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汉光，汉族，1930年6月生，浙江温州人，无党派人士，研究生毕业，教授。195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195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61年后，先后在北京电力学院、河北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学院任教，1981年被评为副教授，1987年被评为教授，1995年退休。曾任北京水利电力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华北电力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副主任、国际电磁场技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理论电工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磁场理论及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创建我校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是国内最早从事电磁场问题计算机方法研究的学者之一，国际著名“电磁场计算学会”创始人之一。上世纪70年代成功地在国产晶体管计算机上，用有限元法计算了电力设备的电磁场问题，将理论研究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解决了诸多电力设备中关键的电磁场问题，改进了设备的设计水平。四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邵汉光先生与他的学生们

真正有能力从事专业业务的人，不要搞行政工作；中青年教师，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了，才能为国家多培养人才。

——邵汉光

也许所有认识邵汉光先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儒雅的、内向的。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其实先生不仅非常聪明，同时还是位很幽默风趣的人。

先生从小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异。读高中二年级时，老师就让他批改高一学生的数学作业和考试卷。小时候好奇心特别强，喜欢动手实验。学了化学后，他用烧杯、烧瓶和试管尝试着用动物脂肪做肥皂，成功制做了防火木材，还曾用电解方法制取氢气、氧气。一次，实验中燃烧的火苗陡然窜起，险些把家中的房子给点燃了。上了物理课后，回家闷着头一阵鼓捣，把家中多年来未用的破烂收音机给修好了。但，他一生最钟爱的还是数学。

乍看先生持重、深沉的模样，还真想象不出他当年在浙江大学的读书时代，竟然是班里的宣传委员，还经常组织班里的同学们参加舞会。当然，他自己的舞技就没时间练习了，跳舞时常会不小心踩到对方的脚。

1950年秋，杭州市大中学生欢迎苏联首个文化代表团访问时，他担任了广场大合唱的“首席”指挥。

1952年，全国高校师生展开“思想改造爱国运动”，浙江大学党委要求各单位以多种形式进行教育活动。他脑筋里点子就是多，别开生面地带着同学们，来到浙江省军区文工团，与部队演员们联欢和座谈，那有不少他的高中同学，与他们座谈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和体会。这次形式新颖、年轻人相互间真诚的交流，使活动效果不错。

文革时，学校的教学单位不叫系了，很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地叫做“连队”。他当时在热自连队。大家一起合唱“团结就是力量”时，有好事者知道根底，叫喊：让老邵指挥。他都没犹豫，潇洒地站起来就指挥，一招一式的很有激情，很多人看呆了，实在没想到他还会这手。

1953年，先生从浙大电机系毕业，凭着成绩的优秀与平时良好突出的表现，他留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却大大出乎意料，他被直接选送到哈工大读研究生，跟着苏联专家学习。

离开杭州时，先生专门上门看望了浙江大学代校长王国松教授，向他辞行。

王国松教授，是邵汉光父亲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大前身）的同窗好友。王教授对他语重心长地谈如何做科学研究、如何写论文等等。王教授举例说：一个同事，花了几年时间，得出一项研究成果，但是很多年前就有期刊刊登过这个结果（当年只能依靠手工查询）。因为他漏查了文献，白白耗费了几年时间。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深记着王国松教授的谆谆教诲。

当年，根据中苏两国间政府协议，苏联除接收少量的中国学生去苏联读副博士外，每年还派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到中国来培养研究生，使他们成为中国今后工程技术、高校和科学研究的骨干。哈工大是新中国人才培养基地，先后来过四五十位苏联专家，每位专家平均带八位研究生。到哈工大读研的学生，被称作是“国内留学”。那时，国家每年只招收两百多名研究生，先生能被推荐去哈工大读研，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那年，全国各地发大水，不少地方铁路交通中断。他八月上旬从杭州出发，火车过长江只能在南京轮渡。一路上，被水患阻塞交通折腾，直到下旬才赶到哈尔滨。

现在从海口到湛江的火车，依然是用轮渡的方法。一节节车厢被慢慢推上轮船，长长的火车被分成几段。轮船靠岸，再一节节拉出来。这种方式在许多地方已经看不到了，若想找到一份童年的印记，也只有到这里来寻梦了。

