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属于“老五届”，毕业后留系任教。1970年下半年学校抽调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法律系和哲学系的部分教师到伊通县办大文科短训班，我作为青年教师之一参加了此项工作。该班招收的学员是县属各单位和各公社的基层干部，主要学习内容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及马列的几部著作。我在大学虽然上过哲学课，但原著读得很少。这次在教学过程中，跟随老教师边学边教，先后经历两个班的完整教学过程，学了不少知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矛盾论》中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所作的深入浅出的分析，而这些分析在我以后解决教学和科研中的各种问题时，则时时提醒我、启发我，使我感到那一段时间过得也别有生趣且终生受益。

打基础：初识考古

1972年我回到学校，当时历史系正在筹建考古专业，专业教师短缺，系里将我安排到考古教研室，并决定派我和另一名教师同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修。我所进修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指导教师是宿白先生。我得知此消息后很高兴，因为大学六年仅读了两年书，现在又开始新的学习，而且是名校名师，机会难得。1973年初开学不久，我到北京大学同宿白先生见面后，他给我制订了进修计划，一是跟随北大72级考古专业学生听课和参加田野发掘实习，二是读书和整理专题材料。从此开始，一直到1975年暑假，我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参加了一次完整的田野考古实习。那次实习是发掘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指导教师是俞伟超先生和湖北省考古队王劲队长。我随测绘老师最早进工地，第一次见到如何使用小平板测绘仪。布方过程中，俞先生又给我讲有几种方法，如何编号。我所负责的探方在城墙上，但遗迹现象不清楚，而在发掘区旁边有一条水沟正好穿过城墙，一次雨后我无意中发现水沟壁上的城墙夯层痕迹，用手铲一刮，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后来出版发掘报告，城墙剖面图用的就是这个水沟壁上的城墙夯层图。商代遗址发掘结束后，其他师生都撤点了，我又留下挖了一个小型六朝砖墓，一边挖，一边对照相关考古简报。所有这些至今仍历历在目。

勤实践：助力科研

1975年暑假我回到吉大后，马上投入教学和实习。当时我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用的是当时北大为考古训练班编印的教材，内容比较简单，所以前三次讲课我有计划地将以前发表的重要的考古报告和论文查阅了一遍，逐步充实到讲稿中去。1977年吉大考古教研室编写《工农考古基础知识》，我执笔“魏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两章，是在我的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实习方面，1976年我带领部分1973级学生参加集安高句丽墓葬的调查和发掘。1977年又协助其他老师指导1975、1976级学生发掘黑龙江省东宁团结遗址。该遗址下层是汉代沃沮遗存，上层是渤海平民居住址，都属于该类遗存的国内首次发现。发掘后期，我又带领几名学生发掘了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1980年，我带领1977级部分学生参加了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上京及其周围古代遗迹的考古调查，之后发掘了渤海砖厂遗址。

经过几年的积累，80年代我开始撰写报告和论文。其中《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发掘简报》在《考古》1982年第3期发表，简报中介绍的第一号墓，结构、葬俗复杂，发现人骨多达16具，一直到今天仍被学术界作为一种典型的渤海墓葬来引用，现在看简报中的文字和插图还有可再加工之处。1981年中国考古学会召开第三次年会，我提交了一篇《渤海王室贵族墓葬》论文，会后被收入年会论文集（1984年出版）。当时国内学术刊物恢复不久，数量也很少，我还是一位考古新兵，全国学会论文集上收入年轻人的文章是很少的。1985年我在《文物》第5期发表《高句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论文，四耳展沿壶是高句丽的典型陶器，文章发表之后，该器物又不断发现，其具体研究也在不断细化，但是当时的型式分析至今仍是重要的参照。1987年我在《考古学报》第3期发表《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积石墓是高句丽墓葬的两大类型之一，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文章提出划分积石墓的具体类型要从墓葬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方面去考虑，特别是提出内部结构从石圹到石室的转变，所表示的是时间的早晚，此观点目前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采用。

