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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泗长院士（1913.9.15~2001.9.9）
东南大学医学院自1935年5月成立之初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起，在丁家桥87号这块热土上，学泽绵延、筚路蓝缕，已经跨越87个春秋。作为培养医学人才重要基地的附属医院，伴随着医学院迭经变革，也历经了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涵养了一代又一代苍生大医，写就了一部中国现代临床医学沉浮史。我国著名耳鼻咽喉科学家姜泗长（ 1913.9.15~2001.9.9 ）院士，自1939年从事耳鼻咽喉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至1954年随迁第四军医大学止，先后在我院工作长达16年，其中任附属医院院长5年。长与斯，成与斯，姜泗长在附属医院发展史诗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动人篇章。
姜泗长，1913年9月15日出生于天津。1926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志成初级中学（现北京市第35中学）学习。1929年考入到和平门外的北师大附中。姜泗长中学毕业时，坚定地选择了学医，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辅仁大学医预科，一年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平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始五年艰苦的走读学习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经受着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姜泗长便只身来到南京中央医院当实习医生。从此，姜泗长便开始在中央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沈克非和副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胡懋廉两位严慈相济的师长教育下行医做事。1939年姜泗长来到成都“中大、齐大、华大”三大学联合医院的存仁耳鼻喉科成为住院医生，开启了耳鼻喉科的职业生涯。不久，经胡懋廉教授举荐，入职中央大学医学院。1941年7月，中央大学医学院结束三大学联合医院的合作协议，与四川省政府在成都正府街122号联合组建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公立医院。戚寿南任院长，胡懋廉为副院长。姜泗长跟随老师胡懋廉创办了附属公立医院的耳鼻喉科，1942年提升为讲师。他在胡懋廉教授带领下，在完成大量临床工作之余，积极想办法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他们在无主坟中捡拾颅骨，收集可以找到的标本，仅凭一双手，在成都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耳鼻喉科实验室，打下了扎实的解剖学基础，并开始琢磨解决临床上遇到的问题。他曾尝试设计制作了一把用于诊断眩晕的铁转椅。为了制作这把转椅，每天一下班，他就往铁匠师傅那里跑，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他甚至与铁匠师傅抡着大锤，拿着火钳敲敲打打。为此，前后共花去了半年时间和自己节省下来的15元生活费。后来，这把转椅伴随着他频繁调动四处迁移走过了半生的从医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懋廉留在了中央大学医学院与四川省政府联合创建的公立医院，任医院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姜泗长则跟随中央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人员回到南京。战后南京满目疮痍，断壁残垣，杂草丛生。两年后，34岁的姜泗长被提升为副教授，开始全面主持耳鼻喉科的各项医疗工作。这时，恰好赶上国民政府给中央大学医学院5个美国医学援华助学金名额。为了让姜泗长顺利出国深造，胡懋廉携家人毫不犹豫从成都迁回南京，代姜泗长讲授耳鼻咽喉科学。
1947年7月，姜泗长抵达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他的导师林赛（J.R.Lindsay）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有名的耳鼻喉科教授。经过全面考虑，姜泗长决定以临床和科研问题最多、最复杂的耳科为主攻方向，把重点放在学习和研究颞骨组织病理学。为此，他在实验室制作和阅读了上万张颞骨组织切片。
姜泗长的不懈努力，渐渐得到了导师林赛的信任，成了林赛“法定”的手术助手。不长时间，林赛就把带教实习生的任务交给了他。更让姜泗长惊异的是，在林赛灵巧的双手下，当时中国被视为禁区的内耳由他轻松的在小小的听小骨壁上开一个窗户，一个个聋人就听到声音。这就是神奇的治疗耳硬化症的内耳开窗术。姜泗长认为，掌握内耳开窗手术对于一个耳外科医生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手术技巧，“耳”成了姜泗长所有精力和兴趣的聚焦点。于是，他决定对内耳功能及解剖进行深入的研究。姜泗长通过一次又一次或失败或成功的实验操作，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内耳开窗术的基本步骤。
在美国一年多的时间里，姜泗长在业务上有了全面的长进。导师林赛多次流露出想让他留在美国的愿望，但是他毅然决定于1949年初回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他准备利用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开创耳鼻喉科事业新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贫苦农民来医院看病的多了起来。在门诊诊治过程中，姜泗长发现因听力减退来医院的病人最多，大多数是因为中耳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后导致鼓膜大穿孔或听骨链损伤。在进一步诊治过程中，他又发现一些耳聋病患者和中耳炎没有关系，他怀疑是耳硬化症聋。而当时国内外文献记载，耳硬化症聋高发于白种人，在有色人种里罕见。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常常把耳硬化症聋误诊为卡他性中耳炎或耳咽管阻塞来治疗。经过统计，姜泗长发现每220个耳科病人中就有1个可能是耳硬化症聋。而要给这一推测下结论，必须通过手术才能证实。就在此时，安徽一位患者，听说姜泗长正在进行聋病研究，就写信来咨询。从病人叙述的症状来看，他认为可能是耳硬化症聋，便立即回信让这位患者来到南京。当时，能够进行听力测试的器械只有音叉。为了进一步取得客观指标，姜泗长从南京精神病院找来一台测听仪，就是用这台简单的仪器，为病人做了进一步诊断，病人具有耳硬化症聋的典型症状。