如今，长江上矗立着无数的大桥。在舟山、宁波、上海、苏州、青岛等地还架起了壮观的跨海大桥。几十年间的变迁，几代人实现了建设祖国的梦想。今天恰好是建国64周年的国庆节，央视开始以“国庆记忆”，讲述共和国走过的一个个国庆节的故事。从先生求学之路的艰难，引申到国家近些年的飞速发展，即便是跑题，也请允许我们非常快乐的有意为之。

从温暖、潮润的江南到东北，他最不适应的就是气候了。

刚进十月，这里就开始下雪，到来年“五一”游行时，还要穿着棉衣。而他御寒的衣服，只有旧毛衣、毛裤和毛背心，连厚袜子和棉鞋都没有。那时他每月只能靠29元的助学金生活、学习，每月按规定先扣除16元伙食费，苏联专家规定研究生冬天必须吃蒜苗炒肉丝保证营养。剩下的钱，根本无法再添置冬装，只好向家里求援。母亲急坏了，赶紧到处去筹措钱款和布票买来棉花和布，请裁缝做了一套厚厚的棉衣棉裤，还有一顶棉帽子。这才使得年轻的他熬过了北国边城三个寒冷的冬天。

学校那时经常组织些文艺活动招待苏联专家。他会弹月琴，自嘲说是可以凭此手艺“骗”饭吃。那时他们的演出，是钢琴、二胡、月琴一起上。苏联专家都是西装、领带，打扮得很正式地出席活动。他说自己积极参加的原因，是因为每次活动快到12点时，就可以吃到食堂里吃不到的火腿肠、面包和奶酪。

说起这事，这会的他笑得真开心，我听着也觉得他会门乐器，真的很聪明。

那时，他们这些研究生可以看到很优秀的俄语原声电影，读苏联画报，听苏联歌曲，参加舞会。最喜欢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最爱唱的是《莫斯科北京》。这种语言环境的熏陶，使他的俄语口语进步很快。

苏联政府对在中国高校工作的专家的要求很严格，除了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外，还要去机关企业答疑，要举办具有前沿水准的科技报告会。

在哈工大带他的苏联专家布利里，是位学术水平和个人修养都很优秀的俄罗斯人。1956年初，布利里要在北京饭店顶楼大厅举办学术报告会，苏联专家管理部门还要对参加这天报告会的四位专家做出考核、评分和存档。正巧邵汉光和几位同学在北京收集论文资料，布利里就邀请他们一起参加报告会。

整整三年了，就这么一套棉衣过冬。没办法，他只能穿着到处打着补丁的棉衣棉裤，戴着破得不像样子的棉帽子，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北京饭店。

会场门口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看着这副模样的他，就是不让进去，怎么解释也没用。快九点了，布利里急了，到门口来找，才发现他被挡在门外，赶紧跑到门外，拉着他的手说：“欢迎你！”他也用流利的俄语，礼貌地问候老师后解释：“我早就到了，可他们不让我进去。”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布利里顿时瞪起双眼，用手指着那位工作人员的鼻子：“你想破坏伟大的中苏友谊吗？”把门的工作人员被批评的十分尴尬和难堪。

学术报告会使用俄语，没有翻译，进行得很顺利。尤其是布利里的报告，引起听众热烈讨论和掌声。最后，苏联专家管理部门的考核、评分结果，布利里的评价最高。

这件事，后来被京城的新闻媒体以《新社会不能以衣帽取人》为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那位工作人员。这段花絮后来还传到了他的家中，父母亲非常高兴儿子能这样大方地出席了这么重要的学术活动。

邵汉光在研究生毕业前后，静下心来泡了两年图书馆。充分利用哈工大拥有大量苏联专业书刊的便利条件，查阅了发电、电力系统、锅炉、汽机等相关文献，并做了详细的文摘。对苏联的《电》《电站》两种刊物，从当前的一期一直查阅到创刊号。在图书馆度过的两个秋去春来，为他事业的发展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一次，苏联专家组为企业作答疑，但对一些数据未能回答清楚。应邀参加旁听的他，很轻松地马上说出了正确数据。有些惊讶的专家忙问：“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数据的？”他很镇定：“是从你们研究所出版的书中得到的。”并顺便说出了书名、作者、出版社。在场也许读过相关资料的人，不只是他。但能清晰地记忆公式和数据的，怕就只有他这样的与数学和数据天生有缘的人了。

