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南京大学哲学系邀请，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先生，于2024年4月19日下午在哲学系楼401报告厅做了题为“比较逻辑学研究中的‘动力因’问题”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逻辑学科带头人、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张建军老师主持，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周爱群老师、系主任王恒老师以及王克喜、翟奎凤、张顺老师等出席，哲学系及其他院系百余位师生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王勇老师首先表示很荣幸在他所敬仰的南京大学哲学系与大家交流研究心得。他指出，本讲座所体现的研究心得，与他和南大张竹明先生就亚里士多德哲学名著《物理学》的交流密切相关。他深情地回顾道，2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了读懂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接触到了张竹明先生翻译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中的《物理学》一书，从此长期阅读钻研此书，并曾就“偶性”“因偶性”的翻译与理解等问题登门求教，得到张先生的热情接待。张先生就王老师关于该书译者前言中的疑问，结合其从1962年到1979年长达17年翻译研究《物理学》的艰辛劳动及其后续研究新成果予以释疑解惑，并高度肯定了王老师运用中国哲学中的“耦性”概念与亚氏思想做比较研究，以及借此展开比较逻辑与比较哲学研究的努力。王老师指出，与张先生的交往不仅对他理解《物理学》中的思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且也深刻体认了南大学人的崇高风范。
基于这段经历的介绍，王勇老师展开了“偶性”与“因偶性”这一对概念的探讨，他通过引用《物理学》中包含这两个概念的一段论述来说明其重要性，并认为这是理解此书最为核心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把不同事物之间互相影响的前提，界定为“偶性”与“因偶性”的相互作用。而要正确理解“偶性”与“因偶性”，就不能仅局限于“四因”中的“质料因”和“形式因”，必须结合“动力因”和“目的因”加以阐释，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应当是“动力因”，而不是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形式因”。另外，“偶性”与“因偶性”这对概念还牵涉“纵向抽象”与“横向抽象”的区分，前者是指对同属性事物内部建构因果关系的抽象，后者是指对具有不同属性事物之间影响或联系的抽象。王老师强调，在他本人的研究中，一直都把“纵向抽象”与“横向抽象”的问题放在比较逻辑学与比较哲学的重要地位。
在上述引论铺垫的基础上，讲座通过三大古代逻辑（希腊亚氏逻辑、印度因明、中国逻辑）的比较研究，一步步论证了比较逻辑的研究重心不是逻辑“形式”（形式因），而是逻辑“动力”（动力因）这一核心观点及其应用价值。
在讲座第一部分，从古希腊逻辑切入，王勇老师主张将因果关系中的“因”区分为“本原意义的因”与“属性意义的因”。因（aitia）的“本原（arche）意义”可以利用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所说的“阿派朗（apeiron）”，即“无限”或“无定”来理解。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作为本原的因之“无限性”，王老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打开一瓶水，将水瓶微微倾斜，瓶中的水流到了地上，于是他向同学提问：“水为何会流下来？” 同学回答是因为“重力”。而王老师指出，除了“重力”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无限多的原因，比如“水的粘度系数小”、“温度适宜（否则水可能结冰或气化）”等等，人们之所以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原因来建构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己的背景信念。
“属性意义的因”是指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对本原意义的因通过“四因说”以及“三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属性化的结果，其中“动力因”和“目的因”是准确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关键。王老师强调“目的”不是“结果”，“目的”要变成“结果”需要“克服阻力”，而“克服阻力”就要“动力因”的参与。如果“动力因”充分，那么“目的”就会变成“结果”，然而很多时候如果“动力因”不够充分，那么就会得到一个“偶然呈现”。王老师通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对“实无穷”的否定，康托尔对“实无穷”大小的证明，以及罗素悖论、公理集合论和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论述了“本原意义的因”与“属性意义的因”的“非兼容性”。如此一来，也可让“休谟问题”得到清楚呈现：事实推理只有包含着“信念”的本原意义的因果关系，才会有“必然得出”的意义。
