是很不容易的。”

　　2009年4月，一项名为“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及影响疗效的因素”的课题，获得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的资助，资助高达7000余万元，创造了南方医科大学和南方医院科研课题所获经费资助的历史新高。

　　这项课题的牵头人，正是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侯金林教授。

　　年前，本刊走访了忙绿中的侯教授。由于劳累，走访时，侯金林身体状态“不太好”，感冒了好些天，为了不“感染”他人，他把采访时间往后推了两次。

　　做医师忙，当主委更忙，采访当日，侯金林还在作下午白云机场的准备，此行他将辗转上海，然后再飞北京，参加讲座和学术会议。近年来，这成为他工作的一种常态。

　　学术活动的意义，除了推广与交流外，也是一个擦出灵感、火花和捕捉灵感与火花的过程。

　　而在这种常态的背后，对于临床科研，侯金林认为自己还是会倾注更多的心力，沉下来继续感染领域诸多未尽的工作。

　　【缘起】一路走来 水花四溅

　　侯金林表示，自己“学医非常偶然”。

　　祖籍山西平遥古城的侯金林，中学就读于非常有名的平遥中学。1979年高中毕业考大学，在报志愿的时候，因为喜欢建筑和规划类，他的前四个志愿的填报的都是上海交大、北方交大等名校；还剩最后一个，横向拓展一下吧，稍事权衡，他便填报了一个第四军医大学。

　　结果事与愿违，交大没去成，侯金林却被全国最顶尖的医学院之一－－第四军医大学录取了。

　　那时刚恢复高考没多久，部队学校还注重保密，当时他就收到一张小通知书，通知里居然没有大学地址，也没人知道大学究竟在哪里，通知只说去太原的省军区第二招待所集中，然后体检。

　　直到告知去报名，侯金林方知道学校的所在地－－西安，于是侯金林第一次钻进了出省的火车，“第一次”并不意味着他孤陋寡闻，相比同学中那些第一次出县－－或者第一次坐火车的，他是见过世面的了。

　　就这样，侯金林迈入了学医的大门。

　　在第四军医大学，侯金林走了“新兵入伍”的所有流程，接受了军训，同时，开始了艰苦的学医之旅。“那时候部队学校管理很严，早上要起来跑步、吃饭，上课也要排队。学校的氛围很好，大家都钟情于学习。毕业的时候是分派，我是留校以后交换到南方医院的。那时大学里面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各个军队学校之间都相互交换学生。”

　　就这样，1984年，青年才俊侯金林到了广州，分派到了第一军医大学，工作单位在南方医院传染科。“可以讲，我真正从医就是从南方医院传染科开始的。”

　　侯金林到广州时，南方医院还很小，就在现在的医院感染大楼旁，有几层楼，很破旧，周围全部都是农村的菜地。侯金林等就跟随医院一起创业。

　　1986年，要强、好学的侯金林读了研究生，两年脱岗，但作为临床研究生，读研过程中，他仍然离不开看病人、作实验。

　　1993年和2000年，侯金林先后赴伦敦帝国理工医大学、伦敦大学医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和高级访问学者，“做一些与临床相关的研究，研究病毒变异和病毒变异以后怎样影响它的发病、诊断、治疗，重点研究乙型肝炎的病毒。”从而熟练掌握了国际先进的肝病诊治技术，为日后的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2年，侯金林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全国医院传染病学科第一位获此资助的医务工作者。

　　同年，他出任科主任。

　　“曾经也有很多北京、上海等地的医疗科研机构想我加盟，但我觉得广东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在广州工作生活挺好的，就一直没有挪动。”

　　自1984年，到现在，侯金林在南方医院感染科医疗岗位上，已浸染近30年。

　　【盘点】春华秋实 硕果累累

　　说起侯金林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多人都竖大拇指。

　　作为学科带头人，如何打造华南直至全国知名学科，是侯金林上任伊始面临的课题。对于学术和学科，他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学术不能独立于学科发展的纯理论研究，而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学术上不去，科室就不可能形成影响力，就谈不上发展壮大学科。