留校在哈工大任教的他，1958年在学校支持下，创办了全国发行的《动力经济学报》，并任副主编，办了两年。文革后到保定，又创办了《河北电力学院学报》，活跃了我院的学术气氛。

他任理论电工教研室主任时，一直注重理论电工教研室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注重科研学术团队的形成和壮大。青年一代教师的迅速成长，给他带来极大的喜悦。尤其是被称为电力系“四大名人”的崔翔、苑津莎、梁贵书、刘建新的脱颖而出，更使他欢欣鼓舞。称赞他们“风华正茂、德才兼备、俊彩星弛”，说他们都相当棒！

有了这样高起点的教学与科研梯队，我校理论电工学科在国内高校的地位得到快速提高。邵汉光说起来不由得眉飞色舞地特别自豪！当然，他在弟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

他很珍爱学生，珍惜每一个培养他们的机会。曾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资助了王敬国、袁建生、王海亭、梁明等五位学生出国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王敬国现在美国，袁建生现为清华电机系教授、博导。学校那时候派研究生去美国的路费，要一万多元人民币，没人给学生出经费。他自己去没有问题，还可以带回来稀缺的家电指标。可他是真的舍不得啊：“我省一点，学生们就可以多出去一个。”

他出访苏联时，舍不得花钱乘飞机，愣是花200元人民币坐了七天六夜的火车过去。他说起来还饶有兴致：“也好嘛！沿途看看西伯利亚的严寒，看看伏尔加河的流水，看看六七十公里没有人烟、没有房子的旷野和森林。”直到他被邀在荣毅仁的中信公司中作了顾问，由他们公司掏钱，他才第一次踏上去美国的路途。

不单单是舍得用科研经费培养学生，在名利和荣誉上，他也是公开主张：老师不要跟学生争荣誉。他淡泊名利、为学生的前途、事业着眼的宽广胸怀，使得我校理论电工的研究团队十分团结，这传统保留至今。

他有个35岁的女弟子刘晓宁，一起在电科院做了“SF6避雷器”项目研究，获得电力部科技进步奖。获奖人员可上报五人，电科院让我校报1人。大家都认为理所应当报他，毕竟是他带着完成的。可他坚持：“还是报刘晓宁吧，对她有好处。”

那时，1987、1988年分配到动经学院的研究生，不能直接评为讲师，但刘晓宁因为有这个奖项，评上了。先生到现在都为此高兴：“老师就应该替自己的徒弟考虑。”

1990年9月，他应莫斯科动力学院和列宁格勒工学院（现名圣彼得堡工学院）邀请，访问了这两所国际著名大学。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他详尽地参观了电力系各实验室，还在电工教研室作了学术报告，并受到学院领导的接见。在列宁格勒工学院，他参观了电工和电机实验室，与同行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座谈。

那些日子在电视上，两位苏联领导人面对经济生活中遇到的极大困难，激烈辩论“经济新思维”政策。于是，莫斯动力学院的外事工作人员向他询问：“邵先生，您认为他们谁对谁错？”邵汉光很智慧地作答：“我深信伟大的苏联人民，会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那位工作人员笑了，伸出大拇指：“您代表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我们民族的看法，谢谢您！”我则赞美：“您太有外交水准了。”

当时，苏联正面临解体，物资匮乏，甚至买面包还得排长长的队伍，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插队，也没有人吵架。人们晚间依然穿着正装和晚礼服，去剧院欣赏芭蕾舞剧演出。演出时没有人迟到早退，没有人喧哗，显得十分文明和有教养。

出访期间，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冬宫、欣赏了芭蕾舞剧《天鹅湖》。多年苏联文化的学习和浸润，尤其是二战中苏联人民不屈的浴血奋战，使得他很欣赏俄罗斯民族，称他们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那些天，动力学院的教授们有空时，便开着私家车，陪同他在广袤的森林里穿行，在城市里参观走访。