基于以上概念澄清，王勇老师进一步提出将“偶然”区分为“形式偶然”和“动力偶然”（简称“形动偶然”），这样区分能够更有效把握“目的与结果”“偶然与必然”“主动与被动”等范畴中“动力因”的作用过程。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形式是推动者克服阻力推动质料向目的运动过程中偶然的呈现，“目的”变成“结果”需要“行动”（动力因）。正是这种“行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最终为反思能动的“实践”开辟了道路。而康德对亚里士多德“没有内容的形式”的误解，导致了他只能以“形式因”来建构“二律背反”中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包括涂尔干在内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关注到了因果关系的偶然性问题，即探讨了“因果关系是否排斥一切偶然性”的问题，但没有真正解决。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依赖关系”的理论，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指明了根本路径。
王勇老师介绍说，张建军教授建议他关注哥德尔晚年关于内涵逻辑的研究，使他看到了哥德尔与本项研究相关的许多深刻思想。晚年哥德尔关于康德哲学“只是把一些既不准确又未达到纯思维深刻洞察力的拼版‘草率’地凑到一块”的评价，是值得我们认真理解与思考的，这与康德对“没有内容的形式”的误解密切相关。实际上，即使罗素所谓的数理逻辑“这门纯形式的学科”中大量的表意符号本身，其所表之意难道不也是内容吗？没有内容的形式只能是虚无！王老师认为，现代逻辑关于“外延偶然”“内涵偶然”的分类，更换为“形式偶然”“动力偶然”或许更好，更能有效把握“动力因”的作用机制。
在讲座第二部分，王勇老师运用上述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对佛家因明逻辑中的因果论进行了独特阐释。王老师强调，佛家之“佛”非“神”，它既不是指柏拉图意义上的“造物者”，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推动者”，而是“觉悟者”。在对“无限”的追问中，因明求真明理追问的是生命觉知中的缘起，即所有“因”的“变化”，其中的因类似于阿派朗的“本原”意义上的因。从“盲人摸象”的故事我们更能领悟到，不同人摸到大象的不同部位其实只是触及到了不同属性的因，而更重要的是心中要建立起大象整体的观念，即本原意义的无限因。有了无限观念的因，才能得出必然性意义的因果关系。
王勇老师认为，佛教因明研究“无限”的方法，可从法称和陈那两位大师入手，王老师主要介绍了法称的方法。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法称将因分为“三正因”：“自性因”“果性因”和“不可得因”（或曰“未缘到因”）。“自性因”是指因与所立是同体关系，比如“此是树木，是沉香树故”，沉香树本身就是树，所以可以证成宗法。“果性因”是指以果的理由推测因，比如“他山有火，已有烟故”，火被山挡住可能看不见，但可从升起的烟推测出有火。“不可得因”（或“未缘到因”）是指主体认知不足或客体定无而无法得到的因。王老师指出，法称所说的“果性因”与“不可得因”相互兼容指向“无限”，比如：“烟”之所见，非眼所见；盲人有眼，何以不见? 这里，经典逻辑赖以存在的“类”被“破”了。“果性因”不同于汉传唐疏之“了因”，“唯识无境”“如灯照物”。
在讲座第三部分，王勇老师对中国古代逻辑中的“动力因”研究进行了分析。中国逻辑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周易》，其中的阴阳是人类最早的符号逻辑，精微至广大，三千多年来生生不息，从未中断。阴阳将本原意义的因转化为永恒运动中互补意义的依赖关系，此种关系通过“在场”事物的“横向抽象”（如五行、八卦）分离出具有强制意义的依赖关系，即所谓的“因果”。关于中国逻辑的主体内容学界至今尚有争议，王老师认为，其高级形式应是北宋王安石所概括的“耦中有耦”：“不同元素的同一属性是两两相对的”，且“每一元素的不同性质，如‘气’与‘味’之间也存在着对立”。”根据“耦中有耦”可以发现“耦性”兼容着属性意义的因和本原意义的因， “耦性”可通过范畴的运动消解悖论，克服亚氏逻辑的离散性，进而保证理性思维推理、论证过程中的连续与自由。
王勇老师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扎根于中国逻辑，其“差异就是矛盾”的思想，既有中国哲学重“横向抽象”为特征的自由进取，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区隔；同时又有黑格尔哲学由“纵向抽象”演绎出的“量变质变规律”，以及“新生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的执著。这种中西传统辩证法融合产生的崭新的第三种辩证法，实为当代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逻辑思维工具。
王勇老师曾经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博士后，在讲座第四部分，王勇老师阐述了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战略学研究与当代战略思维的意义。战略学研究是寻求目标与事实之间的规则与动力，其目标遵循有限性原则，有限性是有效性的保证，这一点与“未来学”以及所谓的“玄学”有本质的区别。战略目标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责任人、时间限制以及可以清晰描述与计量的结果。关于“事实”的取舍，战略学不同于人口学、统计学研究中的“惯性”“趋势”，也不同于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假设机制”及“社会事实”，它需要的是能与战略目标建构因果关系的具体的“事实”，因而因果关系中的“动力因”的传递性、持续性对战略牵引、战略循环的影响就有条件成为战略管理的重要抓手。战略管理实质是动力无限性与目标有限性辩证关系的把握，关键在于化被动为主动。面对“无定”，“形式偶然”是主体相对稳定的“意图”或“目标”，“动力偶然”是“事实”与“意图”之间克服阻力能动的无限求索。面对偶然的逃逸，“形式偶然”是“动力偶然”的现实呈现，战略管理需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幽暗中发现光明，进而实现对“形动偶然”的有效捕捉。