　　侯金林决定从学术上取得突破口来开启科室的发展之路。于是，除了完成繁重的临床工作之外，侯金林带领科室潜心搞学术研究，十年下来，科室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创新氛围，大家都能主动根据自己的临床工作实际选定方向，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且成绩斐然。近3年来，科室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达50余篇。其中，以侯金林作为第一作者的“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和耐药性研究”项目荣获2009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还参与了国家“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全军“九五”医药卫生重点项目5项课题的研究。2009年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十一。五”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及影响疗效的因素的研究正式启动，该项目获得国家7000余万元的资助。

　　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以第一作者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二等奖5项。先后荣获广东省“丁颖科技奖”、“总后科技新星”等称号。2002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Hepatology等杂志发表SCI论文40余篇。

　　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梯队，侯金林与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连横，与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科室先后送出孙剑、陈金军和王战会等10人到美、日、英及香港等地深造，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实验室管理经验，为科室发展汇聚了一大批年轻的后备力量。

　　学术的兴盛、人才的集聚为打造科室品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南方医院感染科步入了科学发展的快车道。

　　目前，感染内科共有130张床位，病房使用率高达95％以上。一年前开始，科室将逐步把现在的办公区全部搬迁至肝病中心8楼，腾出空间来新增一个拥有大约30张床位的病区，以满足科室居高不下的床位需求量。

　　走访中，侯金林表示：“我们学科有今天，最重要因为有老主任骆抗先教授，他数十年一直支撑这个学科。他也是我研究生导师。”

　　他告诉我们，自己和科室最早着手研究的就是乙肝病毒的变异。“当时的研究换现在的说法叫转换医学，实际上就是临床上发现的问题拿到实验室来研究找答案等这些研究。”

　　【征战】乙肝病毒研究长路漫漫

　　乙肝病毒是一个发病率很高的病毒，全世界的乙肝病毒大部分在中国，而中国的乙肝病毒最集中就是在广州。乙肝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可引起肝硬化、肝癌。中国感染乙肝病毒的人群已达9千7百万。

　　“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乙肝，”侯金林说，“大家知道，一个家庭一旦有了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这个家庭就麻烦了。”

　　侯金林因此感觉责任重大。1993年去英国，他从事的研究就是关于中国乙肝病毒的变异、临床诊断和病毒影响。

　　“那时候运气挺好的，在那里做了一年多就发现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变异和临床诊断有关系。比方说我们以前检查献血源，体检的时候查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你就不可以献血，但有一种情况是表面抗原没有检查出来，但实际上带有病毒。这种情况，就是由于病毒发生了变异，这叫隐匿性乙肝病毒感染。”

　　侯金林后来就这一发现发表了很多文章，研究成果在较顶尖的肝病杂志和病毒杂志上也有发表。回国后，侯金林先后拿到国家自然资金以及后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方面的资助，也一直在乙肝病毒探究的道路上，上下求索。之后，侯金林在乙肝病毒耐药和治疗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先后两度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到2008年，科技部根据临床方面需要，设立了一个十一五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的重大专项，旨在优化慢性肝炎的治疗，并描绘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路线图，目的就是提高疗效，减少耐药的发生，进一步减少肝癌、肝硬化的发生率。

　　侯金林介绍说，2008年开始到年底，当时北京在开奥运会，而他们就住在首都医科大学留学生宿舍准备申报该项课题的材料。“由我带队的几个人，都缩在小房子里面通宵达旦的准备材料，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奥运会。”他说。

　　到2012年时，侯金林团队对此项研究推广成果做了总结。结果显示：“通过我们的优化治疗，两年内，已把临床治疗效果提高了15％，耐药性减少到2％，这证明在临床非常有用。”

　　“‘十一五’结束的时候，国家三部委对我们的研究做评估，觉得我们还做得不错；到了‘十二五’时，这项研究牵涉到了很多单位，遍布众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经费大概有9千3百万，我们这里是总牵头。”侯金林说，“‘十一五’主要是形成了很重要的基础团队，大家都很不错，年轻的人也因此得到很好的了锻炼。现在的工作关键在协调。”

