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下海”写南海 创造新议程
——南海问题解决的下一步
周雷：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紫金传媒智库双聘研究员
南海仲裁案公布之后，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立刻租了一艘船，跑到菲律宾的海域体验一下中国的“执法”和“海上秩序”，并用短视频、文章、图片的组合方式，对南海现有的秩序进行了现场描述和评论。
与中国大部分南海文章都在陆地、办公室、电话采访生成相比，中国的南海事务报道，再一次暴露了机制、体制上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不足，除此之外记者团队海外跨学科兵团作战和单兵突破的能力也显得不够。
当然，这并不是要再批评一下本已经镣铐满身的媒体圈，我想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海外事务研究和报道学科集群，中国的水平到底差何处，应该如何提高?我在此想通过自己在缅甸、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短期调查的见闻来反思一个知识意义上的新增长点和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方式。
我首先想检讨一下人的问题，中国在研究海外事务的人，总体可略分为如下人群：第一种是在各大海内外高校的师生，他们因为接触资料方便，可以迅速有效的进行各种舆情类、现场观察类、专家访谈类的信息捕捉和搜集;第二种是企事业单位、外交部门的海外驻外职人，这些人通常有具体任务和具体任期在身，他们一般是一个海外游历和海外资历积累的状态在外“浅浮”;第三种是长期或短期派驻在海外各地的记者和调查人员，他们因为报道体例、媒体类型、话语能力的有限，通常只生产有限形式的专题文本。这里不包括中国的各类特勤人员，因为他们的文本极少有机会流出，可以成为阅读和研究的对象。
中国缺少另外三种人：第一种是长期在海外独立开创知识基业的财团和知识集团，英美欧日等国家系统培养的人类学海外文本就是一种“知识集团”，英美的各大基金会也是另一种常见的知识集团，他们负责解释、理解、建构一个“西方”知识意义的世界;第二种是通过大量人脉和本地语言执行的原创型研究和知识输出/入，并直接在海外属地形成独特接受度的知识融入型工程项目或标识性文化项目——例如军港、运河、基地本身，最初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工程形态，以色列的古代军港和商港残体，都成为了独特的世界级文化遗产;第三种是对于特殊人群和特别事件的长时间跟踪研究和浸泡式研究，例如藏独群体、ISIS、脱北者、欧洲妓女、东南亚毒品网络、缅北的游击者、泰国北部的缅甸低下层人群等。
具体到南海事务，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常见的三种知识人群生产了英美欧日话语体系下的反击型、反驳型知识;各种基本常识加现场目击的阐释型文章;各种采访所谓主流专家的分析型战略预测型文章。但是基本上没有从海边、岛上、军舰里、南海抗议群体中、仲裁法庭内、海外政府内部、海外媒体编辑中心、海外记者群体内部调查基础上的文章。
中国的各类智库和研究机构，热衷到发达国家去第一落点和发布信息，同时以笼络、邀请各种发达国家的各类“旋转门”人群参与会议勾兑为荣，以发表在核心欧美媒体报章的短篇长论为荣，以参加各种发达国家组织的对话会为目标。但是中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传播、军事地理、经济学等海外事务直接相关领域的海外对话、写作、建构能力又相对有限，造成大量的信息泡沫，同时留下诸多信息真空。
与此同时，我们失去了南海这类起于政治布局、发自民间、酝酿于知识界、发酵于社会各界海外事件的真正根基：民间知识、现场动态、人心项背、声音多元。