在讲座最后，王勇老师作为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远望15年中国发展研究”课题组成员，运用其关于“动力因”研究的成果，生动阐释了当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应有的思考：“战略研究的本质是动力无限性与目标有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把握，关键在于化被动为主动”。王老师所撰“中国应否设立本世纪末20亿的人口发展战略？”白皮书，已于2023年10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并得到了广泛关注。
在讲座的评论与问答环节，王恒老师首先发表两点感言。一是知识与视野的拓展。他对王勇教授深厚的学识与独到的见解表示敬佩，认为该场讲座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对一系列关键哲学概念的新颖理解，不同于以往“原因与结果”的表述，王勇教授抽象出“目的与结果”的核心命题使“动力因”得以“敞开”，提出了许多挑战传统哲学认知的新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促使我们对许多哲学问题展开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二是逻辑、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王勇教授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逻辑与哲学确实可以放到更大的社会科学范围进行讨论。不仅可以对诸如人口问题、社会制度理解提供分析，也可以为国家的战略性发展提供理论思维工具，从而发挥诸多学人所期望的经世济用之功能。随后，翟奎凤老师结合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发表了他对于动力因研究的相关见解。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神”这一观念的讨论有许多内蕴着王勇教授所阐释的动力因的讨论，比如《周易》里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宋代哲学家张载认为“神则主乎动，故天下之动，皆神为之也”。王克喜老师也发表了简短的评论，他指出东西方逻辑的差异是比较逻辑学研究的重心，以往的研究基本只关注形式因，而王勇教授从动力因角度所做的研究，使我们更能够关注以往忽视的“目的”与“结果”等问题，这有助于因明逻辑和中国逻辑的相关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王勇老师对三位教授的评论表示衷心感谢，并就在问答环节中同学提出的“拥有无限内容的命题表达式本身是内容性的还是形式性的”这一问题做出了详细解答。他阐明内容与形式永远是对立统一的，不存在没有内容的形式，也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内容。而若从康德主义的角度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会造成极端性误解，这种误解对于实际生活与学术研究都有一定伤害。王老师以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与德国近代历史为例，说明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的道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张建军老师在主持讲座的过程中，对王勇教授的生动精彩的讲座和师生的评论与研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场讲座与讨论凸显了比较逻辑与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希望能促使更多师生投入到相关研究中来。张老师指出，王勇教授通过上述动力因研究所获得的战略学与战略思维成果，不仅应用于本次讲座最后讨论的当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也典型地体现在他关于“寺家关系”“寺家网络”的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应用于其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战略管理之中。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深刻体会，王勇教授对逻辑与哲学的基础地位与社会文化功能形成了系统、深刻且独到的见解，并致力于推动国内逻辑与哲学事业的发展。张老师介绍了“南京大学‘疆生’逻辑与哲学发展基金”的签约情况，得到师生热烈欢迎。周爱群书记、王恒主任代表哲学系全体师生对王勇教授表达衷心感谢。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人：胡嘉伟（南京大学哲学系 / 逻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