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双聘研究员
威廉-克拉克在《象牙塔的变迁》一书中，提到了现代大学的宗教起源：从物质材料上看，主讲人的座椅，是一把主教椅(cathedra)，这也是后世教席概念的来源，正是因为讲授与主教布道同源，所以座椅所在，便是大教堂的处所，所谓的cathedral，与此同时，教授职位的薪俸源自中世纪教士的圣俸(canonry)[1]。
如果搜索北京大学前身燕京大学的图像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教室几乎沿袭了西方的这一宗教形制，教室的黑板上方贴着“以马内利”和“救世真光”。从这个意义上，教育之教，教化之教，宗教之教都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我们在现代教育的宗教形制里面可以看到几种支撑的架构：实验室和图书馆。大学培养的人，在中文的语境中，是经过知识之思和卡里斯玛陶笵中浇筑出来的适应之人，这也是师范之范的原意。如果与西方更多关联，教育的原意是让知识的圣光照亮和点亮，即所谓的enlightened。从中可以看出，范型式的教育，强调一种崇高的理式和理识，仿佛是柏拉图式的idea，所有的知识能够继续传递，是因为受教育者从教育者这里领受了一种原式、范式和基模，这个被训练过的受教育者可以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向下的传递和浇筑。如果从启蒙和照亮的角度来看，这个知识或学术卡里斯玛是一种从外向内的到达，所有潜在的知识似乎在受教育者当中已经存在，只是处于阴晦和矇昧之中，教育的光火将这些寐晦之气驱逐，以至于受教者可以茅塞顿开。
克拉克还提到了现代教育的另一种特征，那便是贤能治理、官僚化、商品化、理性化等，并通过官僚行政体系的建立，形成一种以知识为依托的权威[2]。他进一步说到，colleg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ollegium，最初是指大祭司领导下的一个宗教团体，后指一种建立在成员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团体。
德国的现代大学则提供了另一种重要思想路径——官方主义(cameralism)，起初是一种重商主义流派，官房学在辛克(zincke)定义下是一种知识性和实践性兼备的科学，首先引进一个国家维持生存手段的条件，促进良好管理、法律和制度;同时通过经济学为学科根基，使统治者得以明智、审慎、正当且有技巧地建立、维持、促进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福祉和财富[3]。
此外，克拉克认为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也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特征，最初它来自宗教，是巫术的显著标志，一个卡里斯玛人物具有至高的权力，在术士那里，他的权威来源于其据称拥有的控制自然和人类的能力，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科学家在大众文化中近乎“巫师”[4]。
在教育系统中，通过学监、导师、院士、高级教授、正典(canon)，形成了一种结晶化或日常化的卡里斯玛。教材、课本、课程设置在仪轨上实际上是圣经正典的遗留，也就是大公教会公认的启示性经卷[5]。
以上的建制和承袭，它决定了现有大学的知识形构和格局，也就是在这个程度上，一种学术科层和官僚制精英主义教育诞生并得到延续。而在克拉克看来，官僚制精神就是一种彻底的耶稣会精神，官僚就是从属于国家的耶稣会士、国有神学家，官僚制是一个无人能逃脱的圈子，其阶层体系是一种知识的层级(hierarchy of knowledge)。
搞清楚以上的问题，我想请中国的同侪和知识分子来反思这些问题：中国的教育承袭了西方教育，是否也承袭了以上的官房主义、宗教精神、卡里斯玛模式和官僚知识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教育是否在进行一种反官僚、反官房主义、克服西方宗教植入和殖民的努力?尽管拥有这些宏大的目的，知识青年教育制度为什么失败?在赤贫阶层、知识底层群众、知识卡里斯玛阶序谷底中匍匐和徘徊的人群，当他们获得官僚、国家、重商主义等武器之后，是否在使用宗教、西方教育、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方式，在重新建构自己的神坛、大祭司、教宗、宗教卡里斯玛制度?其有效性如何?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反思两个问题，西方的教育还有一个更为切近的影响，那便是来自美国的二次传教(相对于美国的原宗主国)和宗教修正主义，美国一方面极为世俗化，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带有极强原教旨特征的文明和政治体系。清教主义、美国式文革(革宗主国和原来宗教迫害国的命;对发现新大陆以来屠杀、文化灭绝政策、黑奴制度的反省、理性化和去/非罪化处理)、美国式法国大革命(对全球范围内地区独裁者和传统威权者的厌恶)，作为一种平权、知识阶序重构的美国式教育体系，实际上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理解克拉克讲述的德国重商主义对教育体系的影响，那么在我看来，美国的教育体系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论源头那就是“庄子式”的爱默森、梭罗、惠特曼(浪漫主义)，以及“孔子式”的杜威、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它的词根实际上来自praxis，希腊语源的本意就是商业和行动，也就是在美国兴起了let’s do it, impossible is nothing式样的“doism”——独臆实用主义)，最终似乎实用主义占了上风，美国的积极实用主义、工具论、拜物教、重商主义造成了一种高级民粹形式。罗素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商业主义的哲学表述，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知识分子把劳苦大众的“庸俗”、“实用”、“渎神”、“人本”的诉求完全合法化和精细化了。同时，美国的官僚体系、知识独裁、执政工具异化，似乎都是在维持这种“渎神”的人本主义和人权体系——虽然美国人最常讲的就是上帝保佑美国。美国在完成了个体的无限夸大和能力膨胀后(可以称为humanoid augmentation，对人属性的超限延伸)，同时也将国家重新塑造成一种信仰和神学统治程序，并实用一种德国容克军阀/学阀模式来发展知识和统治体系，形成一种名为智库，实为一种知识神学化、极端实用化、认知工具化的高等级“人神统治模式”，可以称之为homo-theodicy。
那么我的问题是，对于美国几乎生出无限迷恋，同时也随时挞伐的中国，是否在重复一种美国化中国社会的举动(Americanize China)?中国自文革以来的实用主义、重商主义、去神化、世俗化实践，是否是一种隐约而不自觉的抄袭美国革命模式的举动?
联系到美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和阶序斗争升级，中国实际上在遵循美国实用主义精神鼻祖威廉-詹姆斯的名言：事实因念而起，它之所以成真，皆因行动和事件之故(Truth happens to an idea, it becomes true, is made true by events)。
（来源：《共识网》 2016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