这样开放的文化洗礼，使得他的视野是发散的，心胸是开阔的。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着独特的思维和做法。所以，他招收研究生时，出的题目不太复杂，主要是看其思路对不对？有没有培养前途？

比如他的1979级研究生郑文新，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初中毕业后就插队了，大学课程是自学的。考研时，一些数学题没能算出来，但其解题的思路很清晰。他克服困难录取了他。被录取读研的郑文新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读书很努力，成绩很快就上来了。硕士毕业后，郑文新接着考上了瑞典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后获得瑞典工学院博士学位。郑文新毕业典礼戴博士帽时，瑞典国王也获得博士学位，两人正巧同台接受了博士证书，成为当时媒体的一段趣话。郑文新现在国外发展得很好。

邵汉光难能可贵的是，一生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

他刚开始搞计算机时，是外行。第一次上机用的是最古老的电子管计算机，这个大家伙有几千个电子管，若其中一个电子管损坏，整台机器就不能工作。用来解一元二次方程，要在两位教师帮助下，搞一个下午才能算出来。接着用的是电科院的晶体管计算机，要穿孔带，动作也慢，还要技术人员配合计算。那时，没人看得懂程序算法语言，问都没处去问，只能自己反复捉摸。

还是杨以涵拿了本《有限元素法选讲》给他：“老邵，你看看这本书。”他一头扎了进去，开始利用计算机来做电磁场研究。花了一年的时间，把“有限元法”程序调了出来。

他给学生讲《有限元素法》时，只有崔翔就程序中的两个问题提出质疑：“别的都听明白了，可这两个地方是怎么回事？”他高兴了，真正听得懂就是崔翔了。因为那两个地方是他故意“藏”有马虎眼的。于是他兴奋地夸他：“你听懂了！”

平日里，他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研究中，生活上就很随意了。他的朴素和节约也是在学校出了名的，总是院里最后几位购买家电的。

一次，一位研究生到他家中答疑。看到他家中用的是从学校租用的简易书架、两张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一张双抽屉桌。唯一的一把藤椅还只剩三条好腿，另一条腿是用竹杆和铁丝捆绑住的。那同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迟疑了好一会，才诧异地问：“邵老师，这是您的家吗？”

也正是这样甘于清贫、甘做人梯的他，潜心培养出了我校一代具有国内高水平的教学与科技人才。

见过喜欢数学的和有数学天赋的，但天生就有数学基因、并对数学挚爱到一生一世都无法割舍，还祈祷来生好好去中学，一定要教出几个数学天才的，怕也只有邵汉光了。

他家中有许多数学书籍：整套的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数学物理方法》《柘朴学》《泛函分析》等。还有解放前英文原版的数学书，有一套五大本的《代数学辞典》《几何学辞典》……

在他家，见到一本已经泛黄的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十七日版的《中等教科平面三角法》，定价大洋六角。连江陈义编辑，科学会编辑部发行，商务印书馆印刷。他说那是父亲留下的。

退休后，他每天都要做几十道题，当作是种很享受和满足的大脑运动。有人形容王室的贵族，是衔着金勺子出生的。那他就是背着圆周率来到人世间的。

有时，他还非常乐意做些不起眼的、没有任何报酬的事情。

1977年，海淀区教委寄来了一套《物理教材复习题》，是提供给参加大学考试学生的复习资料。他收到后，用一个星期，审查了复习资料，还全部做了习题。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屋子里，他干脆放盆水擦汗。不过，他多少还是有些纳闷：“海淀区教委是怎么知道我的？”后来才知道，是曾在咱们学校“支左”过的军宣队领导，到海淀当了副主任后推荐的。

退休后，院子里的孩子们考大学时，上门来请教辅导数学和物理。他们有的叫邵伯伯，有的叫邵爷爷的，他都热情接待。义务辅导多了，他越发觉得应该在孩子们打基础的中学时代，就好好地引导他们掌握怎样学习数学的方法。