在南海事务这种复杂事件上，其实并没有整体性的越南人、菲律宾人、美国人、日本人，我们的知识人首先要防止国际对话中原子化、单一化、浅薄化、极端化。中国的知识人，作为一个整体和集群，应该生成自己的问题、分析方法、解释路径和认知目标。
要有一个发达、成熟、分化、有的放矢的海外知识市场和策略生成人群，中国首先要有对外事务的“根”意识：外交部这类机构也要有“根外交”计划，重大经费应该向海外基层深度研究、文化落地设计、社区项目改善、海外投资责任、文化融合等方向倾斜，培育中国的文化方法论。避免用丑陋、单一、能源型、基础设施型、资本型、中低端产品、复制模式的资本输出方式;培育高水平的亚洲“亚域”(Sub-region of Asia)科研中心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心。越南的新中产、低收入人群、越南版的“富士康人群”;马来西亚的赤贫阶层、穆斯林人群;菲律宾的贫民窟民粹、殖民记忆和遗产、商业寡头;缅北的僧侣、穆斯林、“半华半缅”、民族独立抗争群体等。这些人和对象应该投入更多的研究团队和注意力，而非都躲在发达国家的高校、智库、上流机构做访问学者，靠藏书、看报纸电视上网、有限的社交来写各种对策策论。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读者——甚至海外读者能接收的主体、主题、声音存在单一性的问题，往往只有抽象的概念和议题，没有基于具体的人和网络状生成的问题发现或提出，情绪流布而缺少理性。这些问题都出在海外事务没有知识之根和扎根之群。
具体的建议可以如下操作，不限于南海问题，也不限于东南亚，而是整个中国海外事务：
第一，鼓励小语种、小群体的深描个案研究，尤其鼓励研究与社区落地、文化交流、跨文化传播互动的项目研究。
第二，涉外部门——无论是国有企业和部委长期外派，还是短期任务，都必须配备海外事务专门人才，尤其是语言类、宗教类、人类学类、社会学类人才。驾车要有驾照，海外事务推广和落地，需要有基本的知识准入。我在缅甸中缅油气管道地皎漂采访时，当地的项目人员在本地餐馆吃饭，大声喧哗、酗酒，并用粗滥的英文粗暴使唤当地服务员，几乎被人视为公害而不自醒。即使中缅油气管道修建的没有瑕疵，只要有这样素质的中国人在现场，中国都会遭遇重大文化和经济损失。
第三，所有的海外项目，除了常规的项目设计、环境总规、法律合规之外，还必须要有社区影响评估、信息公开传播设计、文化责任和风险评估;发生重大文化、传播等重大责任事故的企业、团体、组织和个人，都应该有相应的惩罚、教育措施。
第四，延长海外事务人才的培养时限，国际传播、国际关系、人类学、国际政治、国际法、跨境族群、国际犯罪等涉外事务专业的学生培养，应该至少在海外完成一年学习，并延长一年的海外实习，参加此项目的本科4+2，硕士3+1，博士3+2学生，应该国内和海外人才聘用中增加特殊待遇，并在录用及职称考核中优待。
第五，鼓励中国的高校与中国海外企业、海外政务系统，与驻在国机构合作设立基于当地文化原生地、基层、少数族群区域的原创型、主题式科研机构和联创机构，让中国知识界的知识生产整体下沉。
第六，生成自己的研究议题和媒体议题。监控并细致描绘南海周边国家的城市化、海洋养殖、工农业污水，对南海九段线海域的污染，同时加大对海南省本身生态问题的设计、关注和处罚，避免自己污染核心海域;针对日本福岛核辐射对南海海域的影响长期研究，并进行周边国家的生态影响深度跟踪调查;调查因美国各类军事航行的资源消耗，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对当地资源环境的重大损耗。研究美国所有驻军海域的污染和生态恶化情况，并做此类主题报告《美国亚太再平衡下的环境失衡和文化撕裂》。
第七，加大科技和设计投入，在中国既有海岛的建设和维护过程中，避免过度使用钢筋混凝土、污染式吹沙填海，生态破坏式陆域吹填;研发海底城市、漂浮型城市、“新型混凝土”(可降解“混凝土”)建筑等技术，实现中国南海及近海新增建筑的完全绿色、视觉美观、民生维护和生态可持续。
（来源：《共识网》 2016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