勇担当：著书立说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正式申请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国家教委“七五”青年基金项目“高句丽考古”。申报之前，国家教委社科司领导曾来吉林大学考察指导，我当面汇报了个人的研究内容，但是可能由于名额的原因，我的项目没有报上去。论证会前，我突然收到国家教委电话，让我马上去北京参加项目论证。到京后我才知道是社科司领导指示给我打的电话。这是国家教委第一次评审青年基金项目，全国高校一共评出十几项，东北高校共3项，吉林大学占2项。项目经费分3000元、5000元、8000元三个等级，因为是考古项目，特例一万元。该项目成果，即1994年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句丽考古》，该书出版后不久，即被韩国的一个学术部门翻译。

此后，我连续申请承担了教育部重大委托、博士点基金和吉林省社科规划等几个项目，大都与高句丽、渤海考古有关，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参加了数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准备开始编写《渤海考古》。2000年文物出版社朱启新先生来信，说文物局正在筹备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希望我承担《高句丽遗迹》的编写任务，并说这是宿白先生的推荐意见。于是我把《渤海考古》的编写准备暂时放下，将精力集中到高句丽。之前我编写《高句丽考古》时，由于材料发表少，个人整理不够，所以关于高句丽山城的内容只写了一节。这次我集中大段时间将山城的材料详细地整理了一遍，专门写了一章。《高句丽遗迹》于200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因销路很好，后来又再版。本世纪初为准备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吉林、辽宁两省对集安、桓仁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版了几本大型报告。前几年我又把这几本大型报告的材料和其他新发表的材料进行了详细整理，已充实到原书稿中，准备再补充一部分插图，争取出版《高句丽考古》增订本。文物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编辑《高句丽遗迹》的过程中，知道我在准备编写《渤海考古》，就主动约我还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经几年编写，2007年上半年交稿，2008年出版。该书是我国渤海考古方向的第一部综合著作，也是我30年来从事渤海考古教学和研究的总结。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和好评，为此我又先后买了100多本赠送国内外同行。

21世纪初，国家开始申报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我应邀参加了遗产申报、检查、验收和培训等多项工作，并受上级有关部门指派和学校领导派遣，参加国家代表团，先后出席了2003年、2004年在巴黎和苏州召开的第27、28两届世界遗产大会，还全程陪同世界遗产专家日本九州大学西谷正教授圆满完成了对桓仁、集安高句丽文化遗产的考察。2004年我国申报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最终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该遗产项目是我国数十项世界遗产中分布于东北地区的唯一完整的一项，其重要意义和影响非其他遗产可比。在申报前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委会和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致信给吉林大学，对我的工作予以表彰，向学校表示感谢。在此期间我还应邀为吉林省省委理论中心组及其他有关部门作了几场专题报告，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撰写了十余篇咨询报告。多年来我从事高句丽渤海考古工作，只是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而现在能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些工作，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为人师：授业解惑

简单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主要体会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教学与科研是学校和教师的两项主要工作。这些年我招收了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含两名韩国留学生），同时还指导过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校的数名博士进修生，但是本科生的课程我始终没停。教学和科研对于教师而言，有时在时间上会发生冲突，但从长远考虑，二者是相辅相成不矛盾的。我多年的体会是，上好一门课，尤其是本科基础课，备课、讲课，不只是为学生打基础，同时也是为教师本人打基础。记得1980年代去北京参加项目论证时，作为评委的高清海先生为我们做报告时讲，搞研究写文章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别人的语言说别人的话，第二个层次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第三个层次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话。此话代表了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的寄托和期望，写文章是这样，上课同样是这样。我给本科生主要讲过三门课，第一门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第二门是“高句丽渤海考古”，第三门是“中国古代建筑”；第一门可算第二个层次，第二门够得上第三层次，第三门只能是第一层次。教师在备课、讲课的过程中，会发现本研究方向发展到什么地步，有哪些问题解决了，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为个人研究、写文章出了题目。反过来，当把某个问题研究明白了，又写成文章，再把研究成果充实到课程中去，课程质量肯定会提高一步，而且讲起来也会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作者：魏存成，系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匡亚明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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