他一再重申：下辈子，我一定要去中学教教数学，好好培养些天才孩子。

走进他的家，楼上楼下到处是书橱，甚至凉台上也是。书橱的每层都前后摞着两排书，那种满屋溢出的书香，让人非常舒服。他现在又开始成天在阅读文学作品，说要恶补文学知识。已经用六年时间，在创作一本家族历史变迁的故事，是那种章回小说形式的。

他使用的计算机是带传真、扫描打印一体机，很超前。

生在温州、长在水乡的他，因了南国秀丽风光的滋养，还是挺浪漫的。

他在创作的小说中这样描绘了家乡的景色：“……汉光等去码头上等候父亲乘坐的小船时，总是喜欢向西眺望。傍晚时分了，许多船只，由西向东顺潮水而下。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秋日的晚霞映红了天际。金色的江水，一波推着一波，向东流淌着。小舟上的船帆被风吹得鼓胀着，偶尔上下飞舞的海鸟在白帆旁盘旋。此时此景正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他又是内敛含蓄的。

1978年1月，他受杨以涵委托，代表我校参加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并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接见。那张长长的照片，如今放在楼上书橱后边，落满了灰尘。

联系采访他时，他很客气。却一次次地表示：“我没做什么，又退休多年了。你们还是写写那些值得写的老教授和优秀的老职工们吧！当我向马克思报到时，说我有个四六开，及格，就心安理得了！”他的婉拒看似绵软，却那么坚持。只好委托北京校区离退办的秦卓贤处长一次次找他。可是没有效果，我们都挺失望的。后来，在不同场合，听许多人谈起他，口碑都特别好。于是，本已绝望的我，还是那么不甘心地想再碰碰运气。

可能是由于9月13日上午，学校在北京校部召开了校领导与老教授们的座谈会。那个下午，电话里与秦老师又谈及这事。秦老师有点不确定地猜测：“我觉得你就直接去，邵先生不会拒绝的。”我匆忙从F座冲到D座秦老师的办公室，托秦老师的福，再次与邵汉光联系时，他的语气果然有所松动。他许是有些累了，终于说了句：“那你来吧！”还没来得及庆幸，他话锋一转：“你具体要问什么？”这就是学者风范，他做什么事情都那么严谨、学术。他需要事先了解你的想法和意图，我赶紧随口说了一堆自己都不记得的问题。

是啊！我想在一位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生研究的今年83岁（现在是91岁了）的老先生那里，究竟知道些什么故事呢？当我敲响他的家门时，没想到，他竟是一夜辗转未眠。只见他拿出了回答我那堆问题的又贴又补、亲手写的提纲，还有已经打印好的片段……

看着他手写的七大点，有的小点再细分出ABCDEF点，还有打印的资料，他的认真和细致，让我为叨扰他的睡眠很有些不安和内疚。这几天，把初稿传过去，请他校稿。才知道他血压真的高了，搞得我十分不好意思。与他这样的老人接触，你会发现其实一切非常简单。

为什么选择学工？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不少：“八年抗战期间，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在我的家乡杀人放火。这种国家受欺凌之恨是无法忍受的。我们要强国，就要搞建设。”还有就是从小受家庭影响：不从政、不经商，只有读书做学问或者靠劳动生活。

为什么您说的“好吃的”，就是梨和苹果这样普通的水果？对于我们，这些就够了，它们就是很好吃的东西。

为什么您这样深爱数学？数学世界太奇妙了，吃透了里边的玄机和解析，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运用数学去解释。

邵汉光先生，您尽情地享受在数学天地里的遨游吧！

您单纯、清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不仅得以品味渊博知识和傲骨并存的“士大夫”遗风，同时感知着人类精神层面的高贵和凝重。

邵汉光在学生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为此，我采访了崔翔。

崔翔教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第一次见到邵汉光时，还是读大三的崔翔同学。他们当时是学校重点培养的电工师资班学生，将来要分配到水电部各高校担任电工师资。因此，课程的广度、深度和难度都高于普通班。

邵汉光的课是60个学时的《电磁场提高课》。授课时，他讲授了电磁场学科最新的知识以及数学方法，很有新意。用崔翔今天的评价是：“是上先生的课后，才开拓了我的视野、找到了差距。觉得受益很大，感触很深。以至于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电磁场。”

