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并非历史上固有的术语，不见于中外古代典籍。
19世纪末，德国历史地理学家里裴迪南·冯·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使用德语词die Seiden Straβe即“丝绸之路”，来表述古代从中国经中亚前往西方的商道，此术语被各国学者接受，遂有了英语the Silk Roads, 法语La route de la soie和俄语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等，其意义也渐次宽泛，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概念在全球的推广，得益于近三十年前，即1988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马约尔（Federico Major）发起的一项“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其中主要项目就是“丝绸之路”考察与研究。
起初在制定规划时，各国专家在讨论过如何命名时，有些学者提出，古代东、西方之间海上商路所转运的大宗商品多为香料、磁器等物，因此应该称为“香料之路”（Spice Routes）或“磁器之路”(Porcelain Routes)计划。
但是包括中国在内更多的学者认为，古代东方与西方各民族之间，除了商品和物质交流外，还包括文化交流。
如佛教、祆教（Zoroastrianism）、聂思脱里教(Nestrianism)、摩尼教（Manichaeanism）、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东传，也含有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武器的西传等内容，如果使用 “香料之路”或“磁器之路”之类的名称，因为过于具体，反而限制了项目自身的意义。
而丝纤维细长莹亮，不但象征古代各国人民跋山涉水、克服艰难的涓涓细流式的交往，且丝织物自古在各地均深受欢迎，再则“丝绸之路”的概念已在学术界广为使用近百年，是唯一含义最为丰富的术语，因而最终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采用。
▲“丝绸之路”路线图
“丝绸之路多国综合考察”是该项目的主要内容。
我受国家委托，三次作为中国专家参加了“海路”、“草原之路”与“游牧/阿勒泰之路”考察。
“海路”自意大利威尼斯至日本大阪，于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间实施。
国际考察队乘船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行程1万3千余公里，经停并访问了希腊、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文莱、菲律宾等十余国，进入我国广州与泉州，再航向韩国与日本。
在这次考察中，我曾先后被推举为国际考察队副队长与队长。
“草原之路”考察于1990年4月－6月间实施，全队人员自莫斯科飞抵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换乘汽车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思斯坦，至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结束，行程8千公里以上。
“游牧/阿勒泰之路”于1992年夏在蒙古国举行，自乌兰巴托启行，飞经蒙古高原西部，抵达阿尔泰山脚的科布多，再沿陆路向东车行返回乌兰巴托，行程近3千公里，为时20余日。
▲“丝绸之路”海上路线
考察途中，我亲见沿线各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对“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情与重视。
在海上丝路考察时，地处海湾的阿曼国王卡布斯苏丹将自己万吨级的豪华王家游船“和平号”无偿地提供给考察队全程使用，还配备了全部的驾乘人员。
到达阿曼后，在其首都马斯喀特的重大庆典上，国王亲自出席讲话。
考察船到达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仑坡后，欢迎的人群挤满街头，该国总理维杰通加亲自主持欢迎仪式。
在菲律宾，考察队受到时任总统的阿基诺夫人的接见。
意大利一家餐饮公司免费提供考察队在船上长达四个多月的全部饮食和服务人员。
日本的“朝日“与韩国的“文化放送”电视台分别为考察活动提供了总额达250万美元的赞助。
在蒙古国，考察队到达时乌兰巴托时，适逢国庆大典，全体队员被作为上宾接待，参加观礼。
在中亚，我们还路遇当时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视察的车队，当地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后来独立后皆成为国家领导人）皆出面主持学术活动。
所有各国东道主都周到地安排考察队参访有关遗址、少数民族社区、博物馆、图书馆或大学，在现场组织当地的专家讲解答疑，各国不同专业的学者当面交流讨论。
▲刘迎胜据自身经历，写下《丝绸之路》一书。
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我国与周边世界自古存在的平等的贸易与人文往来，渐次被西方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所取代。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学术界有关世界的知识主要来源，转为西方媒介与出版物，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了解渠道也大致如此。
这几次多国实地考察的深远意义在于，使丝路沿线各国学者间重新有了直接联系，相互了解了各自对古代东西往来的想法与其学术成就，重构了东方各民族间曾经存在过的学术共同体，不但古老丝路重新辉煌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今“一带一路”研究的新起点。
教科文组织的这些活动，对“丝绸之路”的概念走出书斋，进入社会大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丝绸之路”不是中国的独脚戏，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
任何一种文明发展与进步之顺利与否，除了内在自在动力以外，相互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美洲大陆的原居民可算是典型的例证，尽管他们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因为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在“大航海”时代之前，除金银之外，一直没有进入金属工具时代，既不知车辆（因无圆形轮子），也没有大牲畜。
“旧大陆”（亚、欧、非三大洲）的古代文化中，西亚、北非与南亚古代文明中心之间，因距离较近，自古便有一定的联系。
但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从中国前往世界其他文明中心非常不便，需经过漫长的海路或陆路，花费更长的时间，消耗更多的资源。
这实际意味着，古代中国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看，对外交往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丝路沿线各民族人员要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阻碍，长途跋涉，往来于途呢？
首先是人类皆有追求新知的好奇心，以及对更美好事物的自觉追求。
“丝绸之路”源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远古的人类集团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思想与文化，创造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生产不同的产品。
古代东西方之间虽然交往困难，但毕竟通过种种直接与间接的渠道相互知晓，进而互相吸引。
作为东亚古文明的主要源起的中国，地域辽阔，北方人民在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下，发展起以粟为代表的旱作农业；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则利用当地的野生稻资源，发展出稻作文化。
由于这里四季分明，地处西太平洋季风带，降水充沛，环境宜农，使上古居民能够在仅有简陋劳动工具的条件下获得较为稳定的收获，因此其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远高于与之相邻的西北部荒漠草原地区。
同时因为南北之间没有自然屏障，其陆路面积比尼罗河下游、两河流域与印度河中下游的总和还要大，因此古代中国人口繁衍的速率远高于上述其他三个古代文明起源中心，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世界罕见的“巨型人口-经济复合体”。
其丰富农业、手工业品，活跃而高度发达的经济与商业，吸纳其他国家产品的市场容量，国家机器的完备，社会治理之有序，文化之发达，接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热情，以及没有海外殖民、掠夺与控制他人欲望的传统等，使得中国在历史上以其有形无形的力量，长期扮演着推动着东亚历史的前进火车头的角色，因而历朝历代皆将对外交往置于重要位置，出西域、下南洋的使臣、商旅不绝于途，同时丝路沿线各国乐于与中国交往，香科、土产、纺织品、手工业品等大量运销而来。
在几次考察中我们反复见到的沉船、遗址、陶瓷器、香料、各种手工业品、手稿与文献等，无不见证了这段在各国官民长期共同推动下形成的和平往来、互通有无的交往史。
今天，中国这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巨型人口-经济复合体”再现于世界舞台之上。
我相信，重温过去的历史，有助于各国理解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善意与和平共赢的理念。
（作者南京大学教授，博导，著有《丝绸之路》
（来源：《博鳌观察》201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