　　不过，侯金林坦言：“就目前而言，很多病都是无法治愈的，这相当于人始终要离世。实际上，对这些病的研究，就是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严重后果的发生，乙型肝炎治疗在十几年里进展非常快，目前重病的人少了很多。”他认为，“长远来说，肝硬化的人也会减少。”

　　“2002年，乙肝阳性差不多是总人口的9。75％，2006年再调查，只有7。18％，少了几千万人的阳性，这方面乙肝疫苗取了很大作用，减少了很多的发生率。”侯金林介绍：“现在，我们建立了病人的追踪和管理系统，网络上有6千个病人的档案，我们希望这样病人能够定期检查，有什么症状，早发现早治疗。从整个管理设计上来说，它涉及慢性病的管理，管理好的话，病人存活的时间长，国家也将减少治疗成本。”

　　【境界】做一件事必须坚持不动摇

　　谈到2003年的“非典”，侯金林说：“当时我们还是部队医院，有军队的特点。在‘非典’期间我们科收到100多个病人，没有在院内发现大面积的传染。”

　　早在当年3月，侯金林教授应邀去疫情十分严重的东北吉林救治患者，吉林长春的第一个“非典”病人是他发现的，经过倾力救助下，该病号得以治愈出院。

　　回到医院后，侯金林又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奔走在治病救人的第一线。

　　“当时，医务人员都很紧张，也难免有些情绪。我也是高度紧张，一方面要尽力救治患者，一方面也要避免发生感染。”侯金林说。为避免对外界产生感染，他和全科室人员更是连续三个多月吃住在隔离区。

　　后来让侯金林感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特殊战斗中，科室医护人员自始至终没有一人请过假，大家都竭尽全力救治患者。

　　有一次，侯金林在抢救了重症SARS患者何某后，突然感到咳嗽加重，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打电话告诉当时正参与抢救的吴旭和周瑾，让他们赶紧用药，提前预防。遇到科里的护士因发热担心感染时，他就会连夜带着她们拍片会诊。那一刻，救死扶伤、体恤战友、勇于担当的医者精神，在侯金林身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南方医院感染内科收治的100多名“非典”病人，创造了广东省和全军综合医院单个科室收治“非典”患者最多、治愈率最高、死亡率和感染率低的成绩，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感染内科被评为全军“非典”防治工作先进单位，侯金林荣膺“全国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并荣立一等军功。

　　访谈中，侯金林表示，救死扶伤，就是医师的天职。言及近年衍生的医患矛盾，他认为：“现代社会对医生的期望值过高，实际上，医生应当做的是‘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始终去安慰’；另外还有一个关系到医疗资源的整合和分配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法规，把大量的病人分流到其他医院，不要完全集中在大医院里，那么我们的医生就有较多的时间，和病人交流，倾注人文的关怀。”

　　“因此，现在我在科里面经常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看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要始终注意传递社会的正能量。医生说的一句话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他说。

　　让自己保持与时代同步的侯金林，现在一有时间，也“玩玩”微博。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微博，和病人、学术界的人交流”、“传递正能量”。

　　侯金林透露，尽管很业余，自己还有摄影的爱好，而中学的时候还喜欢画画。

　　采访中，记者问：“能否试想一下，如果当初你不是学医当了医生，你的人生会否达到目前这样一个高度？”

　　侯金林微笑着回应道：“那不一定，很难说，我有一个同班同学，现在是山西省建筑部的总规划师了。”

　　侯金林坦诚而谦逊地表示，“西天取经”路遥迢，实际上自己尚在路上。“既然要牵手未来，就注定我们要走远路。”

　　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肯定是骆抗先骆教授。

　　“他是个圣人，很少接触社会，一生专心看病。”他介绍说，“他有自己的人生操守和生性规律，别人很难左右。他告诉我，一个人做一件事必须坚持不动摇。”

　　言及对南方医院的感情，侯金林则表示：“医院是我们家。我在这里30年了，成长、结婚、生子，当然是非常喜欢它的。医院现在发展稳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都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