2013年国庆长假前夕，崔翔刚刚从上海回京。我在信箱里询问：“您几时有空？请告诉我邵汉光先生教您时的事情。”崔翔迅速答复：“这是我的又一位恩师。”称他为“恩师”，于崔翔是感佩于心灵深处的。

在崔翔人生转折的几大节点上，邵汉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关爱、惜才和培养，是极具目光和敏锐的。当然，崔翔学业的出类拔萃和人品的优秀，也值得他如此的牵挂和用心。

崔翔考研时，总分在报考我校北京研究生部的学生中第一。但，英语不及格并低于英语录取分数线。看到其他同学已经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后，在英语不及格还拿到第一的成绩面前，崔翔当时心灰意冷，开始做留校准备了。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突然接到了北京研究生部的录取通知书。后来得知，是因为邵汉光对这位优秀的学生印象深刻，实在不愿放弃他，他到处去游说：“这可是个人才啊！我们真的不能轻易错过。不要等有一天，我们都会后悔和遗憾。”研究生部的领导被他语重心长的游说打动了，他们一次次去找北京教委和招生办。最终，北京市那年据说一共只破格录取了两名研究生。

崔翔就这样有幸走入他的门下，开始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这事大概当时在学校还挺“轰动”的。搞得崔翔到了北京研究生部报到后，几乎所有见到他的老师都和早就“串通”好了似的：“你就是崔翔啊！别的课程你就不用学了，好好学习外语吧。”

崔翔是幸运的，他幸而遇到邵汉光这样惜才到敢于一次次去争辩、抗衡，又有幸遇到同样惜才的校领导、遇到终于能够有勇气冲破录取体制，去尽一切可能挽留住人才的一群智者们。

来到邵汉光身边的崔翔，又被他推荐给了张金堂先生培养，大家当时是一个课题组的。他对崔翔说：“你去张先生那吧，他数学功底深厚，电磁理论坚实，英语一流，虽不在我名下，但我们集体指导，这样更有利于你的成长。”

他对人才的培养，是着眼于长远的。

1982年，快放暑假的一天，邵汉光对寒假入学的他的学生王敬国、薛静、李近溪和崔翔四人说：“送给你们每人一本电磁场英文经典名著，利用假期时间研读一遍。”

崔翔很听话，认为先生的话是不能打折扣的。酷暑时节，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做题。书中的很多题太难了，习题后面提示要参考五十年代发表在《静电》杂志上的有关论文。崔翔好歹做了专著中三分之二的习题。开学时，崔翔感觉自己要挨批了。硬着头皮拿着厚厚的一堆习题解答去找他。邵汉光笑了：“我也不见得都会做。但，就是要你们了解国际先进水平，开阔视野。”

通读了这本著名的电磁场专著，为崔翔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功底。

崔翔也是个很执着的人，当年没有做出的题，却一直挂在脑子里。十年后，他在参考了一本1925年版的德文参考书中公式后，终于将那道题证明出来了。

因此，深受邵汉光影响的崔翔，在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讨论中，建议要加上的一条就是：读学科名著，读最权威的学科名著。他用切身感受的体会解释：“这种经典名著的阅读和学习，对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训练，对于打牢学科基础是非常必要的。”

理科和文科，原来一直以为是相去甚远的两个不同世界。

可，我对文科学习的理解，也是大量地阅读，读经典名著。这样，你才可能在人物和故事发生的独特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邵汉光说服研究生部领导，花钱从北京邮电学院聘请知名教授，为崔翔他们4名研究生讲授《有线传输理论》。还送他们到北京邮电学院有线传输实验室，独立设计和进行实验，包括当年最前沿的光纤通信实验。针对学生特点，他还为每名学生安排了为期一学期的电磁实验，有利用微波分光仪开展的电磁波实验，有利用导电纸的轴对称电场分布实验等。