在美国，姜泗长在猴子身上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内耳开窗的技术，但毕竟没有在活体人身上做过这种手术。内耳作为禁区，到了内耳就接近大脑，如同在密密匝匝、纵横交叉的神经网里做手术。虽说姜泗长从美国带回了一套内耳手术器械，但除此之外，一切都是零，他没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在病人的反复要求和鼓励下，医生的责任感给了姜泗长勇气，他决心试一试。在决定为病人做手术后，他便加倍忙碌起来，查文献，到处收集并制作手术需要的器械。医学院的人发现，每个晚上教学楼的解剖室的灯一直亮到很晚。忙了一天医疗行政工作的姜泗长正在尸头上熟悉解剖标志。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都要熟记在心。他深知，第一例内耳开窗术能否成功，这将关系到成千上万的耳硬化症聋病人能否得到治疗。
1950年7月的一天，姜泗长和助手田钟瑞经过6个小时的苦战，中国历史上第一例耳硬化症聋开窗手术成功了。那时，对高难度的手术新技术、新方法的成功并没有新闻媒介来宣传，都是由病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的。全国各地耳聋病人涌向南京。病人下了火车，只要说是找姜泗长治耳朵，人力车师傅就会准确无误地把他拉到目的地。
在前人的手术理论基础上，姜泗长不断总结经验，从手术切口到手术方式甚至到麻醉，都一一进行了改进。当时，经过他改进的内耳开窗术的有效率为81.4%，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53年，姜泗长撰写的中国第一篇有关耳硬化症开窗手术治疗的论文发表在创刊不久的《中华耳鼻喉科杂志》上。内耳开窗术的成功，打破了国人所谓的“内耳禁区”，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这一年，姜泗长夜以继日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临床耳鼻咽喉科学》，填补了国内空白。另外，参加了中华耳鼻咽喉科学会筹备会。
伴随着南京解放，中央大学医学院更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由生理学家蔡翘任院长。因人事变动，南京大学附属大学医院院长一时空缺。为保持医院正常运转，在工会的组织下，采取了全院师生民主提名、投票的方式，推选姜泗长为附属医院院长。在他的建议下，血液科主任宋少章与消化科主任张学庸任副院长。上任伊始，新旧交替，经费使用、医疗行政等事务千头万绪。要干就干好，否则就不干，这是姜泗长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他不仅要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还要考虑医院的发展，他开始感到责任重大。除了行政管理工作，每天还有100多个学生等着他去上课，成百的病人等着他去诊治。他天天忙得像打仗，留给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看书、备课只能从睡眠时间中索取。姜泗长的管理才能在建设医院的过程中不断显露出来。他逐渐成了一位受人尊敬和信任、廉洁奉公的院长。
1952年12月，南京大学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4月，为响应中央军委《关于军医大学整编的决定》精神，第五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的大部分人员、仪器、设备迁往西安与第四军医大学合并，组建新的第四军医大学。至此，姜泗长在我院度过了16年人生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为其以后学术发展和行政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姜泗长任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兼耳鼻喉科教研室主任5年后，于1959年又服从命令辗转北京，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姜泗长常说：“我一生希望做好两件事，一是做好一名好医生，二是做一名好老师。”为了实践这两句听似平谈的话，姜泗长一生呕心沥血、奋斗不息。他作为一代名医，一代宗师，可以说一生辉煌。1993年9月10日，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命令，授予姜泗长同志“模范医学教授”荣誉称号，江泽民为祝贺姜泗长从医55周年暨80岁寿辰亲笔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耳鼻喉科学第一位院士。1975年12月至1976年9月，作为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参与了毛泽东主席的医疗抢救工作。 他因出色完成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任务而多次立功受奖。
姜泗长是东南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发展史上一座永远的丰碑，让我们共同缅怀医者先贤，传承济世薪火。
（文字整理 / 刘岐山 何志方 刘必成 图片翻拍/曲钢 文献支持/杨明芳 审核/余家仪）
主要参考资料
[1]张晶平.姜泗长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章英.姜泗长 13亿中国人的耳鼻咽喉科主席[J].中华儿女,2011(14):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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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春雨.名医风范——记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姜泗长教授[J].国防,2000(01):31-32.
[5]李银平.“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记我国我军著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和创始人之一——姜泗长教授[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1999(08):4-5.
[6]耳鼻喉科学家姜泗长[J].科协论坛,1998(03):20.
[7]姜泗长.我的回忆──行医55年的经验与教训[J].临床误诊误治,1997(03):129-130.
[8]著名耳鼻咽喉科专家姜泗长[J].临床误诊误治,1996(0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