崔翔回忆，正是通过这些环节，奠定了他们的高频电磁理论基础，了解到包括光纤在内的各种有线通信技术。既打牢了理论基础，又培养了动手能力。

邵汉光培养学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信任和鼓励。

当时，全国最大的沈阳变压器厂，正在研制我国首台500kV单相电力变压器。鉴于邵汉光在电磁场数值计算方法的学术成就，厂方希望他派人去协助研制。

他对崔翔很信任：“你去吧！相信你能完成。”作为刚刚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学生，崔翔当时压力很大。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攻关，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研究任务，也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次参与研制的过程，不仅对崔翔今后的成长很有利，还使得他从此坚定了科学研究一定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信念。从此，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硕士毕业后的崔翔，一心想做名好教师。北京研究生部当时没有本科生，崔翔就选择回到保定电力系做助教。正常上课两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邵汉光的长途电话，让他第二天赶到中科院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简称401所）参加博士生考试。

第二天，邵汉光和张金堂先生也赶到了所里。原来，是邵汉光直接做主，将崔翔推荐给401所我国著名加速器物理专家谢羲先生做博士研究生。这样，1985年寒假后，崔翔成为77级最早的一批读博的学生。

博士毕业后的崔翔，回到保定电力系工作，继续开展电磁场研究。

这以后，邵汉光经常乘火车，到保定来指导崔翔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来时，就住在条件简单的单身楼里。他的弟子，有的去了清华、有的去了国外。而保定的这批弟子，还都在踏踏实实地做着事情。这让他很自豪、很欣慰……

想来邵汉光晚年最大的快乐和成就感，也是看到这样精心培养的学生，正承载着先生的理想，在获得辉煌成就后，依旧负重前行，从未退却！

2013年《华电记忆1》，全文发表了采访邵汉光先生的文章。

2021年的春天了，京城到处飘逸着花香，校园里也可以自由行走了。

时隔八年，再次修改当年的文章，是为了电力系网站的“杏坛春风”栏目，崔翔建议使用“我校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创始人邵汉光先生”为题。他的理由是：关于题目，我的本意是强调邵老师为我校建立了“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邵老师原来是动经专业的，随哈工大电力系整体并入北京电力学院后，动经专业并入我校动力系，不在电力系。邵老师之所以来到电力系，是因为文革期间学校停办动经专业后，邵老师才由动力系来到电力系。所以，邵老师为电力系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这个题目太“学术”了，我们做的是人物报道，所以还是想坚持用原来拟定的“邵汉光先生与他的学生们”。

很想再与已经91岁的邵老先生聊聊。

可电话始终打不通了，赶到小营他的家门口，也敲不开家门了。问了院子里的人，说这段时间他不下楼散步了。还是崔翔联系后得知，他是因腹泻在医院输液，不便交流。为此，他委托崔翔，将去年学校为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举办的90岁纪念座谈会上他的发言稿转给我，权且作为对他的采访。

邵汉光在发言中重点谈了两点感想、一点建议：

第一：我是1961年9月随哈工大电力系，整体并入北京电力学院的，至今已经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了59年，全面见证了学校的飞速发展。我们来时，学校只有电力系、动力系和基础部，主要培养电力网和火电的运行人员，业内影响力十分有限。今天，学校已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电动两个专业进入A级行列。学校形成了面向能源电力及环境产业完整的“大电力”学科体系，成为教育部一所特色鲜明的行业大学，办学成绩巨大，我特别高兴。

第二：当前，气候变化对人类影响，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由此推动了人类用能的革命，开发可再生能源并转换为电能的用能革命，为能源电力行业提供了巨大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空间。作为能源电力特色的华北电力大学，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学校主动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我相信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广大师生员工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创造出新的辉煌！

他的建议是：我认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学校再上新台阶，最关键的还是高水平的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这些人才必须是国际性的，至少应该是国内尖端性的。这不仅是我校的短板，也是十分困难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培养和积累。这既要靠自己培养，也要靠外部引进。我也没有具体的破解良策，只能从宏观上建议：一要进一步高度重视，二要进一步营造环境，三要进一步大胆使用，四要进一步创新机制和特区。

老先生的发言，充满着对学校发展的期待与关切，饱含着一位学者的认真思考和责任感！相信他的鼓励和渴望，他的理想和瞻望，终将会在一辈辈学生的传承和努力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